鄭永年：中國如何打破美國“國際秩序”定義權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撰文指出，國際秩序的變遷和國內秩序的變遷道理是一樣的，即既得利益不會放棄自己的利益而進行改革，只有到了新的利益形成，對既得利益產生足夠壓力的時候，舊的秩序才會發生變化。中國可以和這些中等國家發展具有實質性的關係，從而增加美國對中國的信心，繼而對其產生壓力。在面臨足夠大壓力的時候，美國才會轉變。國際政治是很現實的。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近代以來，在構建現存國際秩序的過程中，西方尤其是美國扮演了主導角色，因此也一直擁有國際秩序的定義權。

美國的這種定義權一直在影響和主導著美國和其他大國的關係。什么叫“國際秩序”？什么叫“區域秩序”？“區域秩序”和“國際秩序”之間的關係是什么？所有這一切似乎都是美國說了算，其他國家只能跟著美國走。一旦美國認為其他國家偏離了其所定義的國際或者區域秩序，美國就會以為這些國家是在挑戰現存國際秩序。如果是美國所不能接受的，就會加以施壓或者打壓。

在國際責任方面也是這樣。盡管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大國，也在竭力承擔自己所定義的國際責任，但美國不以為然。如果其他國家所認同的國際責任和美國所定義的不一致，就會遭致美國的壓力。對美國來說，其他國家承擔國際責任，就是向美國負責。

實際上，美國的這種定義權也一直延伸到其他國家的內部秩序。西方是近代“主權國家”概念的發源地，從原理上說，這個概念意味著，主權國家一律平等，任何國家不得干預另一個主權國家的內政。但在實踐層面則相反，西方的主權國家有強大的動力，去“同化”其他建立在不同文明和文化之上的“主權國家”。

美國要把其所認知的“人權”和“自由”秩序延伸到其他國家，並且美國也非常隨意地從自己的意識形態出發，去界定其他國家的性質，民主、專制或者其他的。對美國不認同的內部秩序，美國會想方設法去改變甚至推翻它。多年來，美國各種政治勢力在其他國家推動各種“顏色革命”，其目標就是要改變其他國家的政權。

美國掌握了定義權，也就是說，不管在這些方面美國采取什么樣的國際行為，總能向其人民或者國際社會證明其合法合理性。國際秩序的定義權是美國外交軟力量的核心部分。無疑，定義權包含著深刻的道德意涵，這種道德意涵證明著美國的行為，甚至是戰爭的“正義”性質。

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在這方面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說，這種情況不可避免。近代以來，西方塑造國際秩序，其話語權也很自然占據主導地位。基辛格博士著《國際秩序》（world order）一書，有三點關於國際秩序的觀點值得注意。

第一，世界上從來就不存在一個秩序，而是多個秩序共存的，無論是建立在宗教之上的秩序，還是帝國，或者后來建立在主權國家之上的秩序。

第二，每一個文明都有其自身的不同於其他文明的國際秩序觀。因此，一個文明崛起而占據主導地位了，其國際秩序觀必然影響其所建立的國際秩序。

第三，自近代以來，西方所建立的國際秩序一直占據主導地位，從西方傳播到世界其他地方。不過，盡管西方主導世界是一個事實，但這並不意味著西方的秩序是唯一的秩序。各個區域都在出現不同形式的區域秩序，對國際秩序產生影響。

非西方世界“自愿”接受界定

西方國際秩序話語占據主導地位的另外一個原因，在於非西方世界的“自愿”接受。非西方世界接受西方所界定的國際秩序，主要出於幾個因素。

第一，出於利益因素，即接受西方定義的國際秩序或者處於這個秩序之下能獲得很多利益。

第二，即使不滿意這個秩序，但既沒有力量挑戰這個秩序，也沒有力量建設自己所認同的秩序。

第三，即使有力量挑戰，但找不到有效的替代秩序。前蘇聯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以失敗告終，原因在於沒有有效的替代秩序。

非西方世界接受西方所定義的國際秩序，還有深層次的思想根源。二戰之后，很多國家獨立了，但只是領土的獨立，各方面的精英人物的思想和思維是被西方“殖民”的。

中國在過去30多年來迅速崛起，開始對區域甚至世界秩序產生巨大的影響。有評論家認為，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這可能簡單地把美國主導世界的邏輯置於中國之上。

但誠如基辛格所言，中國必然要對21世紀的國際秩序產生巨大的影響，甚至重塑現存國際秩序。不過，在這方面，中國面臨巨大的挑戰，主要是要處理自己和現存國際秩序之間的關係。

在中國和現存國際秩序的關係而言，有幾個方面已經是不言自明的事實。

第一，中國的崛起是在現存國際秩序內部的崛起。中國實行開放政策，把自身融入到現存國際體系內，並在這個體系中獲得很大的利益。第二，中國在這個體系內部扮演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已經具備足夠的能力重塑這個秩序。第三，中國也具有了足夠的能力來倡議或者建設新的區域秩序。

這三方面的因素都在影響著中國和外在世界的關係。現在的情況是，盡管中國是第二大經濟體，在世界經濟秩序中舉足輕重，中國需要更多的國際空間，但現存秩序（作為既得利益者）並不愿意提供。例如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里面的權限，就因為美國國內因素而受到極大的限制。

在這樣的情況下，無論從增進自身的利益（可持續的發展），還是從履行更大的國際責任的角度，中國有必要利用自己所擁有的能力去倡議和構建區域秩序，例如“一帶一路倡議”、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和金磚國家銀行等。但中國的這些努力，又被美國定義為要取代和挑戰現存國際秩序，往往導致中美之間關係的緊張。

面臨這種局面，中國必須找到有效的方式來回應美國的國際秩序定義權。被動的回應階段已經過去，因為經驗表明，被動的回應做得最好，也已經遠遠不夠。要在互動回應，中國至少可以做三方面的事情。

第一，中國要繼續在現存國際秩序內部扮演一個重要角色。中國並不是現存國際秩序的革命者，而是改革者。中國無意把激進的變革引入現存國際秩序，而是要在內部和其他國家共用國際空間。這一點非常重要。不管怎么說，現存國際秩序是中國和其他國家互動的平臺。實際上，中國一直在追求現存國際秩序的改善。

構建自己的國際秩序話語

第二，中國需要構建自己的國際秩序話語，這個話語要說清楚兩方面的事情，即一方面說明中國為什么要倡議新的區域秩序，另一方面說明這些新的區域秩序和現存國際秩序之間的關係。中國開始倡議新的區域秩序具有多方面的因素，例如具有了這方面的能力，實現內部可持續發展，承擔更多的區域責任來謀求區域的共同發展等等。不過，中國必須向外界（美國）表明，這種所構建的新區域秩序，並不是要取代現存國際秩序，而是作為補充。

實際的情形也如此，中國所建設的aiib不是要取代世界銀行和亞行，而是承擔諸多世界銀行和亞行不能承擔的責任。即使從長遠來看，中國所建設的區域秩序具有了國際影響力，中國也無意取代現存國際秩序，而是作為另一個選擇。中國是通過開放的方式（也即開放的區域主義）來建設區域秩序的，這個條件本身就使得區域秩序表現為開放性、參與性和國際性。

如果能夠從話語層面，把這些說清楚，中國所面臨的壓力就會小一些，少一些。不過，話語與其說針對美國，還不如說是針對其他國家。中國現在所面對的美國，盡管處於相對衰落狀態，但很難調整其意識形態，要繼續維持其霸權地位。

中國盡管沒有要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但中國的一舉一動都會被美國視為是在挑戰美國。這么多年來，盡管中美兩國的合作空間越來越多，越來越大，但兩國的政治信任程度仍然很低。這和美國恐懼中國的心理緊密相關。因此，中國如果要和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管控好美國復雜的心理非常重要。

第三，在建設新秩序的過程中，中國要和美國的一些傳統盟國建立更為緊密的關係，從而化解美國的阻力。建立新型大國關係至關重要，因為這是一個關乎戰爭與和平的大問題。不過，如果從正面做受到美國的抵觸，便要迂回進行。

從aiib的創始和發展來看，中國是可以通過開放的方法，來找到其他更有效的途徑。aiib之初，就遭到美國及其盟友日本的強烈抵制，但在英國加入aiib之后，其他西方國家紛紛加入，從而也促成了美日轉變態度，至少沒有那么反對了，並且包括世界銀行和亞行在內的國際機構，也轉變而持合作態度。

就是說，中國可以從英、法、德、加拿大等中等國家入手，來促成美國的轉變。今天，這些中等國家有幾個基本特征。

第一，它們和中國沒有直接的地緣政治利益衝突。盡管中美兩國之間也沒有直接的地緣政治利益衝突，但一方面是因為美國的國際野心，另一方面因為美國的同盟關係（日本、菲律賓等），中國和美國利益的衝突是顯見的。第二，這些國家已經沒有很大的國際野心，要在國際事務上扮演重要角色。很多年里，外交事務已經不是這些國家的重要事務。第三，這些國家今天關切最多的還是國內的發展，尤其是經濟發展。第四，這些國家盡管有時也講“人權”之類，但這是虛的一面，實的一面是國際經濟活動。第五，這些國家都不會放棄中國的巨大市場，都希望和中國深化經濟關係。所有這些特征，使得中國和這些國家可以找到更多的共同利益。

國際秩序的變遷和國內秩序的變遷道理是一樣的，即既得利益不會放棄自己的利益而進行改革，只有到了新的利益形成，對既得利益產生足夠壓力的時候，舊的秩序才會發生變化。中國可以和這些中等國家發展具有實質性的關係，從而增加美國對中國的信心，繼而對其產生壓力。在面臨足夠大壓力的時候，美國才會轉變。國際政治是很現實的。（文章來源：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