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天龍：企業應如何優雅地“干涉”美國內政

   作者游天龍系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司法研究博士生 作者授權和訊網首發

以色列駐美國大使羅恩·德爾默最近很忙。

自奧巴馬政府和伊朗達成核協議以來，他就一直奔走於美國政壇兩黨各派系之間。他先是和一個親以色列的福音派利益集團“基督徒團結為以色列”見面，向他們指出這個協議不會帶來和平只會帶來戰爭；然后又邀請了一群共和黨鷹派議員，希望這些議員能抵制奧巴馬的這個協議在國會通過；接著又私下聯絡了一批國會民主黨議員，鼓勵他們不要害怕反對自己的總統，要勇敢的殺死這個協議；甚至他還接觸了奧巴馬在國會的鐵桿，國會黑人議員黨團，試圖軟化他們對以色列的強硬立場......在過去的近兩年時間，他陸續和超過350名眾議員和85名參議員見面，圍繞伊朗核問題團結起反奧巴馬勢力來阻撓美伊這個歷經12年談判方取得的成果，而他很可能會笑到最後。

在這里，一個僅有八百萬人口的小國的大使通過公開的，積極的，大量的活動來影響世界唯一霸權國家的外交政策。而他在華盛頓並不孤單，不僅英法德日等美國的盟國在各種場合表達自己國家的訴求，連很多拉美和歐洲的小國都有各自的渠道試圖從與美國的關係中爭取自己的利益。而這種對別國政策施加影響的努力也並不僅僅發生在美國，就在中國這樣的事情也天天都在發生。前不久亞洲協會主席，前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就對美中關係發表演講，就中美繼續接觸對話進行努力；而美國前財政保爾森也往返於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甚至出了一本書告訴美國人如何與中國人打交道；而打開微博微信，世界各國政要，各種官方非官方的機構都有自己的認證賬號，借此向他們的中國訂閱者發出自己的聲音。

相比於其他國家的活躍，試圖與美國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中國顯得過於安靜了。隨著我們中國企業越來越多的來美國開拓市場，中國資本越來越多的來美國投資，中國民眾越來越多來美國求學訪問旅遊，把中美關係僅僅局限在政府層面的對話是遠遠不足以捍衛我們企業的利益，人民的安全和資本的回報。在這個新形勢下，如何全方位的對美國政策制訂過程施加影響就顯得非常必要，而在這里我們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

企業應積極游說美國政府

在美國如果做生意做大了要繞開政府也幾乎是不可能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微軟當年的遭遇。20世紀末微軟被司法部反壟斷調查，面臨政府將微軟一分為二的絕境。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當時跑去華盛頓上下疏通急於自救，“好心”的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國會眾議員就赤裸裸的給他“指點迷津”：如果微軟不在游說上投入巨資，那么微軟就永遠都會在國會山被“妖魔化”。一語驚醒夢中人，比爾蓋茨馬上就給華盛頓游說資金翻了四倍，雇傭了最專業的政治顧問在國會合縱連橫，最後國會給司法部施壓，反壟斷調查不了了之。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沃爾瑪身上，一個國會議員就明著說“他們不給錢，在國會就沒有人代表他們的利益”。改弦更張的沃爾瑪也馬上乖乖捐錢納款，在總部專門設了戰略辦公室，每次選戰都大撒鈔票。如今國會上下都是自己人，也就沒有人天天追在他們背后說“血汗工廠”。前幾年蘋果因為富士康的事情被各路媒體批評，但這或許可以從蘋果與華盛頓的關係看出一點端倪：1989年到2014年蘋果一共才捐了2289090美元，對比之下微軟的員工2011年一年就捐了722000美元。后來者如谷歌，更是打一開始就在華盛頓砸巨資，不然憑谷歌搜尋，郵箱，瀏覽器和視頻等市場上的地位他們肯定難逃司法部調查。

不僅美國企業在政壇四處“投資”，就連外國企業也不例外。2000年至2010年期間，外國企業通過在美國的分公司和雇員累計為美國兩黨及候選人捐款六千萬美元。而且自高院對捐款上限解禁以來，外國公司的捐款呈快速上升的趨勢，僅2009年一年就砸下一千兩百萬。外國企業不僅給候選人捐錢，還聘請華盛頓的游說公司兜售他們所支援的政策，僅2008年一年就在游說上花費兩億美元。而如今外國公司的影響力也不僅限於國會，還蔓延到了總統候選人和政府要員的層級。2012年加拿大某保險公司在大選前五周突然給羅姆尼砸下百萬美元，而最近美國媒體更是爆出希拉里在擔任國務卿期間其個人的基金會收受包括俄國鈾礦企業在內七家外國企業數千萬捐款，而該企業居然能買下北美最大的鈾礦場這一核戰略資源幫助俄國控制了世界鈾供應鏈。

相比之下，雖然中概股進軍美國也有十來個年頭，中國對美出口和在美投資也都是天文數字，阿里巴巴去年上市更是在華爾街搞了一個大新聞，可大多數中國企業在這方面下的功夫卻很有限。就以海外上市企業為例，中概股多年來屢屢被證監會調查，因為各種問題被做空機構圍剿。雖然這些企業的確有各種各樣的違法違紀問題，美國監管部門也非栽贓陷害，但這里面很可能存在選擇性執法的問題，因為美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龐氏騙局就發生在證監會的眼皮底下。早在21世紀初證監會就收到了針對麥道夫的舉報和證據，可是在金融危機讓麥道夫紙包不住火之前，證監會都沒有對這個五百億的騙局采取任何行動，這恐怕和麥道夫多年來給各級民選官員數百萬直接間接的“打點”分不開關係。

而我們的眼光也不應局限於華盛頓，全美各地的政治規則都是大同小異。如果中國企業如果能加深對美國政治規則的了解，完全可以用“提供就業”，“推動經濟”和“招商引資”作為籌碼和各州政府進行談判為自己爭取最有利的政策環境，那些為求連任甚至有志白宮的州長們肯定不會放過這些能為自己政績加分的項目。但可惜的是，雖然最近幾年中國資本對美國投資大幅增長，但經濟實力並沒有轉化為政治影響力，沒有讓美國人感受到他們的工作生活等各方面因為中國的投資而發生的變化，更沒有讓美國各級別政客認可中國投資對他們政治前途的貢獻，反而出現了中國花大錢惹來美國政府警惕和民眾敵意的最糟糕結果。

政府應建立並加強與國會議員的關係

其實不僅外國企業在美國政壇左右逢源，外國政府在美國“政治投資”也是歷史悠久。

繼續以克林頓基金會為例，給他們捐款超過一百萬的捐款人中有三分之一是外國政府，這其中就包括阿爾及利亞這樣在人權方面臭名昭著的國家。席卷中東北非的“阿拉伯之春”導致阿爾及利亞的兩個鄰國突尼斯和利比亞先后陷入內亂，本·阿里和卡扎菲兩個獨裁者一死一逃，可自1999年起就在阿爾及利亞搞獨裁的阿卜杜勒-阿齊茲·布特弗利卡卻在風波中安然無恙，這恐怕和他們花巨資請游說公司一年12次和希拉里的國務院密切接觸離不開關係。

在阿拉伯之春幸存下來的獨裁政權也不止阿爾及利亞一家，沙特，阿聯酋，卡塔爾，阿曼等君主國也都給克林頓基金會幾百萬幾千萬的砸錢，而以上各國的人權狀況恐怕未必陷入內亂的利比亞，埃及，敘利亞等國好多少。連澳大利亞德(300296,股吧)國加拿大等盟國也沒有例外，雖然出手沒有中東土豪大方，但也為克林頓家族的全球性慈善事業做出貢獻。

克林頓家族的價碼可能比較高，但“收買”國會議員們的難度卻低的多。2009年華盛頓的游說專家威廉·尼克松在國會組織了一個“中亞關係連線”，旨在加強美國和中亞國家，特別是哈薩克斯坦，的關係。前后多達三十多位國會議員參與其中，並獲得了哈國政府的競選援助，而花在美屬薩摩亞的議員的連任競選上不過2400美元而已。為了報答哈薩克斯坦這位在任二十多年的總統，一位國會議員甚至提名其參加諾貝爾和平獎的評選。2014年美國媒體還爆出墨西哥商界巨頭通過皮包公司給捐款無上限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捐款五十萬美元的新聞，甚至民主黨國會競選委員會這樣的政黨官方機構也牽扯其中。

在中美關係的構建中，美國國會經常扮演反面角色：當尼克松訪問中國的時候，美國國會卻支援印度和孟加拉與中國在邊境對抗；當卡特與中國恢復外交關係的時候，美國國會卻通過了《台灣關係法》；當中國試圖收回香港的時候，美國國會卻在1992年通過《香港政策法》；歷史上大大小小的譴責，聲明，決議更是不計其數。可以說國會一直是中美關係的不穩定因素，我們過去一直重視與行政部門打交道，在這里吃了不少虧。但正如馬云說的，問題出在“錢沒給夠”。

或許正是我們在國會事務上的投入“欠賬”太多，美國的“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才會甚囂塵上。因為我們不給錢，這些國會議員就會被台灣，日本，菲律賓聘請的游說人拉走，最後對中美關係制造“雜音”。21世紀初駐美大使館只有一位負責國會事務的領事官，現在增加到十位，但這個規模與兩國深切復雜的經濟政治關係相比還是略顯捉襟見肘。而美國國會中美工作組也僅僅有56名國會議員參加，僅占全部議員人數的十分之一，且沒有固定和正式的組內日程安排，這和中美兩國關係的重要性極不相稱。相比之下，法國事務會議組卻有96人之多。與此同時，美國國會還有另一個對中國不甚友好的小組，“國會中國連線”，其成員大多是對中國崛起“表示關切”的共和黨議員。

當然，我們近幾年在這方面已經有了長足進步。2011年俄亥俄州國會參議員曾經威脅要給“操縱貨幣”的國家設立懲罰性關稅，奧巴馬迫於選舉壓力只好保持沉默，該議案在參議院63-35輕松過關。可經驗豐富的中國大使館全面出擊及時滅火，先是大使館的國會聯絡團隊對眾議院的議員們全面施壓，再去白宮試探訊息確保奧巴馬並不是幕后主導，然后發動包括中美商會在內多達68家美國各商貿機構游說反對該法案，並得到了波音霍尼韋爾等大公司的支援，還聯絡了一幫華盛頓頂級的游說公司出謀劃策，最後這個法案在眾議院連表決的機會都沒得到就胎死腹中，避免了一場貿易戰。在筆者看來，這比也門撤僑什么的難度高多了。

政府應支援美國高校與智庫對中美關係進行積極性研究

今年年初，美國知名的親華派學者沈大偉發表一篇頗有“中國崩潰論”風格的文章，引發兩國學術界和政界的軒然大波。但值得我們關注的並不是沈大偉的“倒戈”，而是為什么一直以來只有沈大偉一個親華派。

對比以色列，中國在美國智庫和學術界的影響力可以說太小了。在美國，幾乎稍微有點上規模的學校都有jewish studies（猶太問題研究）的本科專業，再大一點的學校還會有中東問題研究的專業，而各種項目，中心，課題更是多如牛毛，這背后都有世界各國的猶太裔富豪和以色列政府的巨額投資的支援。在美國頂級智庫，如美國企業研究所（aei），國家安全政策中心，外交政策研究院，傳統基金會，哈德森基金會，外交政策分析研究院，國家安全事務猶太研究院等等，都極度仰賴猶太富豪們的捐款。2002年布魯金斯研究院成立了“薩班中東政策中心”，以猶太媒體巨子薩班命名，而薩班曾對媒體說他“只關注一個問題，那個問題就是以色列”。而正是以色列在美國智庫近乎無以倫比的影響力，美國的中東政策很自然的受到以色列的極大影響，以至於不少政客認為美國外交政策被以色列綁架。

而另一個在美國高校影響力頗大的外國勢力就是以墨西哥為首的拉丁美洲，但因為涉及的領域非常廣泛，因此不如以色列那么顯眼。最常見的研究領域就是移民問題研究，這在紐約、加州、佛州、德州等幾個移民人口大州，恰好也是經濟大州，的幾乎所有高校都有一席之地。拉美研究則是另一個綜合性跨學科的研究領域，現在共和黨總統初選參選人杰布·布什當初就是德州大學拉美研究專業畢業的。因為移民問題不僅涉及國家安全和外交，也是一個敏感的國內政策問題，因此美國移民政策的變或不變對各方面都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效果，因此對此問題非常關注的墨西哥政府和商界也花巨資在美國“購買影響力”。

不僅是以色列墨西哥在美國政策制訂上享有特權，其他國家也以各種方式“介入”到高校和智庫的研究，前面提及的哈薩克斯坦就是個中高手。2008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一連出了三個研究報告，鼓吹哈薩克斯坦“新中產階級的崛起”和“國家治理的成功”等等，可這三份報告的出資方正是哈薩克斯坦政府。與其說這是學術中立的報告，不如說這是哈國借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打的一則廣告。考慮到其中兩份報告的“售價”不過五萬多美元，這則“廣告”可謂是物美價廉。

相比之下，雖然這幾年國內大力加強了對智庫的投資，各種智庫如雨后春筍般的涌現，但這些智庫大多並不具備國際影響力，指望他們能在短時間擠到國際學術界的前列也不大現實，因此最快轉變美國學術界對華態度的方式就是給他們提供資金上的支援。美蘇兩國在冷戰期間都曾下大力氣互相培植學術界的“第五縱隊”，美國六七十年代的幾乎每一個社會變革背后和蘇聯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甚至在冷戰最高峰的時候經濟學巨擘薩繆爾森還執著的認為蘇聯的經濟制度的發展速度比美國快，連奧巴馬年輕的時候都跟過信奉共產主義的“革命導師”。當然笑到最後的還是美國，一批批來美國求學的蘇聯學者回國之后都成了共產主義的抬棺人，為埋葬蘇聯做出了貢獻。

中國企業應積極通過司法挑戰的方式影響美國政策

“三一起訴奧巴馬”可以說是這幾年中美之間商業交流與國家安全利益衝突中最高光的一頁，因為三一這個起訴不僅迫使美國政府在審核外資的時候提供更多程式透明度，更為中國企業指明了一條捍衛在美投資利益的新方法。

其實說新也不新。因為美國憲政遵循“三權分立，制約平衡”的規則，作為憲法守護者的聯邦法院是抵御白宮和國會濫權的最後屏障，任何權利受到侵犯的“少數派”都可以通過訴諸法律的方式挑戰“多數派”制訂的法律法規。在美國歷史上，高院曾經憑一己之力廢除了種族隔離，賦予了合法墮胎權，批準了同性戀婚姻，捍衛了報紙曝光國家機密的權利；也曾推翻了羅斯福新政的立法，斬斷了杜魯門鋼企國有化的魔爪，逼迫尼克松交出水門事件錄音帶，甚至引發了內戰。但正因為高院司法審查權的存在，美國政治問題商業問題經常遇到司法化的問題，給某些“少數派”在公共事務中不成比例的影響力。

三一的勝訴其實有誤打誤撞的成分在內。從三一聘請的律師團隊可以看出，這是一群以小布什內閣總檢察長和司法部副部長為首的共和黨在野法律團隊，這個律師事務所在奧巴馬執政時期參與了幾乎所有針對奧巴馬政府的大案要案，如我們耳熟能詳的“奧巴馬醫保案”和“公民聯合競選資金案”。可以說任何能夠給奧巴馬施政使絆子下套子的案子，他們都會參與，因此三一等於被兩黨斗爭當了回槍使。但不管如何，相比大多數遇事認慫的中國企業來說，三一可謂勇氣可嘉。

但既然司法挑戰的方法證明行之有效，那么我們不僅要打官司，更要有規劃。比如可以成立商會，通過加強行業內溝通的方式來找到最合適的案件。比如各種鋼鐵企業都面臨各種類型的非貿易壁壘，那么鋼協就可以請專業法律團隊分析每一個案件，找到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案子，然后通過勝訴形成案例，從而造福其他企業。因為結成行業組織，由組織出面也可以避免打官司的企業獨立承擔高昂律師費，而其他企業免費搭便車的問題。

其實不僅是關乎企業利益的案子應該參與，關係社會公序良俗，人權保障，環境保護的案件企業出於自身的價值觀一樣可以參與。企業可以通過給相關法律援助機構捐款的方式去表達自身對美國各類社會問題的態度，通過訴訟的方式去鼓勵這些問題在美國公共領域的討論。如果時機巧的話，趕上大選年甚至可以扭轉大選議題，直接干預大選走勢。共和黨在2011年因奧巴馬醫保起訴聯邦政府，就是想把事情拖到2012年大選把話題炒熱，起到一個動員選民的作用。

中國媒體應積極報導和參與美國政治

前幾天bbc就中美關係采訪希拉里在國務院的幕僚，從中得出了有關希拉里對華政策的第一手資料。新聞本身平淡無奇，但讓人汗顏的是，這個采訪並不是中央電視臺做的，而是一個和中美關係沒有直接關係的第三國公營媒體做的，無形中凸顯了我國媒體在世界范圍內的地位。雖然我們經常在時代廣場打廣告，可是在真正需要體現媒體實力和關係網的時事領域，日子過得緊巴巴的cnn還是強於我們幾乎任何一家媒體，不然也不會出現馬航失聯的時候別人在爆料我們在煽情的一幕了。

從微博微信上上各種外國政要機構的公共號看得出來世界對中國的關注，他們都努力在中國發出自己的聲音。但反過來，除了領導們極其罕見的接受各國主流媒體的采訪專訪之外，我們在歐美主流媒體上幾乎沒有自己的聲音。也許有人會說西方媒體歧視我們，但西方媒體其實非常渴望聽到我們的聲音，希望我們的領導去給他們投稿，接受他們的采訪。也許他們會帶著偏見去解讀我們的話，或者反駁我們的看法，但起碼在這個資訊時代他們會做到原文照發，即使有修改也需要得到被采訪者的許可，至少這可以讓外國人原汁原味的看到我們的觀點。當然這種情況正在改變，早幾年有駐英大使在外媒上論戰日本大使，最近李克強總理也接受了《金融時報》的采訪，但這樣的事情還是太少。

不僅外國媒體等待我們的聲音，外國政要其實在國內媒體上曝光度也很有限。我們關注的僅僅是總統副總統或者幾個來訪的部長，報導內容只有籠統的進展而沒有多少涉及與會人員的采訪。這些年中外交往更加頻繁，歐美各國各層次的領導都曾訪華，可是在外事報導上我們幾乎只有新華社和央視那種千篇一律的新聞。而在報導國外新聞上，雖然我們的記者在美國大風大災的時候比美國同行還拼命，可是真的要弄點政要身邊助手的電話或某些政客私下的表態就無能為力。我們經常看到美國媒體報導中國新聞的時候看到“某官員”的內幕訊息，可我們卻幾乎沒有多少這方面的資源，連批評美國人權白皮書都只能編譯外國媒體的新聞而已。

這和我們外事采訪被央視等媒體壟斷有關，但如今這個新媒體時代我們也應該放開思想拿出行動來。筆者曾經為了寫稿采訪過美政府國土安全部前副部長，見面基本平易近人，預約大多輕松愉快，電話采訪就拿手機下個錄音軟件的事而已。可這樣的事情國內媒體卻鮮有人去做，以至於被采訪的政要都很意外會收到中國媒體采訪的請求。國外專家也很友善，筆者就曾約過美國某國際法專家詢問過中美投資談判的問題，也就一封電郵的事情。如今在西方頂尖高校就職就讀的中國學者和學生都越來越多，和西方高層在各種場合下接觸的機會也越來越多，可這些接觸並沒有得到更廣范圍的傳播。除了間或可以在某些學者的文章中見到只鱗片爪之外，更多時候僅僅是在朋友圈炫耀的談資而已。

幾年前人民日報曾把微博比作輿論戰場，認為我們不去占領就會被別人占領，可惜他們也就是嘴把式。我們自己把表達的內容限的太多，表達的渠道給的太少，就算是對中國最有善意的西方人也很難了解我們。而我們自己不表達自己的觀點，那就會有別人來搶著代勞，爆各種道聽途說的小道訊息，這等於把我們的對外形象交給了一群對我們不了解、有誤會、甚至有敵意的人來打理。作為崛起大國的領導人，我們應該有自信去和西方媒體“剛正面”，與其拒發外國記者的簽證，不如派自己人去進行對等的報導。

后記

曾有讀者問過我為什么要關注美國大選，認為美國大選不管是誰上臺都會對華不友好，覺得我這是一頭熱枉費心機。我當時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訕訕的說這是個人興趣。但讀者的這個質疑一直盤桓在我腦海，於是覺得很有必要解釋清楚，才有了此文。或許有人會覺得我這都是癡人說夢，但我們這不是在追逐中國夢么？

選·美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