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如何破解跨境電商“窪地”難題
鉅亨網新聞中心 2015-11-27 07:57
顧文劍
[不少受訪業內專家認為,上海在跨境電商領域要想有所突破,焦點可能還在於“機制”和“平台”]
至少在跨境電商業內人士的眼中,上海市商務委日前釋放的“跨境電商第三方平台正在重新搭建”是某種“積極的信號”,但上海要走出跨境電商的“低地”則需要多部門“聯手改善”。這一切努力的背后存在一個正“爆髮式增長”的數字:在即將到來的2016年,我國跨境電子商務交易規模很可能達到6.5萬億元。
差距?
2013年5月,國家先后批准了8個試點城市進行跨境電商業的試點城市,上海是其中之一,而其他城市則分別為鄭州、廣州、深圳、杭州、寧波、重慶和天津。
迄今為止兩年多時間,B2C領域的跨境電商正成為一種新的業形態,並出現了爆髮式增長。
復旦大學電子商務研究中心副主任黃岳稱,作為對傳統大型貿易模式和傳統零售模式的一種顛覆,跨境電商跳過代理、分銷、經銷等所有中間環節,以及流通環節生的各種稅費,打造出從工廠到消費者的最短路徑。
該中心研究員黃昕帆認為,跨境電商與一般貿易在征稅方式上的差異是跨境電商高速發展的原因之一。一般貿易所徵收的“關稅+增值稅”通常在27%左右。而B2C或B2B形式的跨境電商則徵收“行郵稅”,稅率相對更低。
“按照該計稅方式,進口商品的稅率最低一檔為10%,大部分商品稅率低於一般貿易進口稅率,此外,在行郵稅中,應徵進口稅稅額在人民幣50元以下的,免征行郵稅,使商品具有了較強的價格競爭力。”黃昕帆。
黃岳也據此認為,這成了國內跨境電商近兩年迅速發展的主要原因。
公開資料顯示,全國跨境電商平台已超過5000家,其中天貓國際、淘寶網分別有5400多個品牌商家和70萬小商戶從事跨境電商業務。eBay在全球的2500萬商戶中,在中國內地從事跨境出口業務的就達5萬家。
行業專家透露,國內在該領域的跨境電商應該是在30%左右。2013年和2014年的增速分別是31.3%和33.3%,而占全國貿易進出口總額的比例已經上升到14.2%。
其中,在跨境進口方面,深圳、廣州、寧波、鄭州、重慶都在今年上半年交出了“業務增長超3倍”的成績單。
“但與其他城市相比較,上海進入人們的視野恰恰是‘規模小、發展慢、與其他城市拉開了差距’。”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告訴記者,這其中還包括“企業感受度不高”。
這些業內人士在描述上海在B2C領域的跨境電商現狀時,多使用“鮮明反差”加以形容,他們的依據來自於全國多地的“行業成績”及其對比。
“在今年的一季度,全國多個試點城市就已經完成去年全年的業務總量。”一名業內人士這樣告訴記者。
公開數據顯示,在體量、規模和稅收占全國前三的杭州、鄭州和廣州,日均成交均超過10萬單,單日峰值成交100萬單以上,上年分別完成跨境個人物品2690萬單、1560萬單、1000多萬單,貨值分別是19.1億元、13億元和32.2億元。寧波、深圳和重慶等地日均2萬~3萬單,上半年業務量同比增長20~50倍。
這一領域得以實現的“高增長”似乎來自於“加快發展”的政治信號。
制高點
今年5月,業發展的速度在國務院發布“加快電商發展的意見”后逐漸“提速”。該意見明確提出,今年將積極開展跨境電商綜合改革試點工作。
於是,作為一種新興的“業優勢”,多地正在大力推出在服務跨境電商上的“優惠政策”,並試圖搶佔跨境電商的“制高點”。
復旦大學管理學院黨委書記黃麗華表示,為扶持國內跨境電商發展,不少城市在試點工作中紛紛研究制定優惠政策,推出有利於降低企業經營成本、通過流程便利等多項措施,營造出有利的發展環境。
“這些優惠政策不僅包括主體培育、平台建設、人才引進,也涉及周邊配套設施,如電子商務園區建設、物流和融資體系的完善、配套服務質量的提高等等。”黃麗華。
在國務院發布該意見一個多月后,杭州市人民政府在今年6月26日開始試行《關於推進跨境電子商務發展的通知》,並推出了包括整個業發展鏈條的多項“鼓勵措施”。
此前,杭州在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獲批前后,已經形成“1+5+X”的園區佈局,1是杭州市整體作為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5是目前的5個主體園區,X是杭州下轄各區的跨境電商園區;同時市層面也出台了跨境電商轉向政策,以及建設跨境電商小鎮的工作方案。
根據最新的通知內容,杭州在鼓勵跨境電子商務平台建設上,將對年成交額超過1億美元的跨境電子商務平台,每招引1家年進出口額在100萬美元以上的外貿企業在平台上開展跨境電子商務業務,給予不超過2萬元的資金扶持。每家跨境電子商務平台的資金扶持總額不超過500萬元。
同時,鼓勵各類跨境電子商務平台針對特定國家和地區開設子網站或獨立頁面,杭州對年成交額超過1億美元的跨境電子商務平台,針對英語國家和地區開設子網站或獨立頁面的,給予不超過10萬元的資金扶持;針對非英語國家和地區開設子網站或獨立頁面的,給予不超過20萬元的資金扶持。
此外,在倉儲企業配套服務商方面,倉儲面積達到1萬平方米以上的,按照合同實際使用面積給予不超過每平方米3元的租金補助,每家企業享受最高不超過100萬元的補助。
在跨境電子商務人才引進培養上,杭州對開設跨境電子商務專業,而且納入全國高等院校統一招生計劃的在杭高校,給予不超過100萬元的資金扶持。
與全國其他城市相比較,鄭州和浙江義烏等地在“跨境出口”業績的爆發性增長還得益於充分享受到了國家“一帶一路”戰略。
根據義烏市統計局今年8月初的經濟運行數據,義烏全市進出口總額156.1億美元,同比增長43.5%,今年1至9月,義烏市跨境交易額為445億元,同比增長46.8%;跨境快遞日均出貨40萬票,同比增長43%;全年預計交易額超500億元。在銷售平台上,80%以上的電商都實現了eBay、亞馬遜、速賣通等全網營銷,而銷售區域則由美國、歐洲向俄羅斯、巴西等國家拓展,已經覆蓋200多個國家和地區。
義烏市電子商務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綜合科科長駱旭鋒認為,義烏的優勢在於擁有7萬多個實體商鋪,這是全國乃至全球都無法比擬的區域優勢,即使是阿里巴巴,也很難複製移植這樣的市場,而且非常適合跨境網絡銷售。
在駱旭鋒看來,義烏市場具有豐厚的外貿渠道和經驗,通過“義新歐”集裝箱專列在2014年1月20日的開通,義烏的小商品經新疆阿拉山口等邊境口岸,直達中亞、歐洲等國家和地區。
義烏市相關方面表示,中亞五國已成為義烏外貿出口的重要目的地,而由義烏海關監管的中亞五國的集裝箱量出現了“爆髮式增長”。
為了突出義烏在跨境電子商務方面的優勢,從事外貿等主體轉型跨境電子商務趨勢明顯,他們較現有的跨境網商在供應鏈和境外市場熟悉度等方面優勢更為突出。
義烏市在政策引導、經費保障、發展平台、人才培訓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的工作舉措。
“我們在2014年出台了《關於對大型跨境電商進行房租補助的實施辦法》,義烏市內年銷售額3000萬人民幣以上或者日均出單量在2000票以上的跨境電商企業實施每月8元/㎡的補助房租。”駱旭鋒。
在業內專家看來,在跨境電商領域發展速度較快的鄭州市也在電商公共服務領域“做得到位”,原因離不開當地政府高度重視、商務成本低、政府公共服務平台的服務效率高這3個方面的因素。
規範
一名多次參與該行業同業調研的專家分析,上海在跨境電商B2C領域的“數據落后”可能與相關政策“不夠大膽”有因果關係。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業內專家稱,根據上海市商委公佈將在接下來的2個月中搭建全新的監管平台,並解決數據的保密問題來看,其他試點城市几乎已經解決了這一平台問題后才迎來了井噴式發展。這意味,其他試點城市在這方面已經走在了上海的前列。
對此,從1997年就開始從事電商行業研究的上海財經大學信息管理與工程學院副教授、電子商務研究中心主任勞幗齡提出了一個“解釋”:因為“操作過於規範”才導致今天出現的“數據落后”,而“落后”可以反過來明“上海監管體系的嚴格”。
她根據自己的研究經歷認為,上海在B2C領域以及跨境電商領域中的業政策設計和監管體繫上“全國最為嚴格”,而在執行操作過程中也“最為規範”。
採訪中,多家知名電商企業承認,雖然不同城市在口岸監管、檢驗檢疫等方面尺度不同,操作手法也不盡一致,但“上海最為嚴格”。
一知名電商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杭州實行商品出區預報關制度,在打包發貨前信息推送和清關流程可以全部走完,正常情況下的通關過程1個小時左右即可完成。
該人士透露,在上海報稅進口清關實行“信息推送后置”制度,商品出庫前再推送清關信息,包括入境申報信息以及物流單、支付單、訂單“三單”推送,這容易導致流程不順暢、耗時長,因此在時效性、客戶體驗上大幅下降。
京東國際購總經理邱煌這樣告訴記者,上海監管部門根據新的《食品安全法》,制定了更嚴格的落實措施,所有上架商品必須按照要求逐一完成SKU備案審批,而且不少商品大類比如保健品、眼藥水和部分化妝品、食品等被限制進口。
“我們當然尊重和積極配合政府部門嚴格保護消費者安全的決心,但從措施上,其他試點城市更加便利化和人性化一些,比如廣州南沙僅需提供商品大類的備案,境外最新上市商品小批量、零散的跨境進口可直接入境。”邱煌舉例稱,比如跨境進口商品強制“貼單”,上海要求每個進口商品,必須貼上詳細中文信息才允許清關,無形中提高了企業運行成本。在杭州、鄭州等試點城市中,只要求在商品購買的電子網頁上張貼電子信息即可。
勞幗齡表示,還有“完稅價格”、“單次貨值”等實際操作層面,上海的監管都較為嚴格。
如果站在跨境電商的角度去看待“上海監管嚴格”的問題,又會得出什麼樣的結論?
多數受訪的跨境電商平台告訴記者,必要的監管不可或缺,但“規範”的另一面在某種程度上意味“效率降低”,而“時間”對大多數跨境電商平台意味“生命成本”。
即便上海在出口方面,電商也“抱怨較多”。“出口清關、退稅、外匯兌換等方面,監管比其他城市嚴格得多,對企業資質要求多、流程複雜、成本高,外匯兌換受額度控制,政策不如外地靈活。”上海一知名電商平台相關負責人這樣告訴記者。
接受採訪的多數跨境電商平台在承認“嚴格監管”好處的同時,他們几乎提出了一個同樣的問題:上海的監管能否“優化”?
優化
跨境電商平台對於“優化”主要有基於兩個現實的目的:縮短貨物周轉的時間成本,以及提高政府監管部門在介面工作方面的效率。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電商平台負責人表示很關注兩種現象,第一,上海保稅區發貨時長通常在1周到14天左右,而國內大部分試點城市可以保證在5天左右即可發貨。
“第二,在政府監管部門的對接上,其他試點城市一般有專門服務機構作為單一窗口,為電商企業提供綜合政策服務,上海電商企業則需要分別於海關、商檢、外匯、工商、稅務等監管主體逐一對接。”他,為此,他的電商平台也進行了“業轉移”,選擇了全國其他試點城市進行“重點突破”。
對此,一位接近上海市政府相關部門的人士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拋開時間上的因素,相比較全國其他城市,上海的國際貿易體量位於全國前列,而為此投入的監管資源也需要與此相互適應。
該人士稱,在充分的監管資源保證和扶持政策幫助下,其他試點城市可以實現政府監管部門在保稅倉庫中的“入駐管理”,很大原因上來自於可以充沛調動的監管人力資源。由於上海作為主要口岸的工作壓力巨大,而且B2C的跨境電商交易量也只有B2B的10%左右,上海在這方面客觀上相對地緊張。
兩年來,包括跨境電商、業內專家等業界一直“聯合呼籲”,以改善現狀。一名周轉於全國各口岸的業內專家透露,自己的情緒一段時間有些“泄氣”:“有些會議讓我參加也推托了,因為來去,都是些司空見慣卻無法解決的現實問題。”
“上海試水跨境電商業務,推出公共服務平台兩年多時間,與電商業界同仁的期待有所不一致,大家普遍期待公共服務平台的設計能有所優化,為此大家積極呼籲的時間差不多是一樣長的。”1號店對外事務總監彭述剛表示,作為一家知名電商平台,與業界同行業企業一樣,1號店也對跨境電商公共服務平台改革持有同樣的期望。
在上海美華系統有限公司董事長羅貴華看來,上海眼下面臨兩個課題:一是總結跨境電商試點落后的原因,並避免以后類似的情況再現;二是如何放下“大口岸”的身段,把其他試點城市已有的好理念、好做法、好平台,快速移植到上海來。
美華公司作為口岸物流信息服務領域內的專業公司,近期承建了多地跨境電商的公共服務平台,在承建工程的過程中,羅貴華逐漸了解到各地在跨境電商領域的需求,以及未來的計劃和想法。
羅貴華認為,上海有跨境電商業務的市場需求,有海空運的成本優勢,也有人才基礎,實現快速增長和超越完全有可能。“規範”不能成為業發展滯后的“藉口”,我們既要“規範”,又要“創新”。
合力
一個行業普遍觀點是,要想實現羅貴華那樣的想法,前提在於多個監管部門需要達成共識、形成合力。
今年7月20日,上海市政府發布了《關於促進本市跨境電子商務發展的若幹意見》提出,上海市將在跨境電商方面向規模化、標準化、集群化、規範化方向發展。
根據該意見的表述,上海市將依托本市電子口岸,把跨境電商公共服務平台建設成為“單一窗口”平台,為進出口電商和支付、物流、倉儲等企業提供數據交換服務,為海關、檢驗檢疫、稅務、外管等部門提供信息共享平台,實現“一次申報、一次查驗、一次放行”,提高口岸監管便利化程度。簡化企業申報辦理流程,建立公平、開放、透明、高效的對接服務機制。
業內人士稱,上海市已經成立了市跨境電商工作領導小組,而該小組正在積極推進落實,促進本市跨境電商健康快速發展。
實施這些措施的目的是,上海在跨境電商業上將在數年內位於“全國前列”。
作為跨境電商業上的重要監管部門,上海海關在日前提供給記者的書面回復中回應,已經實行了多項舉措來“改進”相應問題,如進口環節行郵稅可以網上支付,即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同時,根據系統顯示需支付的行郵稅金額繳付稅費,系統確認后生成稅單,並根據需要將電子稅單投遞至消費者電子郵箱。由此,避免了以往消費者自行前往海關現場辦理手續的繁瑣流程,通過網上即可完成全部申報納稅手續。
與此同時,上海海關還實現了進境應稅商品擔保驗放以及進境商品向海關自動備案制度,並主動開發上線了商品自動備案系統,通過預先設置的關鍵詞將待備案商品分為三大類:低風險商品、高風險商品、其他商品。由於對於占總量的90%的低風險商品實現7×24小時實時自動備案,其余商品則由人工專業審核。這在上海海關看來,將大幅提升跨境電商業務的效率。
接受採訪的多名業內人士認為,上海及長三角經濟區具有巨大的市場空間和良好的業基礎,要改善目前的狀況,還是需要在跨境電商的公共服務上提供更多的選擇。
本月16日,在上海市政府新聞辦舉行的“開放發展”新聞吹風會上,上海市商務委主任尚玉英透露,上海正在重新搭建一個跨境電商第三方監管平台,由政府財政出資,屬純公益性質。
對於上海要成立“數據保密”的第三方監管平台,不少業內人士認為,無論是從政府規範監管,還是從企業的發展需求而言,業界同仁都普遍希望在今年剩下的一個多月時間裏,這一目標能有“大的突破”,充分體現上海市政府辦公廳今年7月份發布的關於促進跨境電商發展的檔案精神,形成公平、開放、透明、高效的對接服務機制。
彭述剛認為,雖然目前上海市政府針對跨境電商第三方監管平台重新搭建、公共保稅倉及自建保稅倉設立等問題的具體政策方案尚未公佈,但尚玉英日前透露的信息無疑已經明確了上述這兩個問題的框架性設想。
他,因為跨境電商公共服務平台與海關、檢驗檢疫、外匯管理、稅務等部門對接,它的3個核心目標是確保交易真實、品合規、稅收不流失,這決定了這一平台具有明顯的“公益”性質,體現的是政府監管和公共服務的雙重職能。
因此,從上海作為貿易中心的角度講,公共服務平台的“公共服務性”、商業支撐服務的“市場競爭性”這兩方面得以改善,相關業務量肯定會在上海進入“快車道”。
邱煌認為,“比如之前作為指定平台的‘跨境通’,其業務效率等方面還可以與電商平台之間更緊密合作,進一步增強,”邱煌,“無論是銷售平台、支付平台還是倉儲物流平台,應該比較多樣化一些。”
兩個問題和一個高地
不少受訪業內專家認為,上海在跨境電商領域要想有所突破,焦點可能還在於“機制”和“平台”,它歸根結底在於兩個問題:是否全面引入第三方跨境支付工具,以及公共服務平台能否放開。
為此,業內專家為記者提出了一些設想,跨境通和東方支付身兼多重功能,一些功能“不妨剝離”,如在轉變公共服務平台運行模式上,東方支付的一部分功能可以轉型為上海跨境貿易電子商務公共服務平台,主要承擔企業商品備案、物流、檔案、通關等方面的服務。
專家還建議,在進一步向市場開放的過程中,支付工具要更加開放,為企業提供更多的選擇機會。而在和天貓國際、洋碼頭以及東航物流和郵政EMS等企業的多次交流中,該專家獲悉了這些“電商的強烈意願”。
“建議打造兩個以上的綜合服務平台,吸引企業參與構建公共服務平台,形成合理的競爭格局。”該專家稱,杭州僅在信息推送方面就有3種路徑可以選擇,政府的“單一窗口”、企業的自我推送以及貿易服務商的作用。
該專家稱,可以在清關環節適當加快節奏,可以進一步優化清關流程,實行清關信息前置,迅速完成清關的環節。
此外,專家對傳統的外貿監管制度提出了“挑戰”。
“現有的一些制度已經不能完全適應跨境電商發展的需求,如目前每單1000元購物限額是20年前定的,已經不適應目前的行業發展趨勢,可以在保稅區先行探索放寬購物金額。”該專家認為。
按照該專家的觀點,由於網絡備案商品信息和入境經營商品品類上百萬種,在申報信息並無太大差異的情況下,逐一完成備案會十分繁瑣,但商品備案可以簡化。
其他受訪專家稱,包括保稅倉服務、商品品類等方面也可以考慮適度放開。
“保稅倉要進一步開放,目前只有跨境通一家為電商企業提供倉儲、包裝、分揀、報關、查驗等服務。建議充分利用保稅區物流倉庫資源,制定公共倉庫的建立規則,海關、檢驗檢疫部門入駐管理或採取電子圍網方式進行監管,而其他試點城市則允許一些龍頭企業在業務量較大、管理完善的條件下,建立自己的區外海關監管倉庫開展跨境電商業務。”該專家表示。
在商品品類上,部分專家認為,“可以按照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實時提供禁售商品清單,進一步擴大跨境電商的重點優惠品質,從過去的母嬰、美妝、食品保健品,逐步擴大到其他商品。”
專家提醒,雖然我們關注的是上海跨境電商的進口業務上,但全國跨境電商主導仍是出口占多數,主要存在的結匯、退稅等工作也需要加大力度,降低操作難度。
最讓全國各跨境電商平台“愛恨交加”的是,上海似乎擁有全國最好開展跨境電商業的資源。
孟憲煌教授是國內最早的EDI方面研究的專家,他這樣描述“上海的資源優勢”:上海具備在跨境電商領域突破的條件。
“上海發展跨境電商業擁有潛力巨大的優勢,從口岸上講,浦東國際機場貨郵吞吐量世界第三、承載了全國一半多的國際航空貨郵的進出,上海港集裝箱的吞吐量在3500萬標準箱以上,連續5年全球第一。”他還指出,上海占全國跨境消費需求的15%左右,是全國最大的跨境消費地。
“這可以用來解釋,雖然跨境電商在業務轉移后,如上海入境的貨物在杭州下沙轉關后,為何又重新拉回上海。”孟憲煌。
在孟憲煌看來,這第三種優勢便是“人才”。由於上海的開放性強、國際化程度高,可以更加快速便捷地找到合適的跨境電商人才。
然而,孟憲煌提醒需要注意這麼一個趨勢,人才一旦在異地安居樂業,那是不會重新回來的。再者,跨境電商的總部一旦搬離或者異地享受到更好的“優惠政策”,並且“業務開展順手”后,很難會重新考慮再另外擇地遷址。
對於上海在跨境電商業發展的未來,孟憲煌,有一點毫無疑問,若不改變現狀,上海將在跨境電子商務業發展上形成一個逐漸向其他城市“傾斜”的天平。要是解決得好,跨境電商將成上海創新和創業的“高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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