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凱恩斯主義的“圍城”--供給側改革的國際經驗研究

走出凱恩斯主義的“圍城”——供給側改革的國際經驗研究

摘要：

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和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習近平主席兩次提到要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何謂供給側改革？在凱恩斯主義主導的需求側管理大行其道的今天，為何突然提出要供給側改革？國際上有哪些國家進行過供給側改革？有何經驗和教訓？我們將推出系列報告闡述和回答這些問題，本報告將重點介紹供給側改革的國際經驗。

如何理解供給側改革？

供給側改革的理論源自經濟學界的供給學派。供給學派認為生產的增長決定於勞動力、資本等生產要素的供給和有效利用，需求會自動調節至均衡，不會出現產能過剩，因此宏觀調控的重點應該是刺激生產。

供給學派與凱恩斯主義相對立。凱恩斯主義則認為經濟低迷是因為有效需求不足，政策重心應放在刺激總需求上，與供給派觀點恰好相反。歷史上，凱恩斯主義和供給學派也是交替主導各國經濟政策。從實踐看，減稅和減少政府干預是供給側改革的典型做法。“里根經濟學”和“撒切爾主義”是對供給學派觀點的典型實踐，前者側重減稅，后者側重私有化改革。

美國經驗：里根經濟學。

經濟陷入滯脹，凱恩斯主義失效。20世紀70年代，美國通脹率高達13.5%、失業率達7.2%，而經濟增長率僅-0.2%，深陷“滯脹”泥淖。同時美國經濟也存在稅率過高、限制進入、價格管制等諸多結構性問題。凱恩斯主義“神藥”失效，復甦亟待新“藥方”。

減稅刺激生產，里根經濟學破局。1981年里根就任美國總統后，開始奉行供給學派和貨幣主義的主張，提出“經濟復興計劃”，主推減稅，同時減少政府干預，縮減政府開支，緊縮貨幣供給。

經濟回歸繁榮，“大穩健”時代來臨。里根經濟學大獲成功，美國經濟迎來“大穩健”時代，但也提高了美國的赤字率，增加了政府債務。但總體看，里根經濟學為美國長期經濟增長打下了堅實基礎。

英國經驗：撒切爾主義。

滯脹疊加結構問題，經濟陷入衰退。70-80年代的英國同樣陷入了高通脹、低增長的“滯脹”泥淖，零售價格同比一度飆至25%，GDP增速出現負增長。同時英國也面臨工會力量龐大、國企過多、政府干預過度等結構性問題。

撒切爾強推改革，國企私有化增效。撒切爾1979年上任首相后，首先采納了貨幣主義的觀點，緊縮貨幣以控制通脹。同時采用供給學派的觀點，加速推進國企私有化、減稅、廢除物價管制等改革措施，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

經濟觸底反彈，長期穩健增長。經過改革，惡性通脹得到控制，英國經濟觸底反彈，各主要宏觀經濟指標波動率大幅減小。撒切爾的結構化改革被認為“挽救”了英國經濟。

經驗總結與借鑒。

突破凱恩斯主義穩增長，大刀闊斧地供給側改革。中國當前雖然沒有面臨滯脹的局面，但經濟的結構性問題不亞於當年的英美。例如國有企業占據著大量資源卻經營效率低下，長期處於虧損狀態。

減稅和減少政府過度干預，構建“小政府”。里根經濟學和撒切爾主義的另一個精髓是經濟上推崇自由主義，構建“小政府”，激發了私人部門的生產積極性。我國當前也存在政府干預經濟過多的問題，需要進行改革，但我們也不推崇過度的自由主義。

供給側改革不像凱恩斯主義那樣“皆大歡喜”，需要有魄力的推動者。凱恩斯主義的財政刺激相當於為私人部門提供掙錢的項目，而貨幣刺激相當於開著飛機直接“撒錢”，無論哪種方式都是“皆大歡喜”的結果。而供給側改革更多是解決經濟的長期結構性問題，會觸動很多人的利益，需要有魄力的改革者來推動。

正文：

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11月10日）和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11月18日）上，習近平主席兩次提到要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何謂供給側改革？在凱恩斯主義主導的需求側管理大行其道的今天，為何突然提出要進行供給側改革？國際上有哪些國家進行過供給側改革？有何經驗和教訓？

我們將推出系列報告闡述和回答這些問題，本報告將重點介紹供給側改革的國際經驗。

1.如何理解供給側改革

供給側改革的理論源自經濟學界的供給學派。

供給學派認為生產的增長決定於勞動力、資本等生產要素的供給和有效利用，市場會自動調節生產要素的利用，所以應當消除阻礙市場調節的因素。最典型的供給學派理論是薩伊定律，它認為供給會創造自己的需求，例如人們生產商品后會消費一部分，剩余的部分拿到市場上與他人進行交換，所以不會存在生產過剩。因此供給學派認為宏觀調控政策的重點應該放在刺激生產上。

供給學派與凱恩斯主義相對立。

在20世紀30年代之前，供給學派占據主流地位，各國的經濟政策也更關注生產。但大蕭條時期出現了產能過剩的局面，這是供給學派難以解釋的，於是凱恩斯主義提出的經濟有效需求不足、應該刺激總需求的觀點開始盛行。到了20世紀70-80年代，美歐等經濟出現高通脹、高失業的滯脹，與凱恩斯主義的觀點相違背，供給學派又占據了主流。由於凱恩斯主義是見效非常快的逆周期調節工具，滯脹過后，各國政府經受不住“誘惑”，凱恩斯主義觀點又開始大行其道。

從實踐看，減稅和減少政府對經濟生產的干預是供給側改革的典型做法。

“里根經濟學”（Reaganomics）和“撒切爾主義”（Thatcherism）是對供給學派觀點的典型實踐，它們的共同點是減稅和減少政府對生產的干預，且前者注重減稅，后者注重國企私有化。根據Laffer曲線理論，稅率不斷提高時，經濟活動會受到抑制，稅收收入可能會減少。同時，政府的過度干預會扭曲市場行為，降低經濟效率，正如里根所說，很多情況下，“政府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政府本身就是問題”。所以減稅和減少政府干預可以提高企業和個人的生產積極性，刺激經濟增長。

2.美國經驗：里根經濟學

2.1經濟陷入滯脹，凱恩斯主義失效

美國經濟面臨高通脹和高失業。

20世紀70年代，美國受到滯脹困擾。一方面，通脹預期高企帶來名義工資上升，減少了企業利潤、壓制了投資意愿；另一方面，“通脹預期上升—增加名義工資—物價上漲”的循環又使得通脹難以駕馭。在1980年底美國通脹率高達13.5%、失業率達到7.2%，而經濟增長率僅為-0.2%，深陷“滯脹”泥淖。

同時美國經濟也存在諸多結構性問題。

例如個人所得稅的邊際稅率最高達70%，企業所得稅率高達46%，抑制了私人部門投資和生產的熱情。此外，在交通運輸、鐵路、天然氣、有線電視、銀行等行業還存在限制進入和價格管制等問題，經營效率低下。

面對“滯脹”，凱恩斯主義的“神藥”徹底失效。

凱恩斯主義的總需求管理理論將資本主義世界從大蕭條中拯救出來，用通脹打擊失業，用失業打擊通脹，然而在通脹和失業都起來時卻顯得束手無策，美國經濟復甦亟待新“藥方”。

2.2減稅刺激生產，里根經濟學破局

1981年里根就任美國總統后，開始奉行供給學派和貨幣主義的主張，提出“經濟復興計劃”，主要措施包括：降低稅率，減少政府干預，縮減政府開支，緊縮貨幣供給。

稅率降低提高居民收入，推動企業投資。

里根上臺后即開始全面降低稅率，將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從70%降到28%，企業所得稅從46%降至33%，同時允許企業加速折舊，對企業投資給予稅收優惠。此外，還降低非勞動收入稅率，1981年將資本收益稅率從28%降至20%，1982年將個人利息、紅利等非勞動收入最高稅率從70%降低至50%。

這些減稅政策使得企業有效稅率大幅下降。對於企業而言，通過降低固定資產成本、稅收優惠等多種途徑提高了盈利水平，也提高了企業投資意愿；對於個人而言，一方面，個稅降低提高了可支配收入，增加了勞動供給意愿，另一方面，財產性收入賦稅降低，提高了居民投資意愿，較好的投資回報帶來的財富效應，又推動消費上行。

放松行政管制和推行私有化改革，減少政府對經濟干預。

里根上臺前后美國政府就已開始放松對部分行業的管制，集中在航空、交通運輸、鐵路、天然氣等行業。80年代后，在有線電視、銀行、通訊等服務業也引入競爭和重組，放寬市場準入。隨著競爭程度的提高，企業經營效率提升，也帶動生產率大幅提高。

此外，80年代美國企業的並購和重組大幅增加，這既在於利率降低帶來的融資成本下降（期間杠桿收購大規模發生），也在於里根政府在1981和1986年稅收法案中降低資產收益稅率和允許加速資產折舊帶來的政策支援。1982年以后，美國產能利用率開始穩步提升，帶動企業盈利增長。

采納貨幣主義的觀點，緊縮貨幣應對惡性通脹。

時任美聯儲主席沃爾克將反通脹作為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提高利率，降低貨幣供應量，聯邦基金利率一度飆升至20%以上。盡管在1980年通脹仍攀升至15%，但緊縮政策的可信性和連續性最終改變了公眾預期，到了1984年，通脹被控制在了4%以內。

2.3經濟回歸繁榮，“大穩健”時代來臨

里根經濟學大獲成功，美國經濟迎來“大穩健”時代。

里根經濟學發揮了預期的效果，美國擺脫了滯脹的泥淖。80年代中后期，美國經濟增長率從70年代的6%回落到3.5%左右，但是諸如實際GDP、工業生產、就業增長、失業率等周期性宏觀指標的波動率卻明顯下降。由於經濟預期穩定，私人主體能夠較好地規劃消費、安排投資活動，使得增長更有質量。

里根經濟學也提高了美國的赤字率，增加了政府債務。

盡管里根經濟學主張壓縮政府支出，但在國防上的支出並沒有減少，里根在任的8年間，國防開支增加了74%。再疊加上大規模減稅，聯邦赤字率大幅提升。1980年時美國聯邦赤字率僅2.64%，1983年一度飆升至5.87%，政府債務也大幅增長。里根經濟學因此也受到詬病。

但總體來說，瑕不掩瑜。

里根經濟學減小了政府對經濟生產的過度干預，降低了稅率，重新塑造了一個經濟自由的美國，為接下來二三十年的美國經濟繁榮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3.英國經驗：撒切爾主義

3.1滯脹疊加結構問題，經濟陷入衰退

70-80年代的英國同樣陷入了高通脹、低增長的“滯脹”泥淖。

英國零售價格指數同比在70年代一度上升至25%以上，GDP增速卻大幅下滑，還出現了負增長。但由於英國的工會力量過於龐大，失業率並未反映生產的下行而大幅上升，在70年代都保持在5%左右的水平。

根據Keegan （1999）的研究，1979年，英國2000萬勞動力中有1300萬屬於工會，1973到1975年英國的工資水平增長分別為15%、19%和23%，壓縮了企業利潤。同時，工資與物價螺旋式走高，在企業生產率未提高時，反而帶來通脹壓力。英國深陷“滯脹”泥淖。

國企過多降低了英國企業的經營效率。

70年代的英國經濟中，國有企業占據著重要地位，分散在煤炭、電力、天然氣、運輸等諸多行業。國企經營存在“軟約束”，也缺乏有效市場退出機制，降低了英國企業的經營效率。根據學界測算，整個70年代，雇傭了全國25%勞動力的國有部門只貢獻了10%的GDP。很多國有企業持續處於虧損狀態，還需要政府財政來補貼。

政府過度干預經濟，財政壓力較大。

例如英國政府當時對部分虧損行業的補貼，扭曲了資源設定效率，也加大了政府的財政負擔。根據Anonymous （1995）測算，1979年公有制企業的損失每年需要花費每一個納稅人300英鎊。

3.2撒切爾強推改革，國企私有化增效

緊縮貨幣供給，嚴控通脹。

撒切爾1979年上任首相后，同樣采納了貨幣主義的觀點，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控制通脹。英國政府不惜以就業為代價，緊縮貨幣供給，基準利率在1980年一度達到17%。失業率在80年代初也因此大幅攀升，從5%上升到10%以上。但緊縮政策達到了預期效果，英國的通脹水平從21%的高位迅速下降至5%以下。

加速推進私有化進程。

撒切爾政府對沒有必要保留國有成分的公司進行了大膽的私有化改革，如阿莫仙國際公司、英國石油公司、英國鐵路酒店、國際計算機有限公司、費蘭梯無線電纜、英國航空，英國貨運和英國貨運碼頭局。此外，諸如電話、天然氣、水、電力等戰略性國有部門也陸續上市。

英國的私有化有幾個特點：第一，公用事業的私有化是主要構成部分，占比達40%，能源部門和部分制造業部門占比亦較高；第二，從私有化形式來看，大多采取公開發售方式；第三，為防止海外敵意收購，英國也采用了“黃金股”形式保障國有控制權。

私有化運動提高了企業效率。英國人均產出增長率在80年代后明顯回升，人均GDP、工業生產回升速度相比歐元區其他國家更快。盡管短期失業率走高，但效率得到提升后的各企業部門逐步吸納了過剩勞動力，失業率在80年代中達到頂峰后明顯回落。

撒切爾政府還通過減稅、廢除物價管制等措施，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

在其執政期間，高收入者的邊際稅率從80%降到了50%，低收入者的稅率從33%降到30%。與此同時還取消工會的法定特權，解放了勞動力市場。也取消了外匯管制，廢除了政府對物價、收入和股利的管制。

3.3經濟觸底反彈，長期穩健增長

1981年后，英國經濟就開始觸底反彈。

80年后，惡性通脹就得到了控制，同時GDP增速逐漸由負轉正。和美國經濟類似，英國經濟也走上了平穩增長的路徑，各主要宏觀經濟指標波動率大幅減小。與歐元區相比，英國的增長速度更快，且更加穩健。

盡管英國政府采取了減稅措施，但財政狀況並沒有出現明顯惡化，不久后還大幅好轉。

首先，英國政府壓縮財政開支，減少了支出項；其次，私有化改革一方面減少了政府對國有企業的補貼，另一方面也激發了私人部門的活力，有利於提高稅收；再次，政府減少對經濟的干預提高了經濟運行的效率，增加了稅收收入。

撒切爾對經濟進行的多方面結構化改革，減少了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充分激發了私人部門的活力，為英國經濟的長期增長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因此，很多人評價撒切爾“挽救”了英國經濟。

4.經驗總結與借鑒

為了解決80年代的滯脹問題，里根經濟學和撒切爾主義均采用貨幣主義觀點緊縮貨幣，也采用了供給學派的結構性改革。里根經濟學側重減稅，撒切爾主義更側重國企私有化。盡管中國當前所處時期和面臨的形勢和當時有所不同，但英美經驗仍然有值得借鑒之處。

突破凱恩斯主義穩增長，大刀闊斧地供給側改革。

無論是里根經濟學，還是撒切爾主義，都是對凱恩斯主義的大膽突破。70-80年代的石油危機疊加英美內部的結構性問題，造成高通脹、高失業的局面，凱恩斯主義刺激總需求的思想變得束手無策。因為擴張型政策會加速通脹，緊縮貨幣又會推升失業，無論哪種措施都很難解決經濟本身存在的結構性問題。所以供給學派的觀點“粉墨登場”。

中國當前雖然沒有面臨滯脹的局面，但經濟的結構性問題不亞於當年的英美。例如，工業規模以上企業的總資產中，國有控股占比高達37%，但從今年三季度利潤增速來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表現最差，利潤同比大降將近30%，而私營經濟卻依然保持8.92%的負增長。也就是說國有企業占用著大量的經濟資源，卻低效率的運行著，對經濟構成拖累。此外，體制內企業獲得銀行貸款相對容易，而民營企業很難獲得貸款，導致央行即使再“放水”，水也大都流向了國有及其關聯企業，民營企業融資成本依然高企。這些都是供給端出了問題，單純依賴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是很難奏效的。

減稅和減少政府的過度干預，構建“小政府”。

里根經濟學和撒切爾主義的另一個精髓是經濟上推崇自由主義，構建“小政府”。無論是減稅，還是降低門檻、放松各種管制，都減少了政府的過度干預，激發了市場的活力。我國當前也存在政府干預經濟過多的問題，金融、電信、能源、交通、教育、醫療衛生等諸多領域對民營企業開放程度低，且存在價格管制，此外企業稅負過重，都降低了經濟運行的效率。當然，我們也不推崇過度的自由主義，因為市場也有失靈的時候，且要考慮社會公平性問題，需要“小政府”來發揮作用。

供給側改革不像凱恩斯主義那樣“皆大歡喜”，需要有魄力的推動者。

里根和撒切爾夫人都是“偉人”級的領導者，但依然在改革的過程中遇到非常大的阻力，步履維艱。凱恩斯主義的財政刺激相當於為私人部門提供掙錢的項目，而貨幣刺激相當於開著飛機直接“撒錢”，無論哪種方式都是“皆大歡喜”的結果，且短期對經濟見效快，受到各國政府的推崇。而供給側改革更多是解決經濟的長期結構性問題，會觸動很多人的利益，需要有魄力的改革者來推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