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么還要關注冷戰

牛軍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外交學與外事管理系教授、副系主任,中美關係史研究會秘書長、北京太平洋(601099,股吧)國際戰略研究所特約研究員,研究領域:中國外交決策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著有《從延安走向世界:中國共產黨對外關係的起源》等

《五十年戰爭：世界政治中的美國與蘇聯（1941-1991）》（以下簡稱《五十年戰爭》）是英國歷史學家理查德·克羅卡特（richard crockatt）教授的名著。這部著作出版於1994年，后來由王振西和錢俊德先生翻譯成中文出版，目前這個版本已是中文的第二版了。我很榮幸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的邀請為新版寫序，這對我也是一次再讀國際冷戰歷史的機會，當然也是一種督促。

和所有的讀者一樣，我最初獲知《五十年戰爭》要出新的中文版時，立即會問這是為什么。我認為首先是社會中有巨大的需求，即越來越多的人希望確切地了解二戰后持續了四十年的冷戰的真實歷史，包括冷戰是如何發生的，以及它到底給世界帶來了什么影響。

“冷戰”這個詞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由美蘇兩國對抗導致的國際體系的概括，這個“體系”一直延續到1991年，以蘇聯陣營崩潰和蘇聯解體而告結束。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於1945年提出這個概念，爾后被美國政論家們當作專有名詞廣泛傳播。奧威爾最初試圖強調的是美蘇對抗已很激烈，只是沒有發生戰爭。不過隨著美蘇對抗的特殊狀態的固定化，這個詞中的“冷”變得更重要了。因為美蘇都認為自己在進行殊死搏斗，同時卻一直維持著和平的狀態。后來的發展證明，“冷戰”非常準確地概括了那個新時代的本質特征，其影響之久遠，即使在當今的諸多國際紛爭中，涉入其中的各方通常還會用“冷戰”“冷戰思維”等互相指責，盡管多數人未必確切知道冷戰的諸多特征。更為重要的是，這種話語的延續在深層次上反映了一個時代的影響，世界仍然沒有完全走出冷戰的陰影。

對於中國讀者，還有一層更迫切的需要，即對當下中美關係及其未來走向的特殊關注和擔心。自1979年中美建交，三十五年來兩國關係獲得前所未有的迅速和大規模發展，但雙方目前正經歷前所未有的困難，甚至被認為處於建交以來“最不好的狀態”。一些所謂的“戰略家”們如此經常和隨意地使用諸如“遏制”“滲透”“核戰略威懾”等冷戰詞語來界定中美兩國的對外政策和戰略選項。毫無疑問，這些話語未必能反映我們今天面對的事務的復雜性和新特點，但它們的確會導致人們越來越懷疑，中美是否正在滑向一場類似冷戰的新的大國對抗。

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經指出，大量研究都能證明，每當面臨歷史關頭，人總是根據自己認識的世界而非真實的世界做出選擇。20世紀著名的學術理論家卡爾·波普爾（sirkarl raimund popper）對歷史研究價值的論述指出了人類認知的這一特點。他說：“不可能有‘事實如此’這樣的歷史，只能有對歷史的各種解釋，而且沒有一種解釋是最終的，每一代人都有權形成自己的解釋。他們不僅僅有權形成自己的解釋，而且有義務這樣做，因為的確有一種尋求答案的緊迫需要。”國際冷戰歷史就屬於有“緊迫需要”尋求新解釋的領域，它滿足了成為歷史研究者必須予以關注的兩個基本條件，同時這也是促使讀者發生興趣的兩個基本驅動力。其一是它的特殊重要性足以勾起人們的好奇心，使人們非常希望知道當時到底發生了什么並造成了什么后果。其二是它同今天的諸多事態有密切關聯，人們渴望盡可能地搞清楚它對當今世界包括自己生活的影響及其達到了何種程度。

上述情況可以被中國圖書界大量翻譯介紹有關冷戰的論著和國際冷戰史研究在中國方興未艾的趨勢所證明，從這股熱潮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中國的研究者和讀者對國際冷戰歷史日益增長的興趣。尤其是近些年來，越來越多的冷戰研究名著被翻譯介紹到中國，包括最負盛名的著作，如約翰·劉易斯·加迪斯（john l.gaddis）的《遏制戰略：戰后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評析》《長和平：冷戰史考察》;梅爾文·p.萊弗勒（melvyn p.leffler）的《人心之爭：美國、蘇聯與冷戰》;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的《全球冷戰:美蘇對第三世界的干涉與當代世界的形成》;梅爾文·p.萊弗勒和文安立主編的三卷本《劍橋冷戰史》;弗拉基斯拉夫·祖博克（vladislav m.zubok）的《失敗的帝國：從斯大林到戈爾巴喬夫》，等等。還有很多從不同角度、針對不同專題、涉及美蘇之外諸多國家的論著，在此不一一列出。這些譯著同許多中國學者的論著一樣，都已經成為中國的國際關係史、冷戰史和世界史領域教學及研究的必讀書。由此自然會產生一個問題：理查德·克羅卡特教授1994年出版的《五十年戰爭》這本書的特點是什么?重讀這部著作會給讀者帶來哪些教益和啟發呢？

我曾經就上述問題與在美國哈佛大學任教的文安立教授討論過，他非常熱情和肯定地介紹了《五十年戰爭》的學術價值和獨到之處，我讀過后有同感。我本人最深的印象概括地說，就是從中發現了后來國際冷戰史研究發展的諸多重要線索。僅此一點，就有理由將該書收入了解國際冷戰史的重要圖書之列，何況它還展示了作者強大的敘事能力和寬闊的視野，以及不少堪稱睿智的分析和判斷，尤其對歷史研究者是很有啟發的。

與作者寫作的時代（1989-1994）相比，國際冷戰史研究最突出的進展，也是引起世人關注的最重要原因，是大量歷史檔案的發現、收集和整理，並為讀者展示了太多聞所未聞的歷史故事。它們結合在一起，組成了一幅豐富繁雜、波瀾壯闊的難以想象的歷史畫面。從國家間的衝突與戰爭，到生態環境、公共衛生和移民潮等，無不被打上冷戰的烙印。誠如這本書的作者在二十年前出版《五十年戰爭》時所做出的論斷：冷戰是那個時代最具影響力的、其他因素無法與之相比的國際體系。

作者在全書的開始即坦承，他“主要依靠的是第二手資料”，也“參考了不少政府出版物、檔案匯集、雜志、報紙和回憶錄”，以及許多學者的論著。換句話說，發現和利用新發掘的歷史檔案不是這本書的特點，也不是目的，當然當時的條件也難以同今天相比。這本書最突出的特點也是最富有啟發性的特點是“從全球角度論述1941-1991年期間美蘇關係史”，以及“論述美國和蘇聯得以適應或者未能適應全球變化的原因”。

《五十年戰爭》分五個部分，加上結束語共十四章，涵蓋了國際冷戰史的大部分主要問題，可以說是一部對國際冷戰歷史全景式的敘事。作者在序言中清楚地告訴讀者自己寫作的初衷和論述的兩個主題。他首先強調了冷戰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互動的產物，“必須把美蘇關係看作一個互動的過程，而不是一方對另一方的行動過程”。這一判斷對中國讀者尤為重要。國際冷戰史研究首先是也主要是在歐美學者尤其是美國學者中展開的，有關冷戰的緣起及其整個過程的研究一直存在尖銳的爭論，那時中國甚至都很少使用冷戰這個概念，所以對有關研究所知甚少，人們通常是從反映官方觀點的報刊宣傳中了解有關事件，故對冷戰進程復雜性的了解帶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很有必要從不斷更新的歷史研究成果中獲取必要的知識。

在美國，第一代研究冷戰的歷史學家通常都將冷戰的發生歸咎於蘇聯，而美國的戰略則是對蘇聯挑戰的回應。這批學者被稱為“正統派”。越南戰爭之后，美國新一代歷史學家提出了相反的論斷，他們被稱為“修正派”。這派學者傾向於認為，蘇聯的政策更具有防御性，反而是美國的誤判和擴張導致了冷戰對抗。隨著1980年代所謂“新冷戰”的出現和蘇聯在第三世界咄咄逼人的擴張，有關誰對冷戰負主要責任的爭論再度激化，美蘇雙方的政策都被置於學界更加嚴苛的審視之下。值得深思的是，不論是在冷戰階段，還是在此之前，蘇聯學術界（如果有的話）都在相關的學術領域中缺席，他們的集體“失語”導致現在的研究者沒有可以借助的來自當年蘇聯及其陣營的研究成果，因而，重建作為冷戰一方的蘇聯的歷史，成了冷戰后國際學術共同體的艱巨任務。

在冷戰的年代，對於所有參與研究的歷史學家來說，最大的難題是完全無法獲得蘇聯及其陣營方面的檔案資料。這種情況在冷戰后一個時期有了非常大的改變，俄羅斯保存的大量蘇聯時期的檔案和東歐國家的檔案被挖掘和整理出來，歷史學家們終於得以在來自“鐵幕”兩邊檔案的比較基礎上，重新構建國際冷戰歷史的敘事。這些新的敘事有非常豐富的內涵，對於這本書來說，特別重要的是新的研究成果為冷戰是“美蘇互動的產物和過程”這一觀點提供了強有力的論證，盡管它並非無可置疑。人們既不能簡單地確認是美國發動了冷戰，也不能簡單地斷定是蘇聯挑起了冷戰。在整個冷戰發生、演變的過程中，美蘇的確存在對抗性的戰略利益衝突，但並不能因此否認諸多它們難以掌控的重大事件（如1971年的印巴戰爭等）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還有些重大事件則是由雙方的戰略誤判造成的。諸多研究成果告訴讀者，僅通過意識形態的透鏡觀察和解讀像冷戰這樣復雜的歷史過程，是非常不可取的，那樣不僅會導致對世界政治的極為狹隘的理解，而且有可能導致悲劇性的戰略錯誤。

第二個特點是從《五十年戰爭》中，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到結構現實主義理論的深刻影響。作者很明確地指出，他力圖將整個敘事置於根據國際政治體系理論搭建的框架之中，將美蘇對抗視為二戰后國際體系導致的結構性對抗的結果。二戰的結果之一是結束了多極體系，歐洲的衰落導致出現兩個超級大國對抗的兩極體系。作者認為，在所有影響世界政治進程的各種因素中，美蘇對抗的冷戰體系是壓倒性的，嚴重影響了世界政治的各個方面和世界的各個地區。

作者從美蘇對抗的歷史根源開始敘述，將兩國對外政策的歷史傳統作為分析體系性對抗的起點，敘述了在全球變遷的過程中，冷戰是如何爆發的，“緩和”是如何出現的，又是什么導致了兩個超級大國再度緊張對抗的“新冷戰”，以及冷戰最終因蘇聯解體而和平終結的過程。在宏大而有序的敘述中，作者顯然試圖在體系理論的導引之下，揭示冷戰體系的內在機理，包括美蘇兩國的國內政治結構和重要人物的作用，例如在第四章對美國和蘇聯兩國國內體制的特征和領袖的素描式分析。要在一部歷史著作中完成這樣的任務並非易事，作者的嘗試很有價值，尤其是還能使全書讀起來相當引人入勝。

《五十年戰爭》試圖“從全球角度”審視冷戰體系，實際上不可避免地會將國際冷戰置於全球進程的更大的背景之下。由此就有必要充分和系統地闡述冷戰時代發生的、在冷戰體系之外的、屬於全球視野的各種事務，包括地區問題、第三世界、跨國因素、非政府行為體等的發展，與冷戰體系之間的相互影響。如果將冷戰體系置於影響全球進程的中心地位，就有必要進一步分析和探討其他方面的重要性和意義，例如第三世界的影響。畢竟這個概念涉及幅員遼闊、國家和人口數量巨大，並且被證明影響力不斷提升的重要地區。2010年出版的文安立的名著《全球冷戰:美蘇對第三世界的干涉與當代世界的形成》在這方面是有開拓性的，他的研究證明，冷戰時代第三世界中的各種力量和行為體的實際影響，比之前人們所了解的要大得多。顯然，從全球進程中研究美蘇互動這個命題，理應展示更為豐富的內容，以及產生更為深刻的見解。《五十年戰爭》能早在二十年前提出這方面的問題並做出獨到的努力，是非常有意義的;讀這本書對理解國際冷戰史研究的進程也有特殊的價值。

《五十年戰爭》的確有很多值得推薦的內容，它會引起讀者認真閱讀和深刻思考。書中的敘事固然很有吸引力，很多素描式的論述會使讀者比較容易地了解重點並留下印象，更重要的是書中的很多分析和判斷會刺激讀者不斷詰問和思考。實際上作者在敘述冷戰過程時，一直在不斷地提問，也沒立即做出回答，從而給讀者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間。總而言之，這本書對感興趣的讀者必定是開卷有益的，由此也證明了譯者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的見地，他們為這本書的再版所做的努力是非常有意義的。

注：本文為《五十年戰爭》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