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崩潰的歷史根源

左鳳榮 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國際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教授,著有《致命的錯誤――蘇聯對外戰略的演變與影響》等

1991年12月25日19時32分，在克里姆林宮上空飄揚了近70年的紅旗緩緩降落。蘇聯，這個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寄托人類文明的希望之地從此不復存在。20年后的今天，回顧曾經的超級大國崩潰的過程，依然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

我們曾認為，“十月革命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蘇聯的社會主義，代表著人類歷史發展的方向。出乎意料的是，蘇共只執政了74年，就在20年前轟然解體了。蘇聯劇變20年來，人們一直在探究其中的原因，為什么一個強大的蘇聯會發生一夜劇變，出乎人們預料地迅速解體。蘇聯的種種問題：破壞法制的大清洗、重軍抑民的發展戰略、農業落后、民眾生活水平低、民族主義等等，根源都在於蘇聯的領導制度和組織制度。

1991年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在演講前而不是演講后簽署辭職檔案，讓電視臺工作人員措手不及。

蘇共沒有讓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

關於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的形式，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都推崇巴黎公社式的國家。巴黎公社有兩條重要的原則：一個是公職人員由普選產生；另一個是消滅作為暴力工具的國家，建立為民眾利益服務的廉價政府。

蘇聯搞了70多年社會主義建設，始終都沒有實現人民主權原則。十月革命勝利之初，可以用人民文化水平低來解釋，幾十年后這一理由難以成立。蘇共自認為他們所做的就是民眾的需要，代表人民思考和決定一切，不相信民眾自己有判斷是非和選擇的能力，管理人員由蘇共組織部門挑選任命，還提出了“干部決定一切”這一片面的口號，造成民眾與國家政權的分離，民眾只是社會主義大機器上的螺絲釘。

正因為民眾沒有權利，對國家的決策沒有影響，才使政府明顯侵犯民眾利益的政策，如：過分發展軍事力量，不給農民以耕種土地的自由，不允許知識分子自由創作等，長期堅持不改。也因為政府的權力不是來源於人民，民眾也沒有權利監督政府，機關越來越只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干部享有各種特權，體會不到民眾的疾苦，民眾感覺黨政機關並不代表他們的利益。因為沒有成為國家的主人，在民族分離主義分子破壞國家，國家分崩離析之時，沒有人站出來維護它。斯大林“大清洗”在蘇聯肌體上留下的創傷，同樣在蘇聯解體中起了重要作用。

蘇聯的民主沒有被民眾認可

形式與內容是相統一的，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無產階級為自己爭得了許多權利：普選權、建立自己政黨的權利、集會游行向資本家抗爭的權利、出版刊物宣傳和闡述自己主張的權利等等。在沙俄這個落后的國家，民眾享受不到這些權利，爭取自己的權益也是布爾什維克和民眾奮斗的目標。列寧說：“蘇維埃政權既不是遵照誰的指令，也不是根據哪個政黨的決議建立的，因為它高於各政黨，它是根據革命的經驗，根據千百萬人的經驗建立的。”“勞動者在不滿意自己的政黨的時候，可以改選自己的代表，把政權交給另一個政黨，不必進行任何革命就可以改組政府。”

列寧所設計的新政權形式是集立法與行政合一的蘇維埃，這一體制是建立在全民普選基礎上的，“議行合一”與“普遍選舉”兩條原則結合在一起，從而實現人民主權。十月革命后，蘇俄進行了立法會議代表的選舉，1917年11月選舉產生了715名立憲會議代表，其中社會革命黨370名，布爾什維克175名，左派社會革命黨40名，孟什維克15名，立憲民主黨（人民自由黨）17名，以及其他黨派和民族組織的代表，1918年1月5日立憲會議召開后，布爾什維克的政策主張在會議上難以落實。於是，列寧宣布解散了這個代表機構，用蘇維埃取而代之。布爾什維克黨開始代表人民管理國家，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其他社會主義政黨也漸漸失去了活動的空間。

蘇聯的政治體制表明，社會主義民主同樣需要形式上的民主。蘇維埃政權拋棄了資產階級民主的一些形式，如三權分立、競選、言論和出版自由等等，雖然蘇聯自己宣稱，“無產階級民主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蘇維埃政權比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要民主百萬倍。”但是，蘇聯的民主沒有被民眾認可，長期存在實際上總書記的個人集權。無產階級的民主應該使政權“處處依靠群眾的積極參與，處於群眾的直接影響下，接受全體公眾的監督”，人民應該有更多的權利和自由，但在蘇聯這不是事實。蘇聯的實踐表明，沒有這種外殼的民主是不能實現民主內容的。

蘇共逐漸蛻化為維護自身利益的政黨

蘇聯劇變和聯盟國家的解體與蘇共直接相關，蘇共在長期執政的過程中，沒有順應時代發展的要求完成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蘇共沒有成為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而變成了只代表自己利益的權力機關，造成蘇聯體制僵化、問題成堆、人民不滿，成為社會發展的阻礙。

俄共（布）在列寧時期比較民主，重大方針政策的出臺都經過黨內充分的討論，甚至是激烈的爭論。但列寧病重和逝世后，黨的作風也開始發生變化，斯大林利用在黨內掌握的權力，逐漸成了凌駕於黨和國家之上的領袖。斯大林創造性地提出：“共產黨是蘇維埃國家內部的一種聖劍騎士團，它指導蘇維埃國家的機關並鼓舞它們的活動。”

蘇共的腐敗

“聖劍騎士團”是中世紀專為掠奪和屠殺異教徒而建立的德意志天主教僧侶騎士團，它不惜用血與火征服異地，鏟除不順從者，是為封建主、為個人獨裁效力的工具。在實踐中，斯大林按照“聖劍騎士團”的標準建設蘇共，蘇共成了聽命於領袖個人的黨。斯大林建立了嚴格的新聞檢查制度，無論是黨內，還是社會上都不允許有不同的意見，檢查機構越來越龐大，權力越來越集中，創新思想在幼芽狀態下就被摧殘殆盡了。

在斯大林之后，蘇共雖有所改變，但並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蘇共的總書記權力不受制約和監督，黨內沒有合法的爭論與辯論，仍是層層聽命於總書記或第一書記，不合總書記意者難以在政治舞臺上立足。各級黨委和黨委書記具有絕對的權力，經常包辦代替蘇維埃、經濟機關和社會組織的工作。這樣一個缺少民主的黨也不可能在蘇聯實現真正的民主，而沒有民主自然就沒有社會主義。

政黨本來是群眾性組織，是聯系社會與國家的橋梁，蘇共則蛻化成了國家機關，成了官僚化的代表。隨著干部任命制的發展，官僚主義和貪污現象也隨之發展起來了，普通老百姓(603883,股吧)找不到主人的感覺，責任感自然也減退了。同樣，領導者本人對人民、對黨的責任感也下降了，因為官員的提升不是靠“下層”，不是取決於人民的意志和要求，而是取決於“上層”，取決於上級領導的態度和意見，取決於檔案和私人關係。

沒有各階層的平等，農民和知識分子受歧視

蘇共沒有建立起一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制度。農民長期被看成是落后的階級，是被消滅的對象。斯大林強行推行全盤農業集體化，消滅了個體農民。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民，普遍失去了對勞動的興趣，破壞勞動紀律，不出工的現象很普遍，農民普遍不滿，沒有生產積極性，他們不可能生產出國家需要的東西，結果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國家落到了連自己都養活不了的地步，到20世紀70年代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糧食進口國，不得不從資本主義美國大量進口糧食。

在任何社會，從事創造性勞動的知識分子都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隨著新技術革命的進行， 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更是如此。但蘇共沒有看到人民的文化水平在提高，科學技術和知識分子的作用在增強，仍然堅持所謂階級原則。在吸收黨員時，“他們只注意使工人階級、農民、婦女在蘇共中占有相應的比重，而忽視了國內工人力量結構已經發生變化，忽視了把科學技術和創作知識分子積極推向前臺，因為這些知識分子就其修養水平和在經濟、科學、文化中所占的關鍵地位來說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在現實生活中，“司機、清潔工比記者入黨更快，因為他們被列入工人之列”。知識分子長期沒有表達意見的自由，蘇共對知識產品嚴格監督，與知識分子要求獨立思想和表達自己思想的愿望發生了嚴重矛盾，他們“被迫戴上緊箍咒，而施法的人卻是那些對他們的專業知之甚少的黨委領導。”知識分子收入不高，又沒有像在實際物質利益部門工作的工人那樣的實惠，使最具創造性的這部分社會力量同蘇共疏遠，后來成了反現行體制最積極的成分。

干部處於優越地位，在斯大林時期建立和完善了一套官僚特權制度，如建立內部特供商店、餐廳、醫院、免費別墅，干部根據級別享受不同的工資補貼、住房、醫療照顧以及其他的福利補貼。這一制度一直沿續下來，並在不斷加強。官貴民賤的社會不可能在現代社會生存下去。

社會主義本是人民大眾生機勃勃的事業，是為民眾謀福利的事業，但由於蘇聯的領導制度和組織制度沒有保障人民當家作主，沒有把人民主權從理念變成現實。結果，人民對國家的政策沒有影響力，對蘇共沒有監督權，蘇共變成了向民眾發號施令的機關、追求自身利益的代表。作為議會合一機關的蘇共，在制定政策時往往只著眼於國家的強大而不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侵犯和違背民眾利益的事時有發生。

如果蘇共能夠指導人民運用民主權利，在做決策、辦事情時，能聽取和尊重民眾的利益訴求，蘇聯則不會長期固守沒有生命力的集體農莊制度，不會把錢財毫無節制地浪費在發展軍備和支援世界革命上。集權僵硬的政治體制使民眾喪失了積極性和創造性，導致了經濟危機，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國家淪為最大的糧食進口國，靠出賣原料過日子，到1990年落到了滿世界乞討購糧款的地步，蘇聯自然難以為繼了。當蘇共解散、蘇聯解體之時，沒有民眾起來抗爭，這一教訓足夠深刻。“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社會主義者應該研究蘇共的前車之鑒，防止重蹈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