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的地緣政治特點與未來趨向前瞻

作者分系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美國全球戰略與外交政策、中美關係；中共中央黨校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內容提要

在東亞地區，中美雙方在實力對比上所發生的此消彼長變化，在“后危機”時代表現得尤為明顯，重塑地區權力結構的同時，也促使東亞地區出現安全中心與經濟中心相分離的二元復合區域格局。這一格局的發展態勢，同大國的東亞戰略、區域熱點問題的走向以及安全與經濟領域的合作密不可分。目前，中美雙方正在積極致力於“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構建，這必將會為區域格局的發展演變釋放出一系列正面效應。更好地推動東亞區域格局朝著更加有利於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方向發展，是域內各國及相關國際力量共同的責任。

東亞地域廣闊，戰略資源豐富，地緣戰略地位極其重要，既是麥金德“大陸腹地學說”中“世界島”的重要組成部分①，也是斯皮克曼“邊緣地帶理論”中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帶（rimland）②。在目前中國逐漸成長為地區經貿合作的領導力量，美國積極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以及俄羅斯、日本等戰略力量政策深度調整的大背景下，東亞的區域格局發生了何種變化？東亞地區范圍內的大國戰略、熱點問題、安全經濟合作進程會在多大程度上對區域格局走勢產生影響？中美正在積極構建的新型大國關係是否會為東亞地區穩定與繁榮注入新的積極因素？

東亞區域格局歷史演變與現狀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本文所述“東亞”采用大東亞的概念，即包括東北亞、東南亞地區國家，以及美國和俄羅斯。而將作為國際格局的子系統的東亞區域格局理解為，由中美日俄等地區大國和域內其他力量綜合構成的基本結構及其互動特征。

東亞區域格局的歷史演變。作為古代中國與地區國家間一種特殊的關係互動模式，朝貢體系緣起於先秦時代的分封制。③盡管這一體系的邊界與朝貢國的數量不斷發生變化，但由於中國在東亞的絕對優勢地位，體系內部基本保持著“藩屬—宗主國”關係。④在這種特殊的區域格局之下，國家間的往來缺乏正式的規則，更多通過“禮法”來維系；宗主國不干涉藩屬國的內部事務，形成一種“平等的雙邊關係”，體系內國家享有“實質的主權”。

進入近代，東亞格局的發展演變被裹挾在以日本為中心的“大東亞共榮圈”的醞釀與實踐中。始於19世紀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使得地區古老的制度模式被摧毀，東亞逐步被納入到現代國際關係體系中。在這個過程中，日本通過明治維新以及采取“脫亞入歐”的西化戰略，經濟迅速崛起，成為東亞地區的霸權國家。伴隨著國家實力的增長，日本欲建立一個自己主導的地區秩序的意圖昭然若揭。⑤但由於“大東亞共榮圈”等構想包含的是以權力政治為核心的秩序觀念，加之日本武力侵略的實現方式，它嚴重違背了東亞人民的意愿，給地區帶來了災難，最終也難逃失敗的命運。

冷戰的終結，使東亞格局迎來了一個以多邊主義為主導的發展階段，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地區國家彼此尊重主權又超越主權，成立了一系列地區性合作組織並積極推動地區一體化發展。不過，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地區國家在政治經濟制度上的多樣性，地區合作過程中主導國家的缺位，加之被地區國家普遍接受的“東亞觀念”尚未形成等原因，目前東亞地區合作水平相對較低，地區格局構建與一體化整合任重而道遠。⑥

東亞區域格局現狀分析。進入21世紀以來，在全球化深入發展與區域化加速推進的國際大勢下，東亞不僅與歐洲、北美一道穩居世界經濟中心三甲之列，更由於地區強勁的發展勢頭使得世界地緣政治面貌發生深刻變革，國際權力中心開始出現由大西洋(600558,股吧)沿岸向太平洋(601099,股吧)沿岸轉變的趨勢。在這一過程中，東亞地區權力結構也發生了深刻變化，主要表現為后危機時代中美雙方在經濟實力與地區影響力上的此消彼長，而這也推動了東亞區域格局的重構。

冷戰結束以來，中國積極融入國際與地區經濟體系，經濟保持著近10%的年平均增長率，體量迅速擴大。在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首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伴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中國開始積極融入並參與建設東亞地區經貿合作機制，改變了過去東亞經濟由美國主導的局面，漸趨成為地區分工體系與經貿網絡的中心。但中國經濟在地區的影響力不僅沒能有效提升中國在地區安全格局中的地位，反而由於中國的崛起改變了地區原有力量對比，促使美國增強在東亞地區的戰略介入力度。奧巴馬政府上臺后對美國的東亞政策進行了一系列調整：2009年7月，宣布調整全球戰略部署，“重返亞太”；2011年又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即綜合運用政治、經濟與軍事手段，參與並領導塑造地區多邊機制以應對中國崛起。於是，當前東亞地區便形成了一種安全與經濟相分離的二元復合式地區格局：安全問題更多圍繞以美國為中心的同盟體系，其中競爭多於合作；而經濟問題則更多依靠中國經濟增長所發揮的引擎作用，合作多於競爭。

在目前的東亞區域格局中，美國通過地區性雙邊同盟體系以及多邊伙伴關係為地區許多國家提供“安全”這一公共產品，而中國則依托不斷增強的經濟實力為東亞提供“發展”這一公共產品。⑦不過，美國提供的產品並不具有普惠性，被美國視為“對手”的國家不能享受之，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受其威脅。這一安全中心與經濟中心相分離、競爭與合作並存的二元復合地區格局，是中美實力此消彼長、崛起大國與霸權國家結構性矛盾在地區的直接反映，也間接揭示出中美未來的戰略互動將對東亞區域格局產生決定性影響。

此外，在安全層面，除了美國主導的以競爭為主的格局外，還存在著區域大國合作應對地區安全威脅及核擴散威脅的亞格局，主要體現在朝核六方會談上。從這個意義說，在安全上也是個復合格局。

影響東亞格局走勢的主要因素及其發展態勢

域內大國戰略。在東亞，地區格局的變化主要基於中美俄日等大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力量對比。因此，對上述域內大國的國家定位、地區戰略利益以及基本地區政策進行分析，有助於更好地了解東亞區域格局的發展態勢以及在此基礎上更好地推動地區穩定繁榮與一體化事業的發展。

中國。伴隨著中國崛起，中國對東亞格局的塑造能力會不斷提升。2013年10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指出，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亞太⑧，亞太的繁榮也離不開中國。⑨中國天然地處於東亞的中心，該地區集中匯集了中國政治、經濟以及安全利益，是中國發展最重要的舞臺。⑩伴隨著綜合國力的提升以及對國家利益認識的不斷深化，中國正在形成基於共同利益的地區戰略，以地區國家共同利益為導向推進地區建設性合作。

首先，我國落實周邊外交的基本方針，突出體現“親、誠、惠、容”的理念。本著互惠互利的原則推進東亞戰略，編織與地區國家更加緊密的共同利益網絡，使得東亞國家既得益於我國的發展，我國也能從地區的共同發展中獲得裨益與助力。其次，堅定維護地區的和平穩定，樹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意識。發揮上海合作組織、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亞信會議）等機制為促進地區共同發展所提供的安全保障的作用；加強地區在安全領域的合作，倡導綜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第三，大力促進地區的發展繁榮。通過共同建設“一帶一路”，加快同周邊國家的互聯互通建設；通過建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開發銀行，積極搭建地區性融資平臺。

美國。冷戰結束以來，作為當今世界體系的霸權國與最大受益者，歷屆美國政府都將“維護霸權領導地位”⑪、“抑制其他國家試圖挑戰或謀求霸權的傾向”⑫視為最主要的國家利益和全球戰略目標。作為美國全球戰略一部分的東亞戰略，自然要服從於美國全球戰略，並與之相互協調。面對以兩極對抗為主要特征的地區格局終結后東亞呈現出的強勁發展勢頭以及漸趨形成的以中國為中心的經濟一體化格局，為防止美國被排除在這一進程之外，更重要的是出於維護美國在東亞的現實利益與主導權，奧巴馬政府上臺后啟動了美國戰略重心東移的進程，推進“重返亞太”“再平衡”戰略。

由於美國霸權是以其在政治、經濟以及安全領域的實力以及優勢地位為基礎的，因此美國鞏固與加強其在東亞的領導地位也是圍繞著三個方面展開，逐漸形成了“三位一體”的東亞戰略構架。⑬在安全問題上，美國一方面加強與地區傳統盟友的關係，保持在東亞的一定規模的軍事存在，鞏固既有的“軸輻”式地區安全結構；另一方面通過擴展與東盟國家的安全合作，以舉行聯合軍事演習、開展多層級軍事外交活動等方式，加強與地區非盟國的軍事合作關係。在經貿問題上，突出表現為美國對“二十一世紀高標準”多邊自由貿易協定——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議（tpp）的推動，參與東亞經濟合作，並試圖重新主導地區經濟整合進程。在政治與意識形態問題上，積極推行“民主價值觀外交”，試圖打著“自由”“民主”的旗號來打壓和孤立中國。可以預見，美國介入亞太安全與發展事務，試圖主導區域格局演進方向的努力不會減弱，但是鑒於其綜合實力相對下降，特別是歐洲事務和中東事務的牽制，美國塑造東亞格局的能力趨於下降。

俄羅斯。目前，俄羅斯國家經濟社會轉型已經基本完成，但由於受困於烏克蘭危機西方經濟制裁以及全球范圍內能源價格走低趨勢，俄羅斯經濟出現較為嚴重的衰退。在這種情勢下，以恢復國家大國地位為目標的俄羅斯外交更加強調務實原則，“雙頭鷹”外交的實踐中越發重視東亞地區，其東亞政策更趨務實，與東亞國家間的關係也更趨緊密。俄羅斯的東亞外交主要由以下幾個重點領域：第一，將中俄關係作為東亞政策的重心，同時均衡發展與地區其他國家的關係。2014年中俄關係已經進入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係的發展新階段，中俄關係處於歷史最好時期。近年來，日俄關係也發展迅速，日本正成為俄羅斯在地區的第二大貿易伙伴，東西伯利亞—太平洋輸油管道以及薩哈林2號等日俄間的能源合作項目也在平穩推進。⑭同時，俄羅斯還積極介入朝核問題的解決，並將發展與東盟的合作作為東亞戰略的又一支撐點。第二，積極參與東亞地區合作機制與一體化進程，力爭改變在地區合作進程中被邊緣化的處境。

日本。進入新世紀，由於地區和日本國內形勢的深刻變化，日本積極調整其外交走向與地區戰略版面。目前，在東亞，隨著中國經濟總量超越日本以及奧巴馬政府的“再平衡”戰略，原有的地區政治經濟版圖被改寫，中國和美國的地位進一步提升。反觀日本，經濟增長緩慢，旨在通過貨幣政策扭轉頹勢的“安倍經濟學”成效甚微，與之相應，日本的政治在經濟影響下繼續相對下降。在這種背景下，日本政治右傾化明顯，國內保守派勢力不斷壯大，安保法案的通過使集體自衛權解禁已經成為現實。政治右傾化促使日本外交更具進攻性，並傾向於同中國爭奪地區領導權。以同中國競爭為主軸的東亞戰略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繼續深化日美同盟，在密切安保領域合作的同時，加入美國主導的tpp；二是積極推廣“價值觀外交”，通過以意識形態劃線的外交戰略來孤立中國；三是積極介入南海爭端，加強同菲律賓、越南等與中國有領土爭端國家的關係。

域內次要角色。探討東亞地區形成的安全中心與經濟中心相分離，競爭與合作並存的二元復合格局的發展態勢，除了關注區域主要大國的地區戰略與關係互動外，在東亞經濟與安全領域具有重要影響的朝鮮半島國家以及長期主導東亞地區合作的東盟也是需要考察的重要變量。

朝鮮與韓國。朝鮮半島地理位置特殊，按照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中的論斷，“地緣政治支軸國家的重要性不是來自它們的力量與動機，而是來自它們所處的敏感地理位置以及它們潛在的脆弱狀態對地緣戰略棋手行為造成的影響”。⑮可以說，朝鮮半島兩國按照國土面積和人口規模、經濟軍事實力都只能在地區扮演次要角色，但由於特殊地理位置及其與大國利益的密切相關性，其在區域格局演進中的地位與作用不可小視。

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朝鮮）方面，作為冷戰的“活化石”，在2009年4～5月間和2013年2月進行了第二、三次核試驗，已將“核擁有國”寫入憲法。金正日病逝至今，盡管面臨國際社會的種種猜測，金正恩政權已平穩運行近五年時間。但由於朝鮮政局、政策取向以及軍事動向發展的撲朔迷離，朝鮮仍將長期作為影響地區和平的不穩定因素。大韓民國（韓國）方面，2013年2月朴槿惠宣誓就職成為韓國第十八屆總統后，以創新型經濟、國民幸福與文化昌盛作為其施政的三大目標。為配合上述目標的實現，在對外關係上更加務實，在繼續以美韓同盟關係為核心的同時，積極發展中韓戰略合作伙伴關係，通過構建朝鮮半島南北信任程式，努力改善朝鮮半島關係，推動半島和平進程。⑯

朝鮮半島兩國的戰略走向會直接影響東亞地區四個大國之間的關係，進而影響東亞地區的安全格局。同時，中韓經貿關係的發展如果能夠帶動中日韓三邊經濟合作的深化並制度化，將會對地區經濟格局和安全格局的優化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比照世界其他地區的一體化進程不難發現，東亞區域合作並非由地區大國主導，而是由小國組成的地區一體化組織——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主導，即所謂“小馬拉大車”模式。

東盟在東亞地區合作中領導地位的確立是東亞大國博弈與東盟積極追求的結果，同時東盟的獨特運行方式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⑰以開放式地區主義以及機制化發展為核心的東盟方式（the asean way），不僅符合了東亞地區大國關係復雜、國家間互信缺失的地區性特點，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形成了東亞區域化制度體系的面貌。⑱在東盟近半個世紀的發展過程中，印度尼西亞（印尼）、菲律賓、越南等國因其戰略位置重要、經濟體量較大，在東盟的發展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其對外政策也頗為引人關注。

印尼方面，首位直選總統蘇西洛2004年入住獨立宮后，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在全球經濟放緩的大背景下，仍在2008年后保持著年均8%的增長速度，已經成為東南亞地區最大的經濟體。在對外政策上，印尼奉行積極獨立的外交政策，在同東盟其他9個成員國保持良好合作關係的同時，均衡發展同各大國的關係，試圖使印尼成為東盟的領導力量，使東盟成為東亞地區合作的領導力量。菲律賓方面，雖然在阿基諾三世上臺后，菲律賓的國際形象排名有所下降，但經濟表現卻相當不俗，2013年更是以7.2%的經濟增長率，名列亞洲第二。在菲律賓的對外關係體系中，以東盟作為依托，將對美關係視為重中之重，近年來同日本加強在東海、南海問題上的相互配合。越南方面，至1986年提出革新開放口號以來，經濟逐步走上快速發展的軌道，2010年gdp已達到2000年的3.4倍。在此基礎上，越南力圖構建多元化、全方位的外交格局。自1995年加入東盟以來，在密切與東盟國家經濟關係的同時，成功推動緬甸、老撾和柬埔寨加入東盟，在東盟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作為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牽制中國的重要一環，近年來越美關係發展迅速；而中越關係盡管面臨南沙群島主權歸屬爭議等問題，但在總體上保持了基本穩定。

區域經濟與安全合作。東亞地區的區域化進程起步相對較晚，但近年來發展勢頭迅猛，無論是在雙邊還是多邊層面，在安全和經濟領域都呈現出積極的變化。

區域經濟合作。1989年apec正式成立，東亞地區經濟一體化合作開始起步。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在改變地區經濟形勢的同時，也開啟了東亞經濟制度化合作的進程，即由單純的市場驅動型向雙邊和多邊自由貿易協定的制度導向型轉變。經過20余年的發展，東亞經濟合作如火如荼。近年來，地區范圍內出現了以美國為主導推進的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議（tpp）、以東盟和中國為中心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rcep）等“巨型fta”合作構想。

在奧巴馬政府的“重返亞太”的戰略格局中，tpp占有重要位置。在美國的力促下，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墨西哥、智利、秘魯、文萊這12國經過近五年的艱苦談判於2015年10月就協議達成一致，實現成員國之間商品與服務關稅減讓，降低其他部門門檻，制定新的經貿規則。⑲同一時期，在東盟等地區國家的倡導下，rcep合作框架協議應運而生，這一合作倡議涵蓋東盟10國、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若能順利推進，將形成gdp總量達23萬億美元的世界范圍內最大的貿易區。⑳雖然這兩大機制在成員國構成上存在一定的重疊，並都認同將構建亞太自貿區作為地區經濟合作的發展目標，但在表現出互補性的同時，更多是兩者的差異為地區經濟合作帶來的不確定性，東亞國家不得不在標準一高一低，以tpp為代表的美國道路還是以rcep為代表的中國道路中進行艱難抉擇，加重地區經濟合作過程中的大國博弈色彩。

區域安全合作。在東亞，由於國家間核心利益的巨大差異，形成了多元化的安全觀念，加之國與國之間在歷史、領土（海）以及核擴散等問題上的分歧與矛盾，使得人們普遍認為東亞安全困境的產生與存在是一種必然。與此同時，恐怖主義、跨國犯罪、非法移民、海上安全以及自然災害等非傳統安全問題日益凸顯，嚴重威脅東亞地區的穩定與發展，這些問題與傳統安全問題相互交織，使得東亞成為當前世界安全形勢最為復雜的地區之一。

不過也要看到，東亞地區在冷戰結束后20余年的時間里維持了和平的狀態，這主要是由於地區國家圍繞安全問題展開合作，並探索建立地區多邊安全合作機制。目前地區范圍內的安全合作機制主要包括以下幾種：第一，依托東盟建立的集中探討區域安全問題的機制，如東盟地區論壇（arf）、東盟“10+8”防長會；第二，針對具體問題而設立的多邊安全磋商機制，如朝核問題“六方會談”；第三，涉及到安全議題的綜合性的地區合作機制，如東亞峰會。21

東亞格局的演變趨向

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構建的正效應。2013年，習近平主席同奧巴馬總統在安納伯格莊園舉行會晤，就努力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達成重要共識，為新時期中美關係發展指明了方向。2015年9月，習近平主席訪美時明確宣布，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是中美兩國共同做出的“戰略抉擇”。

力圖打破“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必然衝突”的歷史魔咒，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是一個在基於中美雙方實力對比、政策互動以及國際地區形勢發展變化而形成的，被中美兩國政策界廣泛接受並積極構建的，存在可控競爭與廣泛合作的一種國家關係。22可以說，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有利於中美關係朝著更穩定、更有預期性的方向發展。23同時，中美關係新定位釋放出的正向效應會對地區的和平穩定、經濟融合發展、治理結構優化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

首先，“不衝突、不對抗”，在安全領域有效減少戰略誤判。冷戰結束以來，由於廣泛存在的領土、領海糾紛，加之區域內殘存的冷戰遺產，使得東亞地區面臨著因戰略誤判而被卷入大規模戰爭的風險。24而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首要內涵就是“不衝突、不對抗”，這意味著中美兩國會致力於避免出現以極端激烈的方式爭奪地區主導權的局面。這在客觀上會產生外溢效應，促使東亞地區各國形成一種較為穩定的認知，確保地區國家不會因錯誤預期地區安全形勢、中美關係未來發展走向而輕率地采取軍事手段來改變現狀。

其次，“相互尊重”，在地區治理層面有效提升區域治理水平。長久以來，傳統安全都在東亞安全格局中占據主導地位，地區治理長期被忽視。冷戰結束后，非傳統安全領域問題頻發，在對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構成威脅的同時，也推動著東亞地區治理機制的建立與完善。東亞治理存在的主要問題在於，地區國家強烈的主權觀念，使得形成的治理機制多以協商為主，缺乏約束性，在解決非傳統安全問題上成效不夠顯著。因此，中美作為東亞治理體系構建過程中的重要力量，應秉承“相互尊重”的原則協調在發展水平、社會制度以及歷史文化背景都存在較大差異的東亞國家，逐漸突破主權觀念，通過建立更具強制力的治理機制，在中美雙邊關係治理與東亞地區治理之間實現良性平衡。25

第三，“合作共贏”，在經貿領域有效增加區域范圍內經濟類公共產品的供給。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保持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長，中國已然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與地區經濟發展與一體化建設的核心力量之一。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向地區提供經濟類公共產品的能力與意愿都大幅提升，這必然與正在進行戰略重心轉移，並力促在東亞貿易、金融與投資領域發揮更大影響力的美國產生摩擦與分歧，也可能導致地區經貿分工體系的分化。但不容忽視的是，中美在經濟領域已經形成了深度的相互依賴，中美互為對方的第二大貿易伙伴，中國也在連續10年的時間里充當著美國成長最為迅速的出口市場。26因此，“合作共贏”成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構建的重要現實基礎。中美在地區經濟合作領域並非零和博弈關係，中國為地區經濟發展提供公共產品的做法也不會危及美國在東亞的經濟利益。同理，中美在經濟領域存在的諸多問題，如貿易摩擦、市場準入、人民幣匯率等，也將隨著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深入發展而以最小的代價得到解決，並在此過程中為東亞經濟地區主義發展注入更多的積極因素。

區域格局走勢前瞻。區域格局，作為宏觀把握地區形勢與走向的主要內容，作為國家制定政策與協調對外關係的基本依據，在具有客觀性與穩定性的同時，也兼具可塑性與變動性。東亞二元復合格局客觀地反映出東亞地區權力結構與中美之間互動關係，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穩定性。但同時，區域格局必定會隨著地區戰略力量變化而調整。

首先，東亞格局總體上將保持穩定。根本原因在於中美兩國分別在經濟與安全領域的優勢地位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不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這主要是基於兩點：一是一國在既定時間內的軍事實力以及在安全領域的影響力與其前期在軍事領域的投入與積累緊密相關。27美國的軍事開支長期以來維持在高水平，對海洋、太空等國際公域擁有較強控制能力，在軍事科技領域具有超強實力，這些都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所無法比擬的。加之東亞許多國家長期以來受到來自美國的安全保護，自身軍事實力以及維護本國安全的能力有限，使其短時期內在安全問題上難以擺脫美國的控制。28但美國主導的安全體系的長期存在，也使得體系外的國家處於一種不夠安全的狀態，面臨巨大的安全壓力，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目前東亞安全領域競爭大於合作的局面。二是一國在地區經濟格局中的地位不僅取決於其經濟水平，更在於其經濟發展潛力。目前，中國在東亞經濟格局中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對地區經濟增長的較高貢獻率以及初步形成的地區貿易中心地位，但東亞國家尚未在經濟領域對中國形成強依賴，中國也未真正主導地區經濟規則的制定。

其次，在總體穩定的前提下，東亞格局有可能朝著更加優化的方向演進。東亞格局前景可期的演進方向是：在經濟格局保持以合作為主的同時，安全格局不斷增加合作的分量並逐漸轉化成以合作為主，從而使二元復合格局為一元格局取代。有利於這種前景的主要因素是中國實力的增強以及基於這種前提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構建。進入“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在結構不斷優化、內需不斷擴大的基礎上，仍然保持著較強的增長勢頭，中國在地區經濟領域的影響力還將逐步提高，在經濟格局中的中心地位還將不斷穩固，在這一過程中，中美也存在著廣泛的共同利益與合作前景；與此同時，中國在安全格局塑造中的作用也將逐漸加強，這有助於東亞地區多邊合作安全格局的進化。

最後，東亞格局演進也受到一些消極因素的制約。第一，難以形成地區領導核心。由於東亞地區特殊的權力結構，以及地區在政治、經濟、制度等方面的多樣性，使得區域合作進程中難以形成單一有效的領導權。美國和俄羅斯由於其“域外國家”身份，日本由於其實力不足以及“歷史問題”，而中國主要是由於自身相對實力不足，都無法單一領導推進東亞的經濟與安全合作。而各大國戰略目標的差異又決定東亞地區很難出現歐洲那樣的“法德軸心”局面。第二，地區認同構建缺失。東亞多數國家相近的歷史文化傳統以及相似的近代化發展軌跡，使得共同地區意識的形成存在一定的基礎。但是由於地區內存在的歷史問題以及區內國家對於中國和日本這兩大地區大國在政策取向以及未來發展方向上認識的不確定，為東亞地區認同的形成與發展帶來不少困難，在一定程度上不利於東亞地區主義的發展。第三，外部消極因素的影響。歐洲聯盟（歐盟）作為全世界范圍內最主要和最成功的一體化組織，其合作理念的確定、利益契合點的選取、政策工具的施行以及有效制度約束的建構，被封為區域化的發展典范。不過，由金融危機引發的深度影響歐元區的歐債危機問題，在反映出歐盟結構性問題的同時，也對全球范圍內的地區主義發展造成負面影響。這些消極因素的存在，決定東亞格局進化的道路是曲折的。

基於對東亞區域格局的歷史考察尤其是對目前地區范圍內戰略力量的實力對比與互動特征所進行的綜合判定，本文認為目前的東亞區域格局是一個二元復合格局，其基本特征是：經濟上以合作為主，安全上以競爭為主。具體來說，在經濟合作上雖然存在美國主導的tpp和中國推動的“一帶一路”以及中國與東盟共同推動的rcep之間的競爭關係，但是東亞地區各國之間都存在著非常密切的互利合作關係，就是tpp與“一帶一路”及rcep之間，也存在著很強的互補性。在安全上，以美國為軸心的雙邊同盟體系雖然為一些國家提供了安全保障，卻是以某種程度的戰略對抗為前提的，同盟外的國家反而感到更不安全；雖然區域內國家在朝核問題以及諸多非傳統安全問題上有合作，並且形成了一些合作機制，但並未改變東亞安全格局總體上的競爭性。

東亞區域格局如何變化主要取決於區域內大國戰略走向及相互關係變化，同時，次要戰略力量以及地區合作狀況也發揮著重要作用。鑒於中國和美國這兩個對區域格局變化最有影響力的大國，在實力對比和雙邊關係上在可預見的未來不會發生突變，東亞格局總體上會保持穩定。不過，隨著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構建，兩國在東亞地區的戰略競爭會趨於減弱，各層面合作會加強，這對地區其他戰略力量會帶來示范效應。因此，東亞格局存在著不斷優化的前景：以競爭為主的安全格局逐漸演進成以合作為主的格局，從而終結經濟與安全二元復合格局。同時也要看到，制約東亞格局進化的因素仍然存在，構建東亞區域一元合作格局的道路不會是一帆風順的。

對中國來說，在努力改善周邊環境的同時，應著力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推動東亞區域一體化事業的發展。第一，加強自身實力建設，更均衡地在安全與經濟領域發揮作用。第二，積極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不斷釋放其對東亞區域合作的正向影響。第三，積極推動地區合作各領域的體制機制建設，為這一過程貢獻中國聲音與中國智慧。

【注釋】

①halford john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1942.

②［美］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學》，劉愈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年。

③何川：《“華夷秩序”論》，《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6期。

④崔丕：《東北亞國際關係史研究》，長春：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

⑤陳玉剛、袁建華主編：《超越威斯特伐利亞？——21世紀國際關係的解讀》，北京：時事出版社，2004年。

⑥張小明：《東亞共同體建設：歷史模式與秩序觀念》，《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11年第1期。

7於震：《經濟安全互動視角下東亞地區合作格局演變與中國應對》，《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

⑧“亞太”作為經常與“東亞”交替使用的概念，如果在國際政治語境下做狹義理解，即環太平洋地區主要包括東北亞與東南亞地區，與本文所述“東亞”概念相近。

⑨《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

10［日］毛里和子：《東亞共同體與中國》，《國際問題》，2006年第5期。

11秦亞青：《霸權體系與國際衝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12stephen g.brooks and william c.wohlfoith,"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vol 81,2002.

13信強：《東亞一體化與美國的戰略應對》，《世界經濟與政治》，2009年第6期。

14張學昆：《當前俄羅斯的東亞政策研究》，《西伯利亞研究》，2014年第6期。

15［美］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16魏志江：《試論韓國朴槿惠政府的外交政策趨向與朝鮮半島局勢》，《當代韓國》，2013年第1期。

17劉少華：《論東盟在東亞區域合作中的領導能力》，《當代亞太》，2007年第9期。

18王士錄、王國平：《從東盟到大東盟——東盟30年發展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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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竺彩華：《東亞經濟合作的新抉擇：tpp還是rcep》，《和平與發展》，2013年第2期。

21徐進：《東亞多邊安全合作機制：問題與構想》，《當代亞太》，2011年第4期。

22kai he,"undermining adversaries: unipolarity, threat perception, and negative balancing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 security studies, vol.22, no.2, 2012.

23周方銀：《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動力、路徑與前景》，《當代亞太》，2013年第2期。

24christopher layne, "less is more, minimal realism in east asia", the national interest, spring 1996,p.72.

25劉祖明、馮懷信：《東亞地區治理與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建構》，《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15年第3期。

26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http://www.fmprc.gov.cn/chn/pds/gihdq/gi/bmz/1206_22/sbgx/。

27周方銀：《中國崛起、東亞格局變遷與東亞秩序的發展方向》，《當代亞太》，2012年第5期。

28david a. lake,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9.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平臺觀點

文章來源：《人民論壇 學術前沿》2015年10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