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軍“非核遏制”理論的主要內容及對其的幾點看法

作者王曉軍系軍事專欄編譯作家

內容提要

新版《俄羅斯聯邦軍事學說》首次正式提出了“非核遏制體系”的概念，並把“非核遏制體系”定義為“為了使用非核手段預防針對俄羅斯聯邦的侵略而采取的一整套外交、軍事與軍事技術措施”。從地位與內容方面看，俄羅斯的軍事學說相當於俄羅斯的國防戰略，因此，上述“非核遏制體系”定義是一個廣義的保障國家國防安全的手段，具體到純軍事領域，“非核遏制”的核心仍是使用非核進攻性戰略武器遏制對手。俄方所定義的非核進攻性戰略武器既包括所有裝備非核彈頭的彈道導彈，也包括戰略轟炸機和遠程空基、海基巡航導彈。目前，非核進攻性戰略武器已成為俄美軍事斗爭領域最尖銳的議題之一。

俄軍“非核遏制”理論的發展沿革及其主要內容

俄軍“非核遏制”理論的緣起應追溯至時任蘇軍總參謀長奧加爾科夫元帥首倡的新軍事革命。1979年，奧加爾科夫指出：“以電子計算機為核心的資訊技術迅速發展，精確制導武器大量涌現，必將從根本上打破軍隊舊的發展模式，推動和促進新的軍事革命的發生。” 1982年，他撰文再次強調：“繼核時代軍事革命之后將發生一次新的軍事革命，這次革命以探測設備和計算機系統領域的技術成就為基礎，可使常規武器與核武器相提並論。”可見，不論是俄軍提出的“非核遏制體系”概念，還是美軍提出的“全球快速打擊”構想，均未超出奧加爾科夫的理論預見，仍屬於奧加爾科夫理論預見框架下的發展。

20城管局回復世紀90年代，科科申在擔任俄國防部第一副部長、國家軍事總監和國防委員會秘書期間，同俄軍領導人、專家學者及國防工業代表探討過“非核遏制”（前核遏制）問題。科科申認為，在嚴峻的政治、軍事危機條件下，戰略非核遏制應成為防止對手不斷強大的優勢工具。當時科科申制定並落實“非核遏制”（前核遏制）的構想，得到了時任俄武裝力量總參謀長杜貝寧大將等俄軍高層的支援。另外，科科申作為俄軍時任高層領導人，其推動建立“非核遏制”體系的工作並未局限於純軍事政治與軍事戰略層面的討論，而是在同俄國防工業綜合體生產遠程高精武器企業開展的密切聯系中，落實了建立“非核遏制”（前核遏制）體系的工作。正是在科科申的領導下，俄羅斯制定了本國第一份《國家武器綱要》，科科申親自協調了建造常規裝藥遠程高精武器的工作。近年俄軍開始批次列裝此類武器，如kh-555、kh-101空基巡航導彈，以及為多用途核潛艇研制的遠程高精度巡航導彈等。

當代俄羅斯對“非核遏制”理論論述得最為全面系統的軍事專家當屬斯里普琴科。斯里普琴科最著名的軍事理論成果是提出了“第六代戰爭”，而“第六代戰爭”理論也是其“非核遏制”的理論基礎之一。斯里普琴科所指的“第六代戰爭”是指“非接觸無核戰爭”。斯里普琴科認為，“在第六代戰爭中，起決定性作用的不再是規模龐大的陸軍部隊，不再是核武器，而是精確制導的常規突擊武器與防御武器以及新物理原理武器”，“第六代戰爭采用的戰法主要是實施強大的資訊突擊和利用各種作戰平臺的高精度武器進行密集突擊”，“首先，一定要針對敵方的還擊手段，對敵國整個領土上最重要、最關鍵的經濟設施實施密集突擊和有選擇、有針對性的突擊，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迅速而有效地取得戰略性成果和全面勝利”。斯里普琴科在2002年發表的《戰略非核遏制》一文中指出：“準備以非接觸方式戰斗的國家中將不可避免地出現全新的遏制侵略的機制。對潛在侵略者實施‘戰略核遏制’的功能將逐漸過渡到‘戰略非核遏制’，而不論敵人是使用常規武器還是核武器。”斯里普琴科認為“戰略非核遏制”的實施方式是“建立‘密集使用高精常規武器對可能入侵者實施打擊使其不可避免與無法阻止地遭受不可承收損失’的現實條件”。他認為，“密集使用高精常規武器的現實威脅，其遏制效果要遠比使用核武器的不現實威脅效果好”。

俄技術科學博士布列諾克少將與技術科學副博士阿恰索夫上校2007年在《軍事思想》雜志上撰文，從技術角度對“非核遏制”進行了分析。他們認為，截至2007年，俄軍並未對“非核遏制”的實質內容形成公認的理解。他們認為，“非核遏制”應理解為“顯示準備在回擊行動或先發制人打擊行動中，使用非核兵器給潛在侵略國家極端重要利益與設施造成明顯高於其實施侵略所處的威脅”

作者還提出了實施“非核遏制”的幾種方法：

* 研制、展示能夠可靠突破敵人防御並對敵人造成不可承受損失的常規毀傷兵器，並生產和存儲所需數量的此類武器（通過威懾實施遏制）；

* 建立能夠防御現代進攻武器的高效防御系統，這一系統能夠消除本國基礎設施與武裝力量遭到敵人實施突然地、不可承受地襲擊的可能性，即通過防御實施遏制；

* 在敵方侵略已明顯不可避免時，或為了阻止侵略升級時，對敵人極端重要目標實施高效的、有選擇的打擊，這種打擊要避免敵國居民和有生力量遭受損失，即所謂的針對有價值目標的打擊，通過顯示力量實施遏制；

* 研制與生產在數量與質量方面與敵人相當或更為優越的常規武器（因俄羅斯經濟的限制，這一方法不具現實意義）。作者認為，潛在敵人的極端重要基礎設施是“非核遏制”的重要目標。

俄武裝力量前任總參謀長巴盧耶夫斯基大將對“非核遏制”的作用也給予高度重視，他在2014年發表的《軍事學說的新意義》一文中指出，“發展與完善核遏制仍將具有最高優先地位，就本質而言這是正確的。但核遏制在預防外部武裝衝突方面並不總是有效，在預防內部武裝衝突方面更是完全不起作用”。“數百年的歷史證明，向俄羅斯施加武力壓力是沒有前途的，在直接的武裝對抗中戰勝俄羅斯是不可能的，但為什么蘇聯會不復存在？因為核武器也不能幫助改變這種結局”，“自然而然得出的結論是需要提高‘非核遏制體系’的作用”。巴盧耶夫斯基對“非核遏制體系”的定義是“國家在‘非核遏制’方面制定、落實並在行動中顯示所采取的一整套外交、科研與軍事技術措施”。巴盧耶夫斯基建議，為解決“非核遏制”任務應：把“非核遏制體系”列入軍事學說，以保障“非核遏制”的合法性；通過進（舉）行相應的具有強大資訊保障的試驗與演習的途徑，顯示“非核遏制體系”在技術方面的可實現性；提高作為“非核遏制體系”基礎的常規力量的作用。

俄軍“核遏制”與“非核遏制”的關係

冷戰結束后的20多年里，俄羅斯一直把核武器，以及核遏制視為保障本國國家安全與捍衛本國大國地位的基石。不論俄羅斯的國家軍事戰略如何調整，包括從“現實遏制”戰略到“以核遏制為依托的機動戰略”，再到“戰略遏制”戰略，“核遏制”都是其核心內容。新俄羅斯立國后核政策的一個重要發展趨勢是使用核武器“門檻”的降低。1993年版《俄羅斯聯邦軍事學說基本原則》和2000年版《俄羅斯聯邦軍事學說》均反映了這一點。根據2010年版《俄羅斯聯邦軍事學說》的規定，俄羅斯使用核武器的門檻略有提高，但這一門檻仍要比蘇聯正式宣布的使用核武器的門檻低。2010年版《軍事學說》中指出：“俄羅斯聯邦保留使用核武器報復對其或其盟國使用核武器或其他類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國家的權利，以及在雖然使用常規武器對俄羅斯聯邦進行侵略，但致使俄羅斯國家生存面臨威脅的條件下使用核武器進行報復的權利。”這種低“核門檻”的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俄羅斯常規軍事力量的虛弱所致，特別是在世界軍事政治形勢不確定性增加和軍事力量在國家安全保障體系中作用明顯增強的條件下。

但正如科科申指出：“俄羅斯許多政治家與軍事專家早就對降低核門檻的意義提出了質疑。他們的觀點是：隨著核門檻的降低，威脅使用核武器將變得越來越不可靠，哪怕是有選擇地使用核武器，或向荒漠發射核武器而不對‘實際目標’進行核打擊，或僅僅是為了‘顯示決心’式的使用核武器都不會奏效。”科科申認為，“有效地威脅使用攜帶常規彈頭的遠程精確打擊武器，可以成為‘前核遏制體系’的基礎…因為它是在軍事行動選擇使用小當量核武器之前對敵采取的‘最後警告’”。按照他的觀點，“非核遏制”是對“核遏制”的補充。

斯里普琴科的觀點與科科申不同。他指出：“把戰略非核遏制兵力兵器列入特殊的戰斗系統並不意味著這一系統能夠很快取代核遏制兵力兵器。很可能的是，非核遏制兵力兵器與核遏制兵力兵器將長期並存，之后，隨著高精非核兵力兵器數量的擴大，戰略非核遏制將在國家軍事安全保障中發揮主要與實際的作用，哪怕在核武器仍然存在的條件下”。斯里普琴科特別強調：“同核遏制不同，戰略非核遏制不一定必須由中央實施，也可由負責戰略方向的地區司令部實施，這將大大提高實施非核遏制的靈活性。”按照斯里普琴科的觀點，“非核遏制”與“核遏制”是並列關係，隨著非核遏制兵力兵器的發展，“非核遏制”在保障國家軍事安全中的作用將逐漸提升，並最終超過“核遏制”。

俄“非核遏制”問題研究專家葉·米亞斯尼科夫在自己的著作中也認為“應該使用非核遏制補充核遏制，而不是取代核遏制”。目前看，俄軍領導人及俄軍事專家的主流觀點是：在可預見的未來，在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中，核遏制政策沒有替代者。因此，應該用非核遏制補充核遏制，而不是用非核遏制代替核遏制。但俄領導人與軍事專家也普遍認為，“核遏制不是保障俄羅斯國家安全的萬能藥，依靠核遏制不能消除國家安全面臨的全部軍事—政治威脅。在俄羅斯的國家安全政策中過分依賴核遏制不僅是有害的，也是危險的。核威力可以部分補償國家在經濟與政治領域、以及常規力量方面的虛弱，但遏制不了恐怖分子，也難以有效預防‘顏色革命’。為可靠保障國家安全和有效應對新形勢下國家安全面臨的各種威脅與挑戰，俄軍必須大力發展非核遏制體系”。

俄美兩國在“非核遏制”領域的戰略博弈

俄國防部副部長安東諾夫表示，目前俄美在軍備控制領域存有4大主要分歧

* 反導系統。在2010年簽署的《限制和削減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中俄方明確表示，如果美國的反導系統對俄戰略核遏制潛力構成了重大威脅，則俄方保留退出條約的權利。俄方堅持要求美方反導系統不能損害俄羅斯的國家安全，美反導系統的攔截導彈不應部署在俄羅斯彈道導彈基地附近，美國軍艦不能到有可能損害俄羅斯核遏制潛力的區域巡邏。

* 非核進攻性戰略武器。俄美兩國總統2009年簽署的雙邊檔案中明確指出，非核進攻性戰略武器的問題必須得到解決。

* 北約其他盟國核武器的削減問題，具體指英法核武器的削減問題。俄方認為，目前俄羅斯與北約嚴重缺乏互信，因此，在未來的削減進攻性戰略武器談判中，至少要把削減英法兩國核武器納入談判日程；

* 太空武器化問題。

俄軍把“非核遏制體系”概念正式列入本國軍事學說預示著俄美兩國在非核戰略武器領域的博弈將進入更為激烈的階段。對於俄軍而言，大力發展非核戰略武器既是俄軍應對美軍“全球快速打擊”構想的重要舉措，更是俄羅斯同美國在軍事領域博弈的戰略需要。

多年來非核進攻性戰略武器一直是俄美在軍控領域角力的重要議題之一。正如俄國防部副部長安東諾夫指出：“在兩國開展的《限制和削減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談判過程中，俄美兩國所簽署的條約一直名為《限制和削減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而不是《限制和削減進攻性戰略核武器條約》，所少的‘核’字，並不是兩國領導人與談判專家的疏忽，而是俄美兩國復雜的妥協結果：美國一直企圖同俄簽署僅涉及核武器而不涉及非核戰略武器的條約，但俄羅斯一直堅持新的條約應涵蓋所有類型戰略武器，俄方認為通過加強非核戰略武器的途徑來補償戰略核武器的削減是不可接受的。”俄方認為，非核戰略武器的毀傷能力越來越接近核武器，美國企圖大力發展非核戰略武器，用以遂行一些此前只能使用戰略核武器才能達成的任務。俄領導人認為，非核戰略武器是美軍“全球快速打擊”構想的基礎，美國大力發展攜帶常規彈頭的戰略導彈，將對國際安全與全球戰略穩定產生嚴重負面影響。尤令俄方擔心的是，美國在部署非核進攻性戰略武器時，常把它們作為反導系統的第一條防線來部署，即通過使用非核進攻性戰略武器對敵彈道導彈實施先發制人打擊，從而降低敵人打擊潛力，進而提高反導系統的攔截效能。

根據對國際安全形勢的判斷和實現本國戰略目標的需要，奧巴馬政府在軍事領域采取了兩項重大舉措：一是繼續開發和部署導彈防御系統；二是支援開發新一代非核武器，即“全球快速打擊”系統。奧巴馬政府認為，“全球快速打擊”是一種新的威懾形式，它有助於填補由於削減美國戰略核武庫而留下的空缺，同時為美國處理國際危機增加更多的軍事行動選項。此外，使用這種高技術常規武器所帶來的戰略好處還有：既可以取得核武器的打擊效果，又可避免常規戰爭升級為核戰爭。

目前看，俄方已經把非核進攻性戰略武器視為新的保持全球戰略穩定的因素。俄方所說的全球戰略穩定的核心內容主要是指俄美在進攻性戰略武器領域保持相對均勢，避免一方（主要是指美國）在該領域實現針對另一方（主要是指俄羅斯）的絕對優勢。俄領導人認為，如果美方以非核進攻性戰略武器為基礎的“全球快速打擊”構想成功落實的話，則美軍將獲得更為強大的現代進攻武器，從而為美軍在全球范圍內陸海空天領域遂行任務提供堅實的手段支撐。鑒於俄羅斯的導彈襲擊預警系統還不能有效識別戰略核武器與戰略非核武器，因此，俄方建議美國要把裝備非核彈頭的洲際彈道導彈部署在距離核導彈基地相對遠一點的基地，從而使俄羅斯導彈襲擊預警系統能夠識別美國發射的是戰略核武器還是戰略非核武器。安東諾夫也表示，即便美國接受了俄方建議，仍不能完全消除俄方擔心，因為非核進攻性戰略武器隨時可以被更換為核彈頭。

近年來，“美國使用非核遠程高精武器對俄羅斯戰略核力量實施毀傷”的問題一直受到俄羅斯軍事領導人與廣大專家學者的關注與熱論。盡管美國使用非核戰略武器對俄戰略核力量實施解除武裝式打擊的難度很大，但俄軍事專家認為應對此保持密切關注，對美軍在非核遏制領域新出現的技術與戰術能力等進行及時評估。

幾點看法

大力發展“非核遏制”能力，不僅將對俄軍自身的建設與運用產生重要影響，而且其“外溢”效應也將對世界范圍內軍備發展趨勢乃至國際安全形勢產生重要影響。

“非核遏制體系”的提出進一步豐富完善了俄羅斯的“戰略遏制”軍事戰略

2009年公布的《2020年前俄羅斯聯邦國家安全戰略》提出：“為保障國家軍事安全而實施戰略遏制”。這一提法標志著“戰略遏制”戰略正式取代2001年通過的《2010年前俄羅斯聯邦國家軍事建設政策基礎》中提出的“以核遏制為依托的機動”戰略，成為2020年前指導俄羅斯國家軍事安全保障的新戰略。通過對近年來俄軍落實“戰略遏制”戰略舉措的分析可以看出，俄軍的“戰略遏制”雖不等同於“核遏制”，但對其主要戰略對手美國及其北約盟國而言，能夠真正發揮“戰略遏制”效果的手段仍主要是俄羅斯的戰略核武器。“非核遏制體系”的提出標志著俄軍今後將加大對非核進攻性戰略武器的發展力度，進一步完善非核進攻性戰略武器的作戰運用理論。從目前俄軍的作戰理論看，俄軍使用遠程高精常規武器的戰法更趨成熟。因此，“非核遏制體系”的提出預示著未來俄軍將進一步科學統籌“核遏制”與“非核遏制”兩類手段的協調發展，從而使俄軍的“戰略遏制”戰略更趨豐富與完善。

美俄在“非核遏制”領域的角力將對國際軍備控制進程產生負面影響

就目前國際軍控形勢看，美俄2010年簽署新的《限制和削減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宣示兩國進一步大幅削減各自戰略核武庫，使國際軍控事業又向前推進一步。但事情遠非表面那樣簡單，特別是奧巴馬政府的“無核世界”倡議，表面上彰顯愛好和平意愿，實際上是企圖通過與俄羅斯對等大幅削減戰略核武器，同時大力發展本國非核進攻性戰略武器彌補戰略核武器的減少，以及通過發展和部署反導系統來降低俄羅斯進攻性戰略核武器的遏制潛力。在這種背景下，俄方將很難同意繼續削減本國戰略核武器，相反，還將在質量上提升本國戰略核武器的技戰術能力，以彌補因數量減少而降低的核遏制威力。就目前美俄兩國在軍控領域的博弈形勢看，美國不可能放棄本國在非核進攻性戰略武器領域的優勢，而俄羅斯也不會坐視美國繼續擴大這種優勢。在這種條件下，俄美新一輪削減進攻性戰略武器談判將難以取得成果。同時，美俄大力發展非核進攻性戰略武器的“外溢效應”將引發世界其他國家競相發展本國的核與非核戰略武器，從而導致國際軍控事業倒退，甚至導致全球與地區安全域勢惡化。

非核進攻性戰略武器的發展與擴散在理論上可導致大國之間爆發核戰爭風險加大

“非核遏制”不同於“核遏制”。美俄兩國均認同，作為世界上擁有戰略核武器最多的國家，基於相互確保摧毀的邏輯認知，美俄之間爆發大規模核戰爭是不可想象的，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但非核戰略武器不同，其對指定目標的強大毀傷效果與相對小得多的生態負面后果，將使其成為當前及今後世界主要軍事強國作為達成國家政策目標的重要手段。非核進攻性戰略武器的現實可用性將導致“戰略武器使用門檻”的降低，進而可能導致在非核進攻性戰略武器方面處於劣勢的擁核國家使用核武器，從而使非核戰爭升級為核戰爭。另外，非核進攻性戰略武器的識別難度大，俄軍領導人公開承認，俄軍導彈襲擊預警系統目前仍無法識別美方彈道導彈攜帶的是核彈頭還是常規彈頭。這種情況很容易引發大國之間發生誤判，進一步增加了大國之間爆發核戰爭的風險。

非核戰略武器代表了世界軍備發展的一個新熱點方向

美俄作為世界軍事強國，且在軍事領域又互為結構性對手，從歷史經驗看，美俄兩國重點發展的武器裝備與相關作戰理論均代表了世界軍事發展的未來走向。可以預見的是，非核遏制武器裝備與相關作戰概念、作戰思想與作戰理論不僅是今後美俄兩軍角逐的重點之一，也將是世界其他大國軍隊建設的重點。另外，非核遏制體系的發展比核遏制體系的發展更依賴於相應資訊基礎設施——高度一體化的偵察、目標指示、導航等設施的發展。沒有獨立的、足夠先進的太空導航系統的支援，建立非核遏制體系是不可能的，即使建立起來其所能發揮的效能也是令人置疑的。具備突破對手防空與反導系統的能力也是保障非核遏制武器可靠性的重要因素。可見，發展非核戰略武器將有助於推動國家軍事體系能力實現整體躍升。

另外，“非核遏制體系”概念的提出也顯示了俄軍能力建設正在邁向新的更高的臺階。正如俄軍事專家科羅特琴科指出的那樣：“‘非核遏制’概念的提出意味著，同時也是在宣示，俄羅斯現在擁有的軍隊已是與以前完全不同的軍隊，它現在已經能夠不僅僅依靠核力量，而且依靠常規力量也能夠預防軍事事件。”

文章來源：《現代軍事》2015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