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時代美國國家安全框架下對外政策

作者系外交學院外交學與外事管理系副教授，外交學教研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對外政策分析、國際關係史、當代中國對外關係、媒體與對外政策，國際網絡安全等（《網絡時代美國國家安全框架下的資訊安全與對外政策》，北京市與中央在京高校共建項目）

內容提要

國家安全是美國最重要的發展思想和理論，其含義和作用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國家安全作為一個大系統，它與其組成部分的資訊、外交等，相互影響，互相調控，這在網絡時代尤為明顯。隨著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思想的發展，資訊安全作為一種戰略，經歷了源起和發展的過程，具有鮮明的政治精英主動設計之意味。資訊安全在美國國家安全中的作用及其對外政策的影響日顯重要，對於美國發展、鞏固和維持其強國地位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資訊安全亦是一把“雙刃劍”，過度追求也會給美國帶來諸多不利影響。

在美國崛起為強國和世界超級大國的過程中，其治國方略始終圍繞著“國家安全”展開。美國“國家安全”的核心目標是主動避免自身關鍵利益受到傷害，在內外環境中，爭取最大程度的主導權。“國家安全”的具體含義在不同的時期有所不同，但它與包含其中的諸多安全要素之間，始終處於相互影響之中。計算機網絡時代，資訊安全已成為美國國家安全中越來越重要的組成部分。資訊安全作為美國政治精英主動設計的發展戰略，一方面促進和推動了美國國力的提升，有助於維持美國的世界主導地位，另一方面也為經濟、外交等方面帶來諸多變化。通過在國家安全的框架中對網絡時代資訊安全與美國國家安全，特別是外交政策之間的關係及其相互影響進行梳理和分析，既可以總結美國發展的經驗，也可發現它過多追求資訊安全造成的雙重影響。

1.美國國家安全的發展及網絡時代資訊安全之源起

1900年時美國還是一個農業國，但在隨后的一個世紀里，美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和超級大國。其發展速度之快，在世界歷史上並不多見。究其原因，除了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和本土從未遭受過戰爭等天災人禍的嚴重毀壞外，它自身的不斷調整和自我完善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一個多世紀以來，盡管美國政府的內外政策多有變化，國家治理理論和外交方略不時出新，但“國家安全”始終是貫穿其發展過程的一個核心詞匯。在不同歷史時期，美國各屆政府對“國家安全”有著不同的理解和解釋，然而，無論解讀用語有何不同，基本上都是新瓶裝舊酒，並無本質上的變化。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美國的發展思想和理論是圍繞“國家安全”形成和演變的。

國家安全是國家調控機制中一個重要因素，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國家安全”也是一個歷史的和發展的概念，其內涵依據一個國家所處時代的不同而發展演變。時至今日，“國家安全”早已由狹義上的強調國家不受外敵入侵的軍事安全擴展為一個廣義的內容豐富的大體系。其內涵是一個由關係到國家與社會穩定和發展的各種國內外因素共同構成的動態系統。國家安全政策的主要內容，是盡可能對不利於國家穩定和發展的各種國內外因素進行調控，實現國家的安定和預定的國家目標。代表國家的政治實體（政權和政治制度）為了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生存和發展，必須在滿足現代國家特定的內外需求的同時，符合一定的國際行為規範。對外政策是政治實體試圖適應或控制外部環境對內部影響的一系列行動方針或原則，對外政策能否奏效，取決於不同國家在國內治理和對外關係方面發揮效用的能力。從調控和治理之角度來說，國家對外政策是從屬於國家安全戰略的。

在美國實現現代化及走向強國和超級強國的發展過程中，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在國家安全的名義下，大力發展高科技，而且首先用於軍事。軍事科技又帶動了高科技，進而帶動了整個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的不斷創新是美國軍事力量和經濟實力迅速發展的重要因素，對保障其經濟繁榮和國家安全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美國戰后不斷提高科研經費在財政預算中的比例，持續把龐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用於發展軍事工業。從戰后到20世紀70年代末，科研投入的比例一直雄居世界第一。70年代后繼續大幅度增加。國防在美國的研發費用中占很大比重。戰后美國幾項關鍵性發明，如電子計算機、衛星通信、微電子處理器等，均直接產自於軍事研究。即使是在冷戰時期，“遏制戰略”之父喬治•凱南也認為冷戰競爭主要是在各自內部，即“看誰在解決自己的特殊問題時干得最成功”，而不是靠軍事手段。美國經濟學家約翰•加爾布雷斯則更加明確地指出，西方國家的命運“完全取決於其發展自己生產力的能力”。美國政府推動資訊技術的發展，制定國家資訊安全戰略，並在不同階段根據內外情況變化進行調整，很大程度亦是因循了上述系統治國理念。

20世紀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美國政府為了在冷戰中占據主動,圍繞“國家安全”進行國內外戰略設計與調控，大力支援發展資訊技術，資助並主導了互聯網的誕生與發展。1957年蘇聯世界上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后，艾森豪威爾總統先后簽署了兩個公共法案，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署（darpa）和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得以創建。這些部門的建立和相關科研預算經費的投入，有力地推動了軍事安全資訊技術的創新發展。1962年，美國國防部設想建立一種能夠保證美國國內外防衛力量在遭到蘇聯第一次核打擊后仍具有生存和反擊能力的指揮系統。隨之，計算機專家提出了計算機“網絡”的概念。1971年，高級研究計劃署資助了一個項目———高級研究計劃局網絡，把接受其補助金的大學的電腦在全國聯網，實現了計算機“網絡”這一設想。為了對該網絡雛形進行統一技術管理，美國國防部於1974年主導建立了tcp（傳輸控制協議）和ip（因特網協議）（后合稱為tcp/ip協議）。同年，美國國防部將tcp/ip協議公開，向全世界無條件地免費提供解決電腦網絡之間通信的核心技術。五角大樓如此慷慨地向全球提供互聯網技術和相關管理協議，其背后自有其深遠的、頗具戰略意義的謀慮。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該互聯網絡是一套有明確假想敵的軍事指揮系統，其指揮乃至控制功能需要與內外部環境進行資訊交換方能體現（亦即“知己知彼”）。另外，其他國家一旦應用此套技術並采納其管理規範，就會在虛擬空間產生對“美國制造”網絡的需求和依賴，這反過來又推動美國政府進一步放開互聯網技術，從軍用推廣至民用，促進經濟利益不斷擴大。

從歷史根源的角度來看，自電子計算機互聯技術誕生之日起，其應用和推廣過程中存在的資訊安全問題就相伴而生。但美國國家資訊安全作為一種系統思想和戰略，是從20世紀90年代初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它在政策實踐上以國內為重點，國內、國外並舉，圍繞內部穩定和發展與維系全球事務主導地位之戰略目標，在國內安全得到保障的基礎上，根據不同時期的內外環境特點，制定和適時調整對外政策。

2.網絡時代美國資訊安全戰略之發展

資訊安全在美國的國家安全和對外政策中開始上升到戰略的高度是在克林頓執政時期。克林頓政府以綜合發展和綜合治理相結合的理念為基礎，將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有機融合起來，對產業結構進行調整，一方面大力推進資訊技術在相關領域的研發；另一方面一步步構建資訊安全領域的國家戰略。

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后，美國在國外失去了最大的政治軍事戰略競爭對手，國內則面臨經濟增長乏力等問題，同時還要應付來自於歐洲和日本日趨激烈的經濟競爭。此時上臺的克林頓政府為應對這些新的挑戰，提出國家安全戰略三要點：以軍事能力維護美國安全；重振美國經濟；在國外推行“民主”。其中，“經濟安全”是核心。克林頓政府根據國際局勢的變化對軍事力量進行了結構性調整，繼續加大研發以資訊技術為支撐的尖端武器的力度，提高軍事人員的素質。與此同時，開始著手資訊安全領域的相關部署。1993年，美國政府提出興建“國家資訊基礎設施”，即“資訊高速公路構想”，對產業結構進行了調整，大力發展資訊產業，同時加快用高新技術對傳統制造業進行改造。產業結構的變化和資訊產業的飛速發展帶動了金融和股票市場的繁榮，使美國經濟出現了有史以來不間斷增長時間最長的時期。

到了90年代后期，構建網絡空間安全即為保護國家資訊安全的戰略思想被正式采納，成為美國政府政策，資訊安全的概念隨之產生，然后納入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體系。由此，網絡時代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框架下的資訊安全政策就產生了。1998年5月，克林頓頒布第63號總統令———《克林頓政府對關鍵基礎設施保護的政策》，首次提出了“資訊安全”的概念和意義。該檔案開宗明義“：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這兩種力量相互促進相互依賴，但是也越來越依賴某些關鍵設施和以網絡為基礎的資訊系統。”在2000年12月克林頓簽署的《全球化時代的國家安全戰略》檔案中，“資訊安全”被囊括了進來。這標志著新的歷史背景下，資訊安全正式成為了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框架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對外關係上，克林頓政府堅持一切以實現國家安全戰略要點為根本的政策。而在利用資訊技術優勢實現經濟安全戰略目標方面，克林頓對外政策的第一大特點，是把計算機網絡作為對外貿易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美國在因特網上的商業活動占得先機。1997年，通過因特網上進行的76億美元商品交易中，美國就占了9/10；美國企業占了全世界網址的70%，占網上總收入的93%。正是基於對全球互聯網貿易巨大潛力的認識，1997年7月，克林頓政府公布了網絡貿易戰略報告《全球網絡貿易框架》，強烈要求宣布互聯網絡為全球自由貿易區，發展技術並制訂行為準則。美國政府的目標是盡可能充分地利用自身優勢，把它研制的互聯網技術標準和制定的內部行為準則推廣到全世界，把美國的標準作為全球的標準固定下來，從而在全球虛擬空間貿易競爭中占據主導地位。由此可見，在對外關係方面，發展全球網絡貿易並主導國際規則的制定，已成為美國政府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一項重要內容。

在外交事務方面，克林頓政府的政策之顯著特點是推行新霸權主義，大打“人權牌”，以圖將美國的人權觀和價值觀推向全世界，這是克林頓政府安全戰略對外部分的核心之一。其中，通過利用網絡資訊技術進行美國精英治理價值觀推廣是非常重要的。為了在世界上推行美國的國際規則，克林頓很注意使用“軟”的一手。他上臺伊始即把在國外推動民主和人權作為其外交政策的第三支柱。他提出的冷戰后美國對外關係新戰略的內容之一便是“幫助”社會主義國家“擴大民主和市場經濟”，極力通過外交手段繼續在國際社會中推廣美國的價值觀。克林頓政府為美國留下的最大一筆外交“遺產”，當屬以“新干涉主義”“克林頓主義”等著名的一套“軟”“硬”並重的“理論”。克林頓拋出的這套“人權高於主權”的“理論”，便是美國選擇的修改現行國際規則的突破口。而全球推廣互聯網技術，能相對低成本、高效率地幫助美國政府突破他國境外資訊準入屏障，將自己的觀念即時傳播至當地民眾，對輿論造成影響。

小布什2001年上臺后不久就爆發了“9•11”恐怖襲擊。在反恐戰爭的背景下，為保障美國國家資訊安全，防止出現極端事件，美國政府進一步提高了對資訊安全的重視程度，戰略思想從防御為主轉為攻防結合。2003年2月，美國公布了《國家網絡安全戰略》報告，提出建立美國國家網絡空間安全響應系統，正如有學者指出的，此系統可謂是一個國家—民間，公共—私人合作機制。奧巴馬2009年上臺后，從軍事安全形度，進一步強調網絡空間戰略的進攻能力和威懾性。同時，奧巴馬政府將互聯網資訊安全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突破國家主權的便捷途徑，對外推進國家利益以及推廣自身認可的價值觀。同年5月，奧巴馬總統批準公布了國家網絡安全評估報告：《網絡空間政策評估———保障可信和強健的資訊和通信基礎設施》，指出“美國的經濟和安全利益都是以資訊系統為基礎，政府需要綜合考慮各方競爭的利益，制定出一個全面設想和計劃，以解決美國面臨的網絡安全問題”；6月，美國創建了世界上第一個網絡戰司令部。2010年，白宮發表了《2010國家安全戰略》，保證將資訊安全作為國家安全工作的重點。與克林頓時期相比，奧巴馬時期網絡安全戰略的特點是，網絡外溢效應凸顯，虛擬空間的傳播突破了傳統的國界線，同時也影響到了作為最初主導構建網絡內外空間的美國政府所要處理的內外問題。

3.資訊安全在美國國家安全和對外政策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美國“國家安全”的核心目標是主動避免自身關鍵利益受到傷害，在內外環境中，爭取最大程度的主導權。作為國家安全總體戰略的一個部分，美國的國家資訊安全戰略也即為此目標服務。在當代，資訊技術與國家安全的關係越來越密切。資訊安全上升到國家安全戰略的高度后，在美國的對外政策中起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資訊安全在美國的世界秩序構建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喬治•里卡斯對美國的世界秩序作了貼切的描述：“首先是盡可能擴大和鞏固生存空間，建立並鞏固一種更為廣泛的秩序，這種秩序在美國力量強大時是它自我表演的舞臺；在遇到失敗或力量相對衰落時是支援和復興的力量；即使美國最終衰敗時，也會“成為被人們銘記和仿效的楷模”。在網絡時代，美國政治精英們相信“資訊就是權力”。美國政府推行的資訊安全戰略是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服務的有力工具。美國對外安全戰略總的要求是，防止敵對和不友好勢力對美國利益的損害，美國的中心目標是建立一個以它為主導的世界秩序，資訊安全無疑成為成本低、效果顯，影響既廣泛又深遠的政策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的國內外政策相互影響，兩者之間的關係越來越密切。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和國會動輒以“國家安全”對美國的內外政策加以詮釋。“世界秩序”則日益成為美國“國家安全”掩蓋下“霸權有理”的代名詞，它涵蓋了美國由企圖主宰世界到試圖主導世界的規則上的轉變過程。而資訊安全則成為美國國家安全中日益重要的內容。

國際規則是規制世界秩序的大法。美國對其資訊主導地位的維護對全球資訊安全規則產生了重大影響。為了使其易於接受，美國對其資訊安全戰略（政策）重新進行了詮釋，突出並強調該戰略中的“國際性”，極力詮釋其戰略目標及實現手段和規則制定之“道德性”，意圖在於通過“道德性”來掩蓋美國爭取國際網絡空間規則制定主導權以及相關利益的真實目的，通過“國際性”來印證其“道德性”。美國在實現手段和規則方面精心設計，力圖使其顯得在最大程度上符合全球化和人類安全問題的時代潮流。2011年美國政府出臺的第一份《網絡空間國際戰略》，首次明確將互聯網自由納入維護網絡安全政策體系之內，“將此項努力與二戰后建立經濟和軍事安全的全球框架相提並論”。從這份《網絡空間國際戰略》檔案可以看出，資訊技術在21世紀快速發展與全球普及，已經對國際秩序造成了深遠影響，美國作為國際社會霸主，意識到自己必須通過強調自身國家安全戰略的“國際性”與“道德性”來重新構建其世界影響力的合法性與合理性。

網絡技術和資訊安全對於提高美國的綜合國力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實力是一國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參考標準，資訊技術的發展對美國綜合國力的進一步提高產生了深刻影響。美國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越來越重視“軟”力量的作用。其外交政策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綜合使用或交替使用政治、經濟和文化意識形態手段。約瑟夫•奈認為，冷戰結束后，意識形態的衝突將讓位於更危險的各種文明之間的衝突，屬於不同文化范圍的各個民族的文明之間的衝突正是為了擴大自己的支配權；他還認為，在當今時代“，硬實力和軟實力同樣重要，但是在資訊時代，軟實力正變得比以往更為突出”。基歐漢和奈在論述資訊與權力的關係時指出：“資訊和美國大眾文化的傳播增進了美國觀念和價值觀在全球的認知和開放”；“在21世紀，廣義的資訊能力可能會成為最關鍵的權力資源”，“資訊革命的最終影響是，改變政治進程，在軟、硬權力的關係中，軟權力比過去更為重要。”網絡外交的出現，使軟實力的重要性進一步提升。布什政府時期，美國的對外政策開始向利用綜合力量進行調控。克林頓上臺后更加重視“軟”力量，把美國式的民主和西方資本主義經濟作為普遍原理在全世界推廣。他在20世紀末向國會commit的《新世紀國家安全戰略》強調，美國必須致力於外交“，為防止衝突、促進民主、開放市場”等方面花的每一美元都肯定會在安全上得到回報。奧巴馬總統則更加主動地出擊，把《網絡空間國際戰略》稱為“美國第一次針對網絡空間制定全盤計劃”。不難看出，美國政府是要將資訊技術優勢充分為己所用，營造有利於自身穩定與發展的外部環境，通過危機管理、推廣民主和市場開放來塑造資訊化時代的全球價值觀，增強自身國際影響力，進而鞏固和提高國家實力。

資訊技術的發展對外交決策的影響越來越大。自上世紀末，美國產業結構就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長期以來在產業結構中居於主導地位的鋼鐵、石油、化工等產業的地位逐漸下降,以半導體、微電子、計算機、軟件業為代表的資訊技術產業迅速崛起。早在20世紀90年代，微軟、英特爾公司就已取代了美國三大汽車公司當年的地位,成為美國經濟保持持續增長的主要推動力。至今，資訊產業已成為美國最大的產業，伴隨著這種變化，一批新的權勢人物也涌現出來，對美國的對外政策產生了重大影響。這批新的權勢人物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做后盾，將逐漸在美國的政治權力架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他們有能力通過參與或資助競選、游說國會、制造和影響輿論等方式影響美國內政外交的醞釀和制定。鑒於資訊技術產業如今在美國經濟發展中所占據的重要地位，美國政府制定對外政策（尤其是經貿政策和知識產權問題）時勢必要考慮這一產業集團代表的利益與要求。

4.資訊安全：美國國家安全和對外政策的“雙刃劍”

互聯網的發展促進了人類的生產力的提高，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積極作用毋庸置疑，但其“雙刃劍”的角色也不可否認。對於美國這樣的超級大國，現代網絡資訊技術對其國家安全和外交活動的影響更是雙重的。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網絡安全遇到的威脅日益嚴重。計算機病毒利用現代計算機網絡技術進行傳播，對網絡資訊系統進行攻擊和破壞，對外交資訊安全造成了嚴重威脅。駭客攻擊是另一種破壞程式，可給外交人員及國家帶來嚴重影響，甚至威脅國家和地區的安全。近些年來，不單是美國，世界其他主要國家也將資訊安全列為國家安全的重要威脅。如，俄羅斯在2000年9月把國家資訊化建設作為其外交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英國政府2010年10月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將網絡戰列為英國今後面臨的“最嚴重威脅”之一。隨著全球化的發展，網絡已經直接影響到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運轉，控制著世界資訊流動和國際經濟命脈如何切實維護網絡安全，各國尚無萬全之策，美國也不例外。

對西方價值觀，特別是人權觀的影響愈發明顯。批判理論家羅伯特•考克斯指出，社會結構是主體間互動的結果，是社會建構而成的。人類安全和人權問題越來越受重視。按照西方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和美國自己的文化價值觀去“規範”全世界，是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一項重要內容，且占有越來越突出的位置。冷戰結束后，美國等西方國家把“捍衛西方價值觀”推到外交和國家安全的前臺。20世紀90年代以來成為西方一個重要政治理論“第三條道路”宣稱的對外政策的兩大實質，一是向全世界推廣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價值觀，二是推行“人權高於主權”“人權無國界”“主權有限”“主權過時論”等觀念。美國在“互聯網打上了美國價值觀的烙印”。但美國自身也是精英治理與個人自由之間矛盾著的混合體，一邊是現實，一邊是信仰及理想。“美國價值觀”在對外政策（人權問題、個人自由、道德觀）方面定調太高，看上去很美，但真正落實起來，困難很多。如屢屢發生的美國利用網絡資訊技術對國內，特別是對別國機構和重要人物的竊聽丑聞，最有名的是斯諾登揭秘案例，就大大削弱了美國的“道德”影響力。

正在逐漸削弱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霸權地位。1999年，約瑟夫•奈在《資訊革命與國際安全》一書中，把資訊技術革命視為21世紀美國在國際事務中保持主導地位、發揮更大作用的一種重要“軟力量”。美國憑借其在資訊技術和互聯網方面的優勢謀求全球資訊化主導權，以獲取“資訊霸權”來進一步鞏固和擴大其21世紀全球唯一超級大國的影響力，強化其“全球霸權”地位。迄今為止，以美國為首的少數西方發達國家在資訊領域仍占有很大優勢，確立並保持著“資訊霸權”。他們深信自身的政治主張和價值觀念具有優越性和普世價值，同時對政治體制和價值觀不同的國家心存偏見，在不完全了解這些國家（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具體歷史和現實國情的情況下，干涉別國內政，制造民族間、國家間和不同宗教間的矛盾，招致了越來越多的不滿、嫉恨，為自己催生、培育了越來越多的對立面。一些宗教團體、政治黨派、極端組織等也通過各種資訊傳輸手段傳播不利於、甚至反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各種主張。從國家層面來看，全球網絡資訊空間主要的行為體仍是各個國家，在國際體系資訊安全規範仍然缺位的情況下，各國均設法擴大本國網絡空間安全邊界來保障國家安全，由此產生的結果是合作與博弈並存。美國對此情況顯然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認識，但仍無法擺脫過於以自我為中心的價值判斷，白宮在2011年5發布的《網絡空間國際戰略：構建一個繁榮、安全和開放的網絡世界》，被解讀為既是“合作的邀請”又是“對抗的宣言”。長期以來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主導著互聯網治理的話語權，從標榜互聯網“開放、共用、無國界”到借“網絡自由”等抨擊其他國家的網絡安全治理。這些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其他國家或機構層級的抵制乃至對立。總的來看，美國在資訊領域正經歷從“霸權”到“王權”的轉變過程。

對國際關係概念和公共外交帶來挑戰。伴隨著網絡資訊技術的飛速發展和空間技術的應用，傳統的“國家主權“”領空”和“領土”等概念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利用高科技手段制造和傳播旨在削弱、顛覆他國政權的資訊、刺探情報或進行洗錢等活動，給國家安全增添了新的防范問題。1965年“公共外交”概念被首次提出並得到運用，該外交規則試圖通過現代資訊通訊等手段影響其他國家的公眾，以幫助外交政策的形成與推行。美國是“公共外交”的有力踐行者，白宮大力開展思想文化傳播，實施外交戰略，在網絡資訊空間構建“公共外交”的實踐場域。但通過互聯網頻頻披露的美國政府之種種劣行，無疑也會損害美國的形象，侵蝕美國透過外交展現的“軟”實力和“巧”力量。

此外，資訊安全“雙刃劍”還體現在這些方面：

（1）隨著網絡資訊技術的深入發展，美國的國家安全正遭受著越來越大的非傳統威脅，對傳統國家政治治理模式造成了挑戰。

（2）政府權威受到進一步挑戰，個人、企業、非政府組織、恐怖分子、社會運動等都成為影響國際政治的重要變量，削弱了美國及許多國家政府對本國事務的控制能力；國家外交政策的合法性在網絡上受到更多質疑的同時,政府對網絡輿情的管理更加困難，對外交議程的控制力也會相應減少，如美國國防部因無法合理解釋關塔那摩監獄的虐囚事件而在網上廣受詬病

（3）面臨更多的國內外問題。美國雖在建立其國際安全體系方面“成就”顯著，但用於“國家安全”上的開支增加迅猛，這固然刺激和帶動了經濟的發展，但同時也背負著過多的支出；它既可提高國家的安全系數，同時也增加了易受攻擊的“軟肋”。

5.結論

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里，美國政治精英們為了維護國家內部的穩定和發展，鞏固和保持其國際超級強國地位，圍繞著“國家安全”進行內外戰略設計與調控，大力發展資訊技術，資助並主導了全球化時代的互聯網之產生與發展。從上世紀90年代后期至今，美國政府已經構建了頗為完整的資訊安全戰略，在其國家安全框架下，從政治、軍事、經濟和外交等多個方面統籌指導國家對外政策的制定與調整。總的來說，美國發展資訊技術，將科技創新為己所用，迅速提高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一條有效措施，是使國家資訊安全與國家發展和國際地位之鞏固緊密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美國雖在建立自己的資訊安全體系和實現國家安全戰略目標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但它自身在調控資訊安全，主導對外政策的同時，也受到越來越多的內外因素之制約。從美國自身戰略設計的角度來看，尤其需要強調的是，國家資訊安全作為支撐美國國家發展的一個龐大體系，涉及面非常之廣泛。在對外政策方面，由於國際環境的復雜與多元，加上與國內因素相互交織，任何一個部分出現誤判，都有可能使整個系統出現漏洞，使得其他部分和其他環節的工作化為烏有。若一味強勢追求自身“資訊安全”，既有力不從心之虞，也會增加國際合作的難度，恐生過猶不及之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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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平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