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鉅亨主筆室〉不必誇解19大！唯A股攻勢在即！

壹、前言

當中國經濟崛起後，全球經濟學者對於；在共產專制下的經濟發展，竟可如此有成就而興趣盎然。尤其是共產主義思維起源的歐洲，除東歐外、西歐多放棄共產、走向偏向民主的福利經濟路線。共產主義執行最徹底的蘇聯，經濟上耕耘並沒有成功。傳統的經濟學者對中國經濟與社會結構，尤其是政治制度與 GDP 成長互動，多充滿高度興趣；雖然開發國家多認為，它們不必再走回頭路，但仍然對中國今天經濟充滿好奇。因為同樣是共產主義，但東歐卻搞到灰頭灰臉；蘇聯更慘、弄到聯邦政治制度解體。同樣是歷經各種政治鬥爭，中國也歷經文化大革命、不僅是紅衛兵破除儒家思想、破四舊、還把中國文字給簡化了；鬥得越慘、現在成就卻越大？莫非人類社會、或公司中多非鬥不可？

貳、中共在文革與天安門、學到經營國家原則為「政治強硬、經濟開放」！

在幾十年前研究中國經濟學者，所閱讀到的研究報告；無論是北京社科院或上海等學者，大多由區域經濟入手。大陸經濟學者將整個中國，區分為渤海經濟區、長江、珠江三角洲經濟區等等。到目前為止，大陸經濟政策單位，國務院經濟發改委，仍是以「區域」為五年經濟計畫主軸。但在責任官僚制度上，GDP 績效仍然落實在市長、省委書記等身上。權力是來自於共產黨，但是各地方官僚卻身負經濟發展責任；不管他是否懂得經濟，GDP 或是平減汙染之後的 GDP。就是當官者是否高就、一路前進到中央政治局的績效。責任指標。中共官僚制度的 KPI，基本上多會隨經濟的變化而翻新；如近期雷厲的汙染環保整肅，及對金融不良債權的「終身問責」，台商多感受到。

根據維基百科記載，中國在 1949 年建政後，經由蘇聯產業技術專家協助、發展農業與重工業，經濟發展在 1955 年前後達到高峰；農業與重工業順利發展。但在高峰後，主張激進與反對冒進者發生路線磨擦。1957 年當時國家主席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中大肆批判，反對所謂「反冒進」者；但 1958 年後、由於內外部情勢發展不順，卻真的因為太躁進而失控。1963 年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時，經濟問題異常惡化，1964 年後演變為政治與社會階級鬥爭；經濟的改革發展竟然演變成為「文化大革命」。最重的是外部情勢與蘇聯關係，由於近百年領土爭議宿仇，最後竟然惡化。

1969 年 3 月 2 日中國邊境軍隊、與蘇聯發生衝突、即是「珍寶島事件」。由於長久以來邊界糾紛，當時中共軍人小組人馬，步行走入蘇聯境內；引發小型火力衝突。在中國工業發展、只能依賴蘇聯協助的形勢下，自此兩國外交關係嚴重惡化，經濟合作關係逐漸停止。也由於上述這些內外部情勢失控，中國經濟在文革與斷俄期間陷入困頓與停滯。在集體生產與生活體制度失效後，一直到 1978 年鄧小平地位穩固後，提出廢除農村集體耕作、設立經濟特區、重組改革國有企業主張。這種路線轉變，也付出部份社會成本；中國勞動力市常場發生大量失業現象。但自此後中國實質年 GDP 成長率，卻以每年多 9.8% 以上的速度成長。1989 年 5 月因為民眾與學生，要在天安門前悼念過世的胡耀邦。在群眾聚集多日後、紀念活動的特質開始改變。由此延伸為對社會與經濟發展議論。5 月底時以學生為主的群眾運動，由天安門擴大到全國，議論的聲浪改變為抗議與要求；學生運動認為政府必須控制通貨膨脹、及失業率、及肅清官員貪腐問題。原本是紀念胡耀邦活動，最後演變為天安門抗議、最後成為全國性學生運動。1989 年六四運動，成為 1978 年鄧小平改革開放後，第一次非經濟性的挑戰與中斷。

但面對這樣的情勢，中共對社會運動以高壓方式處理，對經濟改革、實現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成長，開放態度卻沒有改變；這是與 1956 年後、當經濟走下坡後、發生文化大革命、國家政治與經濟社會亂成一團，兩者最大的差異。也由於這個思維的轉折，使中國經濟在 30 多年後今天得以脫胎換骨；政治果斷處理，經濟繼續改革開放。這種思維極有可能也是在鄧小平之後，歷屆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在處理兩岸關係方針。政治上絕不讓出一吋，但在經濟合作上是則是繼續開放。在面對李登輝時代如此、陳水扁、馬英九與目前蔡英文總統時也多是如是。

叁、中共的政治與經濟治理是菁英、而非集權政治！

所有社會科學研究多指向，中國經濟發展成功是因為：一、極權政治有效率。就如近期習近平所提拔，貴州省長陳敏爾替代被肅清的孫政才，成為重慶市委書記一樣。陳敏爾在貴州主政時，為要使貴州的赤貧脫困；藉由政治力量、將人民破舊房子全部拆除，分配給他們現代化公寓住宅。二、在 13 多億的中國人口中，共產黨員應不到一億人；即使是幾千萬人，這要在這麼多人中脫穎而出，不僅要有高學歷；還要有其時間歷練過程。如這次 19 大在政治局常委人選中，可能上榜的栗戰書、汪洋、韓正等等多經過相當歷練；菁英政治與集體領導、馬克思主義集體辯證下的思維，決定中國共產黨對國家政策制度。三、其實人者心之器也，怎麼想就會怎麼做。領導人的思維會決定國家政策、與為落實政策所訂下的制度，而人就在這些制度下生活呼吸；他們最後會感受到的是，必定還是還原到國家領導的思維。思維的遼闊與否決定於，領導人對歷史智慧的學習，對現實發展的明確掌握、及對未來遠見及個人胸襟。

四、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夠成功，最重要關鍵是、在經濟改革開放過程中，開放它本身資源給全球外資使用；這是最為成功關鍵。因為盤點自己資源並不困難，但是困難之處、在如何比自己更有效率運用這些資源。在 (產出價值 / 勞動人口) 衡量生產力的指標上，當時的中國必然是相當低的。外資所帶入的經營邏輯與商業模式，讓資源運用展現高度商業利益；這些核心資源是為，土地、資金與勞力；其中最被全球外資所看上的是便宜勞力。五、在這些外資模式被學習過程中，中國資本家也在摸索本身最有效營運模式；這些發展多不是靜態、與單一的，而是全面性、穿插交叉與立體；當時外資最看上的應該就是便宜勞力。由台商投資行為便可以理解，在低價土地與勞力下，充分運用在台灣成功管理經驗，在 Cost Down 之下無往不利。這種情勢臨界為 2010 年，中共的勞動合同法全面化之後優勢不再，在城鎮都市化、提高土地成本，與勞力薪資上揚下，中國經濟發展走入另外一種境界。

在這次 19 大會議上也是如此，習近平在 3 萬多字、3 個半小時的演講中。提到兩岸關係時、不但沒有得寸進尺，提出不排除以武力解決。而且提出來最嚴厲字眼卻只有，不准一寸土地由中國分裂出去，而且還強調以和平方式；這可能是國內深藍政治學者始料未及。當然對大陸政治有深刻研究者皆知，總書記的話是輕輕提起，但在此思維下規範的制度落實、卻必然是風行草偃。未來應該拭目以待，中共涉台單位如何在和平原則下，架構出實際方案制度，對台灣展開新兩岸關係？習近平的自信當然是來自於，中國未來在全球經濟、甚至科技的快速發展。它所提出來的，對台灣人民國民待遇，可能會成為一個和平統一策略的起點。習近平的自信來自於中央政治局團隊，及社科院、外經貿部、及發改委與所有政治與經濟智囊團隊。更重要的是來自於他上任後、雷厲風行的反貪肅腐。所有的情勢發展多是上行下效、家庭教育如是，國家治理也是如此。在政治體系中，如只是靠裙帶行賄關係、而非能力與專業的歷練；則在貪汙腐敗上，大多少有「前金」、但必然會有「後謝」；這些行為多是「腐敗」。在以關係非以能力的官場上，尤其夾雜選票因素下；使得為升官而關說情況暗潮洶湧。但在中紀委的反貪肅腐行動中，石油幫中箭落馬；連周永康、薄熙來等，英雄人物多難逃中紀委調查。當升遷不必動用院長關係去對部長施壓時，專心工作、為台灣人民思考出更有效率生活方式，就會吏治清明、賢能者出頭。而不是看著一些同事，靠著裙帶關係每次三級跳；這使同僚怨聲載道。

肆、結論：中國金融情勢端看郭樹清對不良債權改革！

在 2015 年 6 月最大金融不良債權出現後，中國銀監會重點任務便是，要極力防堵隱形債務擴張；包括地方融資平台及與房地產有關的交叉金融業務。根據香港信報資料，2017 年前三季中國銀監會在郭樹清領導下，共處理掉 9,799 億人民幣不良資產，未來除繼續處理外、還會增加銀行單位公司治理，如獨立董事等機能。這似乎越來越可見到，中國 A 股基金投資機會再度浮上水面。而且如果是這樣的話，則被動式 ETF 投資似乎，可成為中國在 2018 年 MSCI 投資起跑前不錯的投資方式。

(提醒：本文是為財金專業研究分享，無政治立場設定；非投資建議書，不為任何引用本文為行銷或投資損益背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