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落馬“蒼蠅”入獄 中國的“秘書黨”癥結何解？

觀察人士張弛在撰文中提到，省部級官員配備秘書必須上報中組部，這就將高級官員的秘書任命收歸上級。秘書不能直接轉崗，意味著高官的秘書直接轉任地方領導成為了歷史。官員調職后不能帶走原有秘書、司機，這是打散山頭派系的抽薪之策，杜絕了官員和秘書形成長期的命運共同體。這一現象值得思考。

10月16日，為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后的首次中央紀委通報，周本順、楊棟梁、潘逸陽、余遠輝等4人被“雙開”格外引人注目。不僅一日內“雙開”4名省級高官是首次，而且通報中首次提到“違規選用秘書”。

巧合的是，除潘逸陽外，其余3人均與秘書相關。通報中直陳，楊棟梁“違規選用秘書”、余遠輝“違規任用親屬擔任秘書”。而周本順曾任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秘書長近10年。“違規任用親屬擔任秘書”的余遠輝也曾擔任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秘書長。

“秘書”溯源，原本只是掌管典籍或起草文書的小吏，但在中共體制內卻被賦予更多含義，其對大陸政治生態的影響亦不容小覷。秘書從屬的領導干部大都是部門、地方或單位的“一把手”。官場有“欲見領導，先求秘書”之說，有向領導反映情況或請示批復者，能否上傳或見面都由秘書安排，這種隱性權力往往成為一些秘書弄權斂財的途徑。

高官秘書們大多神秘、低調，但社會對這個群體的關注度一直居高不下。以此為原型創作的官場小說，除了2013年的《秘書政治》，還有此前頗為暢銷的《二號首長》等。而十八大后，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落馬，再次將高官秘書置於聚光燈下，民間甚至一度出現“秘書黨”的說法。

秘書提拔“緊箍咒”

有大陸媒體報導稱，中共有關秘書管理的最新規定是2014年中央下發的《省部級領導干部秘書管理規定》。據中組部相關人士證實，該規定旨在限制秘書的隱性權力，並杜絕官員與秘書形成長期的命運共同體。

依據新檔案規定，以往秘書們“直接提拔當領導”的現象有望得到遏制。新規明確要求，省部級及以上領導配備秘書必須經中組部同意，秘書不能直接提拔轉崗，官員調任新職不能將原來的秘書、司機帶走。“秘書不能直接提拔轉崗，意味著秘書轉崗只能是平級調動”，該人士解釋。至於究竟離開秘書崗位多久才能提拔，檔案並未給出明確期限。

根據中紀委通報，“違規選用秘書”屬於嚴重違反組織紀律。前述人士透露，中共高層早已注意到秘書選用存在的問題，之前也曾經試圖規範，但實際執行情況並不理想。以致十八大后中央“打虎”，“秘書腐敗”一度成為高頻詞匯。據公開報導，截至目前，僅省級秘書長就有約30人落馬。

“領導秘書必須要組織配備，其實並不是新精神，一直以來都是這么要求的。”該人士稱。曾給李鵬當過10年秘書的呂聰敏在《外交人生》一書中透露，外交部干部司在接到中組部的調令后，才派人通知他本人盡快辦手續。當時負責通知他的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長劉華秋告訴他，李鵬同志需要一個外事秘書，部里認為他去比較合適，並強調這是組織決定，不是征求他的意見。而他本人，事先對此一無所知。

《鳳凰周刊》記者接觸到的多位省部高官秘書，也不乏這種經歷：基本都是組織談話通知，詢問本人意向，很多人事先並不知情。偶爾，也有官員拒絕組織選配人選的情況發生，但官員並不能直接指定秘書人選，至多會根據工作需要劃定一個范圍，比如，我需要一個懂外事的秘書，或者我需要一個懂專業的秘書等等。至於具體人選，仍然需要組織調配。

早期關於高官秘書配備有據可查的檔案，是1986年中辦、國辦聯合下發的《關於加強縣以上領導機關秘書工作人員管理的規定》。其中一項條款，“領導同志的秘書，應由組織部門會同領導同志所在部門的辦公廳(室)審查調配。領導同志也可推薦，但要經過上述部門審查同意，個人不得指定自己的親屬和不適合做秘書工作的人員擔任秘書。”

2010年3月，中辦頒布實施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責任追究辦法(試行)》指出，在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中，有八種情形之一的，將追究有關領導干部和人員的責任。其中特別提到“要求提拔本人近親屬，或者指令提拔秘書等身邊工作人員的。”同時，該檔案強調，對“違反干部選拔任用工作規定，導致用人失察失誤，造成惡劣影響的”，將追究黨委(黨組)主要領導干部或者有關領導干部的責任。

2010年4月，中辦又印發《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有關事項報告辦法(試行)》，重申領導干部的秘書等身邊工作人員提拔任用的，在作出決定前應當征求上一級組織(人事)部門的意見。2013年6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亦明確，“不準違規配備秘書”。

而中共十八大后，習近平曾多次在公開場合重申嚴明組織紀律，其中之一就是規範領導的秘書。2014年4月，《人民日報》海外網刊發文章，是1990年3月習近平與地縣辦公室干部談心時的一篇講話稿，主題就是談秘書工作。習要求秘書不自恃，“不能認為‘機關牌子硬、領導靠山硬’而有所依仗，有恃無恐”。

“潛規則”盛行

但規定是規定，在實際執行中有時會走樣，秘書配備也一樣。2014年7月，中組部課題組發布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官員為“留后路”違規提拔秘書等“潛規則”盛行。一旦“老虎”落馬，其曾經的秘書也應聲倒下，已經成為大陸官場的規律。

據陸媒披露，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先后擔任過胡喬木、陳云秘書的全國政協委員朱佳木，曾被記者問及如何看待“秘書腐敗”問題，朱的回答是，“秘書出問題，領導也有責任。”他還說，現在很多秘書干的事，是他們當年不敢想象的。

10月29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訊息稱，周本順被以涉嫌受賄罪立案偵查並采取強制措施。周本順曾在周永康主政中央政法委期間擔任秘書長，落馬前官至河北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一度被認為已安全著陸。

秘書長、副秘書長，辦公廳主任、副主任，都被坊間視為“大秘”。在此之前，周永康的其他6個秘書，海南省原副省長冀文林、四川省文聯原主席郭永祥、中石油天然氣集團原副總經理李華林、中油國際原副總經理沈定成、中央政法委辦公室原副主任余剛和公安部警衛局原正師職參謀談紅，均已落馬。

其他高官秘書中“膽大妄為”者也不乏其人。“河北第一秘”李真、“上海第一秘”秦裕，都曾經“名震全國”。新近引起外界關注的，則是10月8日落馬的福建省省長蘇樹林的秘書。就在蘇落馬前的9月30日，福建省委組織部發布了一則任前公示，現年33歲的孫健，福建省政府辦公廳秘書處處長，擬提任副廳級領導職務。孫健此前曾擔任蘇樹林的秘書。

頗具盛名的“明星官員”仇和，其與秘書先后落馬，前后只隔3天。他的秘書謝新松，時任云南省昆明市委常委、副市長，跟隨其長達20年之久。據陸媒披露，謝悟性很強，對仇的所思所想拿捏很準，善於運作且頗有文采，深得仇的器重並屢屢被委以重任，不斷提任要職，兩人關係已遠超正常范圍。

此外，根據1980年中辦《關於中央領導同志機要秘書工作的暫行規定》要求，只有正省部級以上領導干部，才允許配備專職秘書。但在大陸很多地方，不但市縣領導，甚至連鄉黨委書記、鎮長都有事實上的專職秘書，只是對外叫法不同。配備專職秘書成為一些人顯示領導身份的一種標志。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表示，黨政機關應只有工作秘書，如今卻有些秘書給領導辦私事，如幫著接送孩子、買機票，這是不正常的。據陸媒報導，在中央“八項規定”等一系列新規發布后，多地都發文要求陸續清退“專職秘書”。

“秘書腐敗”或終結

一位與省部級官員秘書多有接觸的官方人士對此持支援態度。他認為，專職秘書很難接觸實務，平時干的都是些溝通、聯絡的具體事務性工作，某種程度更像“護士”，直接提拔轉崗當領導獨當一面，就是要“護士”去當“醫生”，顯然不合理。

但更多人支援新規的出發點，則是出於限權考慮，“不能否認秘書中確有優秀分子。但必須劃定底線，不然他們太猖狂了”。“辛辛苦苦做三年，升官發財在眼前”，說的就是領導秘書。秘書雖然沒有名義上的權力，但因其直接服務對象是領導，被認為是領導“身邊人”、“自己人”，擁有巨大的隱性權力，坊間更稱其為“二號首長”。

在中共體制中，因為占盡左右權力的資源，秘書歷來是升遷捷徑。一些曾任秘書的落馬領導干部，都有被“火箭提拔”的經歷。如前面提到的海南省原副省長冀文林，曾有過十年秘書經歷，期間從一名部委辦公廳助理調研員，一路升遷為正局級干部。

現實中，被選為領導秘書時大多會“官升一級”，但均不用經過公開選拔、競爭上崗程式，也不屬於“破格提拔”。有級別的秘書“外放”時，再“官升一級”的現象亦比較普遍，且多數屬於跨部門或異地任職，同樣規避了很多選拔任用方面的程式和監督。而一些有私心的官員在離任前，會想方設法把不帶走的秘書安置好，以便自己的權力或影響力得以延續。

有觀點認為，秘書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共體制中派系爭斗的存在。官員存在不安全感，必須使用信得過的秘書。此外，在官本位的大環境下，官員的能量遠不限於紙面規定的權力范圍。而權力運行不公開，無論是官商勾結還是為官員親屬謀取利益，或者是跑官買官，都需要信得過並且熟悉政商關係的人去操作，最好人選自然就是秘書。利益共同體其實還是比較客氣的說法，嚴重的甚至會形成一種準封建式的人身依附。

中共十八大后，習近平要杜絕官場中的山頭主義。秘書和官員，本身就是個小團體，是山頭派系的核心和萌芽。再加上官員信得過的下屬、親人，以及秘書的關聯人員，這形成了山頭派系的骨架。

這種情況下，新規被視為破除“秘書腐敗”的殺手锏。省部級官員配備秘書必須上報中組部，這就將高級官員的秘書任命收歸上級。秘書不能直接轉崗，意味著高官的秘書直接轉任地方領導成為了歷史。官員調職后不能帶走原有秘書、司機，這是打散山頭派系的抽薪之策，杜絕了官員和秘書形成長期的命運共同體。（共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