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美學者提出的對華“強加成本戰略”

今年5月13日和15日，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克羅寧和葛萊儀分別在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南海問題聽證會上闡述了對南海問題的看法，兩人“不約而同”地建議對中國實施“強加成本戰略”（cost imposition strategy）。該戰略構想初見於2014年下半年“新美國安全中心”的系列研究報告中，如今正逐漸成為美國學界對華戰略的共識。

8月21日，美國國防部公布首份《亞太海上安全戰略》報告，其中隱約可見“強加成本戰略”的影子。“強加成本戰略”正在向美戰略決策層擴展，逐步成為美制定對華政策的重要依據。對此，我們應當高度重視，積極應對。

“強加成本戰略”企圖增大我海上維權成本，迫使我屈服

“強加成本戰略”的戰略目標是：以當前南海爭端為抓手，以多邊和單邊方式加深介入南海問題，綜合運用軍事、外交、法律、輿論等多種手段對我施壓，增大我南海維權成本，改變我對南海維權行動的成本與收益評估，迫使我屈服，以此提升美國在南海的影響力，推動形成美國主導的、基於規則的地區安全架構。

其基本思路是：在國家戰略層面制定長遠的南海對華戰略規劃，加強與盟國相互協調，加強多種手段的相互配合，以達成最佳施壓效果。強調要平衡好軍事、外交、法律等各方面因素，形成美南海總體戰略框架。在建議對我示強的同時，反對將南海問題“過度軍事化”，避免與我發生正面衝突，保持遏制與接觸之間的平衡，努力將我納入美國主導的地區規則和秩序之中。

“強加成本戰略”提出了一系列具體的對策建議。

在軍事上，加大美軍在南海活動強度，顯示美動用軍事力量應對海上事件的決心，反制我海軍或海上執法部門的“海上脅迫”行動，以此增大我海上維權行動的軍事風險；

在外交上，以菲、越為重點，深化與東南亞國家的安全合作，加大拉攏日、澳介入南海的力度，構建南海反華聯盟，以此增大我經營周邊的難度；

在法律上，提高美國運用海洋法構建地區海上安全秩序的影響力，繼續要求我說明“九段線”的具體內涵，並欲對台灣施壓，要求其對“九段線”內涵做出說明，支援菲律賓的南海國際仲裁，並為其提供相關幫助，以此否定我南海主權主張的法律基礎；

在輿論上，要求有關行政部門對我在南海軍事、外交、法律、資訊等方面的動態保持準確、持續、密切跟蹤，並建立權威資訊發布機構，適時公布我在南海所謂“破壞穩定”的行為，以此抹黑我國際形象。

“強加成本戰略”可能成為美應對我海上維權的基本戰略框架，將對我海上安全產生深刻影響

“強加成本戰略”的提出，預示著美在南海對我挑釁性軍事行動將明顯增強。隨著美不斷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南海已經成為美對我牽制與圍堵的重要抓手。

“強加成本戰略”要求美軍加強在南海的軍事存在，增大針對我的軍事行動強度及威懾力度。可以預見，未來美軍在南海的兵力部署與運用對我挑釁姿態將更加突出。

在兵力部署方面，美將加快瀕海戰斗艦在樟宜基地的輪換部署，盡快完成4艘瀕海戰斗艦的部署計劃；加速推進2014年簽署《美菲加強防務合作協定》，加快美軍兵力、裝備和物資在菲律賓的預置；強化與越南的安全合作，簽訂相關加強防務合作協定，實現在金蘭灣實質性兵力部署。

在兵力運用方面，以“航行自由項目”為抓手，加大美艦機在南海、特別是我建設島礁附近海域的活動強度，極有可能進入我建設島礁12海里范圍內，強化對我挑釁與威懾；開展對我針對性更強的聯合軍演，在地點上，將更加靠近我建設中的島礁，在時機上，會更接近我與有關國家海上爭端爆發、升級等敏感時期，以此顯示美國的關切和能力，沖擊我南海主權主張。

在海上安全合作方面，深化與南海有關國家的軍事合作，重點提高其“海域感知能力”，加強對爭議海域的偵察監視；幫助南海有關國家建立最低限度的近岸及近海防御能力，形成與地區國家互聯互通的“海上行動圖景”。由此可見，未來中美海上軍事活動的針對性和敵對性會有所增強，因此而引發海上摩擦的可能性也會增大。

“強加成本戰略”揭示出美國借力南海構建其主導的地區安全架構的戰略企圖。“強加成本戰略”提出，要充分運用美同盟體系應對南海問題，提升美在南海影響力，構建美國主導的、“基於規則”的南海安全架構，並強調這是“符合美國國家利益、且影響更加深遠的戰略舉措”。

可見，強化同盟體系不僅是美南海攪局的重要手段，更是其長遠戰略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未來，美將繼續以軍事手段為先導，以軍事合作機制為主干，與菲、新、泰等傳統軍事同盟深化合作；以越南、印尼為重點，建立基於意愿和共同利益的安全伙伴關係，強化美主導的南海軍事聯盟體系。

在此基礎上，繼續發揮其在南海無主權訴求、地位相對超脫的有利條件，在地區事務中扮演“仲裁者”“調解者”的角色，拉攏盟國、增大影響，構建其主導的、更加靈活的南海安全架構。

“強加成本戰略”暴露出美“以規則制我”的心態更加迫切。“強加成本戰略”強調要建立“基於規則”的南海秩序，建議美國政府鼓勵南海有關國家先行達成《南海各方行為準則》草案，或者簽訂將中國排除在外的東盟海上安全“友好合作條約”，作為《準則》的替代方案，以此迫使我在《準則》談判中讓步。

同時，通過多種途徑，顛倒黑白，呈現中國在南海“欺凌弱國”以及“違反國際海洋法”的行為，捏造我“強橫、規則破壞者”的形象；建議國會采取措施公布我在南海所謂“破壞穩定”的行為，要求國防部在年度“中國軍力發展報告”中增加我在南海行動的部分，要求太平洋(601099,股吧)總部司令在向參眾兩院軍事委員會作態勢報告時增加我在南海行動的內容；建議支援建立地區資訊共用中心，拓展新加坡樟宜的反海盜資訊中心功能，使其成為以東盟為基礎、美國領導的、開放的資訊中心。

美希望通過以規則規制、輿論抹黑的方式，加大對我施壓力度，迫使我回到美主導的國際規則中來，以此牽制我海上維權行動，限制我力量發展。

保持戰略定力，在與美周旋中不斷強化我南海戰略優勢

①順勢而為，將我力量發展外化為有利戰略態勢

第一，應當從經略南海的戰略高度出發，完善建設島礁功能的頂層設計，根據形勢發展協調推進、不斷完善建設島礁的軍用、民用功能，盡快發揮其作用，固化島礁建設的成果，盡快形成並擴大我南海戰略優勢。

第二，應利用南海島礁建設成果，有計劃、有步驟地增加海上航行、海洋環境監控、資源管理、科學研究等方面的公共服務，為地區國家提供水文、氣象、預警、救災、醫療等人道主義和公共安全產品，強化大國擔當，塑造地區負責任大國形象，弱化有關國家對島礁的軍事功能過度呈現的效果，降低“中國威脅論”的負面影響。

第三，通過倡議舉辦地區海軍論壇、召開海上安全問題研討會，在國際海洋安全舞臺上更多地發出“中國聲音”。通過創設平臺、設置議題、主動出牌，逐步積累戰略主動，影響或主導地區海上安全機制的形成。

②斗合相濟，在與美周旋中壯大自己

盡管當前中美在南海戰略競爭呈現加劇的趨勢，但尚未危及美核心利益，美不愿為此與我發生直接軍事衝突，這為我與美周旋提供了足夠的戰略空間。

應當著眼長遠，保持足夠的戰略耐心，以斗爭與合作的兩手對其接觸與遏制的兩面, 有張有弛、靈活應對，穩步實現中美在西太地區力量對比的轉換。

一方面，繼續加強溝通與交流，管控好危機，避免與美正面相撞。推進中美海空行為準則的磋商，落實好海上意外相遇規則，並向南海國家推廣，使之確實成為各國海軍在南海活動的行為準則。

另一方面，堅持積極防御的戰略方針，按照“非對稱”的斗爭原則，不斷深化和拓展軍事斗爭準備，穩步提高我整體戰略威懾能力和反制能力，使美不敢對我輕啟戰端。

同時，增強機遇意識，化危為機，在與美周旋的過程中，尋找我薄弱環節，並以此為引導，加強我南海軍事能力建設與兵力部署的針對性，根據暴露出的問題，補足短板，使我海上軍事斗爭準備和力量建設更加扎實、有效，在斗爭中不斷壯大自己。

③把握在南海輿論斗爭話語權，扭轉於我不利的國際形象

當前，南海斗爭在很大程度上是輿論戰、法律戰。我應順應形勢的發展，配合西南沙建設重點的轉移，積極籌劃、主動發聲，提高輿論斗爭的主動性和有效性，改變當前我在輿論斗爭中的不利態勢。

第一，切實將輿論斗爭擺在南海維權的重要位置。對於南海重要行動，應當進行輿論風險評估，制定輿論宣傳和應對預案。努力做到在重大敏感問題上不失聲、不缺位，主動發聲與快速應對相結合，引導、影響輿情向對我有利的方向發展。

第二，努力提高輿論宣傳的國際傳播能力。應當利用好新華社、中央電視臺國際頻道、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等主流國際傳播平臺，加強利用英文媒體宣傳的力度。根據海外受眾的思維模式和接受習慣，多用事實、數據說話，多用國際共性方式、模式和語言說話，“中話外說”“硬話軟說”，提高對外宣傳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第三，應當加強與國外智庫的學術交流合作，闡明我南海政策立場，澄清事實、消除誤解，反擊別有用心的污蔑中傷。努力影響“有影響力的人”，並通過他們影響所在國民眾的認知和輿論，改善我在南海問題上的國際形象。

④開展兩岸“九段線”研究合作，推動南海共同維權。

針對美對臺施壓、迫使其對“九段線”做出對我不利解釋的現實可能，應加強與臺在南海維權，特別是南海法理斗爭中的合作。目前臺海局勢相對穩定，兩岸在南海具有共同的民族利益，雙方存在開展合作的可能與條件。

而且，1993年台灣“立法院”通過《南海政策綱領》，將“九段線”內水域稱為“歷史性水域”，使兩岸南海維權合作具有法理基礎。利用兩岸南海維權中的積極因素，推進兩岸合作，是牽制美加深介入南海、解決南海爭端的一步“活棋”。

當然，囿於當前台灣特定的政治局勢，以及臺當局在南海合作問題上的消極態度，短期內兩岸開展實質性合作難度很大。鑒於此，應主動提出倡議，做出積極姿態，逐步嘗試在南海維權方面開展合作。

可以考慮從不太敏感的領域開始，先對“九段線”的歷史、內涵等問題進行學術交流與合作研究，在此基礎上，建立兩岸南海合作對話機制，推動兩岸共用南海資訊資源，逐步推進南海油氣資源開發、維護南海漁業資源、協同保護和管理漁業資源等方面的合作；逐步建立維護南海航運安全、開展海上搜救等領域的合作機制；待時機成熟以后，可嘗試在南海的聯合巡邏、聯合打擊海上犯罪等方面進行合作，並逐步向軍事安全合作推進，逐步改善兩岸軍事關係、增加軍事互信、深化軍事合作。（文章來源：《國防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