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顧問：歐洲對非常規貨幣政策認識粗淺

日本首相顧問：歐洲對非常規貨幣政策認識粗淺

歐元區貨幣政策是歐洲央行理事會內部聯合決策的產物，而德國在此過程中影響很大。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特別經濟顧問koichi hamada對全球央行的量化寬鬆提出了獨到見解，他指出，許多決策者仍然認為貨幣政策根本無用。在去年的世界知識論壇（world knowledge forum）上，一些主要央行官員，包括前日本銀行行長白川方明、前歐洲央行行長讓-克勞德•特里謝（jean-claude trichet）和前韓國央行行長金仲秀（kim choong-soo），仍不承認非常規貨幣政策的潛力。

1月間，就在歐洲央行宣布有意采取量化寬鬆政策前幾天，我與國際記者、決策者和投資者一起出席了一次日內瓦討論會。此次討論與2012年安倍晉三首相采取開創性經濟改革戰略前的情況極為相似，反映出對非常規貨幣政策的變革潛力的認識不足。

事實上，在討論會上，歐洲經濟學家和記者，特別是德國人，甚至也有一些英國人，表現得相當輕蔑。有人說：“貨幣政策的力量有限，特別是在利率如此低的情況下。”另一些人說：“我們不能指望適應性貨幣政策刺激投資組合的調整。”

這些說法已是耳熟能詳——從某種程度上說有些令人驚奇，因為日本正在實施的基於量化寬鬆的戰略讓它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顯然，許多歐洲人不理解所謂的“安倍經濟學”的歷史與重要性；但若能理解，將有助於他們的貨幣政策討論。

2001年，日本銀行忙於尋找幫助經濟擺脫衰退之道。短期利率已經降低到十分接近於零的水平，因此日本銀行開始進行公開市場操作，具體而言，即買入長期政府債券和增加日本銀行持有的銀行準備金，以期增加貨幣供給、降低長期利率。

但日本銀行的量化寬鬆嘗試來得太晚，力度也太小，沒有造成任何復甦。時任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系主任的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注意到日本銀行的失敗，指出日本銀行應該追求更積極的貨幣政策。

2008年，當美國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公司倒閉並引發金融危機時，當時已是美聯儲主席的伯南克，采納了自己的建議，采取了果斷的量化寬鬆措施拯救垂死的美國經濟。英國也追求了強勁的量化寬鬆，並且與美國一樣，也因此經歷了相對強勢的經濟增長（正因如此，日內瓦討論會的英國與會者應該更加理解安倍經濟學）。

相反，日本在大幅度擴大貨幣供給方面出現了猶豫，導致日元兌美元匯率升值至76（雷曼兄弟危機前匯率為接近100），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也出現進一步下滑。2009年，日本經濟表現比潛在水平低8%，盡管其金融系統仍然牢固。簡言之，日本經濟比受雷曼沖擊波直接影響的美國和英國經濟損失更大。

包括我在內的少數經濟學家注意到這一矛盾，大力指出貨幣政策對於抵抗通縮和極端貨幣升值至關重要。但我們的觀點一直被忽視。聽起來很熟悉吧？

安倍改變了一切。以貨幣政策為其政治日程的基礎的他在2012年12月（第二次）成為日本首相。

不久，量化寬鬆便已啟動。日元應聲貶值，出口應聲增加，股市應聲反彈。在經歷了近二十年的衰退后，日本經濟再次開始增長——安倍經濟學居功至偉。

當然，並非一切都一帆風順；3%的消費稅提升——這是前任政府定下的政策——阻礙了日本的進步。並且日本距離實現強健長期經濟增長的目標仍有很長的路要走，安倍經濟學的下一階段——供給端改革需要政府克服來自官僚和特殊利益的抵抗。

盡管如此，量化寬鬆效果顯著，以至於去年10月日本銀行宣布啟動新一輪量化寬鬆。兩個月后，安倍的自民黨在大選中大獲全勝，照此看，日本選民對安倍的方針頗為滿意。

現在，輪到歐洲從貨幣政策的力量中獲益了。但是，歐洲央行的計劃要想起作用，量化寬鬆必須足夠強勁才行，而這需要廣泛的支援。畢竟，歐元區貨幣政策是歐洲央行理事會內部聯合決策的產物，而德國在此過程中影響很大。

量化寬鬆在美國、英國和日本都取得了成功，你也許認為照此看吸引支援相對而言應該不難。但我在日內瓦的經歷絕非孤立事件；許多決策者仍然認為貨幣政策根本無用。在去年的世界知識論壇（world knowledge forum）上，一些主要央行官員，包括前日本銀行行長白川方明、前歐洲央行行長讓-克勞德•特里謝（jean-claude trichet）和前韓國央行行長金仲秀（kim choong-soo），仍不承認非常規貨幣政策的潛力。

認為貨幣政策不重要不僅是“美聯儲經濟史上最危險的觀點”，經濟學家克里斯蒂娜•羅墨（christina romer）和大衛•羅墨（david romer）夫婦如是說，對於經濟來說也十分危險。歐洲面臨的風險已經十分嚴重，沒有必要再添加風險。

作者koichi hamada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特別經濟顧問，現為耶魯大學和東京大學榮譽經濟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