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外交的“零回報”案例引發的冷思考

中國經濟外交的“零回報”案例引發的冷思考

最近，北京開始認識到，它在海外的一些投資並沒有真正的經濟效益。它們大多數由國有企業帶頭，和沒有商業與金融背景的官僚或外交官負責。新加坡著名經濟學家黃朝翰對中國經濟外交歷史提出了獨到見解，他指出，盡管中國有使用經濟外交的傳統，在這個遊戲上，它無可否認的還是一個新手，尤其是在市場經濟，或從一個比較開放政治與社會環境的國家運作的角度來看。一方面，中國以發展中國家身份，或者第三世界成員自居，在這方面為自己爭取了許多政治資本。中國又不要求對方承諾實行民主制度，或改善人權記錄等附帶條件；中國也沒有顯示領土野心或尋求軍事聯盟。

自兩年前出任中國國家主席，成為國家最高領導人以來，習近平鞏固了自身的權力，成為鄧小平之后的真正“強人”。他自信和有穩固地位，承諾要通過民族覺醒來改變中國，實現他的“中國夢”。

對外，習近平展開積極的外交政策，提升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他的外交政策的核心，是和周邊國家建立“睦鄰關係”，同時深化和較遠國家的政治與經濟聯系。在國際上，中國提倡和目前世界上唯一的霸主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

去年11月在北京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22屆峰會的盛況和排場，向世界傳達了明確的資訊：中國是個快速崛起的強國，理應在區域和全球扮演重大角色。峰會召開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確定，中國2014年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總量（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因為中國規模很大，其現水平的經濟產量、消費、貿易、資金流動和旅遊，通通給全球經濟帶來了巨大沖擊。

中國現在擁有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相對低的國債、持續的“雙盈余”（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及健全的財政平衡，中國政府可謂現金充足。因此，在峰會上，習近平提出了中國式的“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創建了一個400億美元基金，來幫助他所倡議的絲綢之路上的國家，建設基礎設施。接著，中國也提出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銀行的啟動資金為500億美元，一半由中國提供。習近平的新外交攻勢確是經濟掛帥。

多年來，在外交政策上，中國一直大力傳達“和平崛起”的資訊。但這並未被所有鄰國全心全意接受。中國缺乏軟實力是原因之一。中國與一些亞洲國家懸而未決的領土爭執，讓局勢變得更為復雜。中國的外交姿態也往往被視為過於強勢。

有鑒於這些固有的障礙，中國決策者很自然地認為，在實現其整體外交政策利益上，經濟很有可能是更有效的工具。借用經濟術語來說，中國很明顯的在經濟外交上享有更大“比較優勢”。因此，中國希望用本身較強的“地緣經濟”，來彌補其較弱的“地緣政治”。

經濟外交的利弊

基本上，經濟外交是用更多“蘿卜”，更少“大棒”的規則。它一直是國家整體外交政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重商主義（mercantilism）在16世紀大行其道的時候，對一些歐洲國家來說是正當的外交手段，也是正當的目的。因此有“貿易追隨國旗”的口號，而殖民主義的目的，完全是為了取得金銀和原材料。在今天的全球化現代經濟，可用在外交上的經濟工具大增，包括貿易、經濟援助和無償貸款、對外直接投資和技術轉移。使用這些工具的方法也更為高明。

從歷史上來看，中國的外交向來根植於中國概念的“世界秩序”。它不是建立在平等，而是等級制度的基礎上。中國朝廷和周邊“蠻邦”建立了朝貢關係。在處理這種以中國為中心的區域秩序時，按基辛格所說，中國朝廷“所采取的外交手段是非常務實的”，包括公開壓迫和公開賄賂。哈佛大學歷史學家費正清（john k. fairbank）也認為，朝貢使團都是掩飾貿易的借口”。也就是說，經濟外交在帝制時代的中國已經非常普遍了。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政治和意識形態掛帥。貿易、體育和文化交流全都是為國家的整體外交目標服務。因此，當中國和馬來亞（馬來西亞）的關係於1960年代鬧僵時，北京立刻停止向吉隆坡購買橡膠，轉而向錫蘭（斯里蘭卡）進口更昂貴但品質較差的品種。在1980年代，為了回報菲律賓總統馬可斯同中國恢復正常關係，中國向菲律賓提供“友誼價格”（遠低於世界市場價格）的石油。中國也給泰國同樣的待遇。

毛澤東時期最具爭議性的經濟外交，是在中國“一窮二白”的時候，於1970年代初期耗費5億美元，興建長達1860公里的坦贊鐵路（tanzania-zambia railway）。除了爭取多一些非洲國家投票支援，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這項目並沒有為中國帶來什么實質的政治和商業利益。結果，它成了中國過度使用經濟外交，取得幾乎“零回報”的典型例子。

鄧小平在1978年開始推行經濟改革時，他的外交政策路線一開始便很務實，即集中讓中國成為或恢復它在各國際組織的成員國身份。首先是世界銀行和imf（1980年），最終是世界貿易組織（2001年）。開始時中國是這些機構的主要受惠者，后來也成為積極的參與者。

在區域經濟外交上，戰后日本是中國的借鏡。像日本一樣，中國在區域沒有話語權和強大政治和制度上的影響力，必須先把精力放在開拓市場，然后收購區域的天然資源和原材料。

中國總理朱镕基於2000年倡議建立中國－東盟（亞細安）自由貿易區，即首個“東盟+1”的最大區域貿易機制。這個自貿區在2010年開始實行，雙邊貿易於2014年達到5000億美元。中國也啟動100億美元的中國－亞細安投資合作基金，深化同個別亞細安成員國的經濟合作。最近，中國把焦點放在有16個成員國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rcep）。協定雖然以亞細安為中心，卻主要是由中國所推動。

隨著中國的經濟增長和快速擴大的外部順差，中國成為世界上日益重要的資金盈余國，尤其是在2014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開始超越進入中國的“海外直接投資”。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高達1400億美元，是目前世界第三大對外投資國。

中國公開表示，自己有能力在金融和技術上為新興經濟體建設基礎設施（如其高鐵）。近年，中國也大幅擴大了其對外經濟援助計劃。在2010年至2012年期間，中國為非洲和亞太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提供了140億美元的援助（主要是津貼和免息貸款）。和傳統的經濟援助國家如oecd比較，中國目前的撥款還是很少。但中國很快便會迎頭趕上，而目前許多oecd國家本身已陷入財政赤字。總而言之，像以前的西方列強和日本一樣，中國目前正積極使用所有主要的傳統經濟外交工具。

中國經濟外交還在學習中

盡管中國有使用經濟外交的傳統，在這個遊戲上，它無可否認的還是一個新手，尤其是在市場經濟，或從一個比較開放政治與社會環境的國家運作的角度來看。一方面，中國以發展中國家身份，或者第三世界成員自居，在這方面為自己爭取了許多政治資本。中國又不要求對方承諾實行民主制度，或改善人權記錄等附帶條件；中國也沒有顯示領土野心或尋求軍事聯盟。

另一方面，作為由共產黨掌權的國家，中國在海外進行經濟外交時也面對諸多“形象”問題。中國在歐美國家的投資和收購往往備受政治猜忌，甚至因為“國家安全”理由受阻。中國科技公司華為集團便是個例子。

中國在非洲礦物的投資，也被指是剝奪並將耗盡非洲的天然資源。此外，它提供給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無附帶條件”慷慨援助和貸款，也被鄙視為“金錢外交”，全是為“收買友情”。

最近，北京開始認識到，它在海外的一些投資並沒有真正的經濟效益。它們大多數由國有企業帶頭，和沒有商業與金融背景的官僚或外交官負責。許多海外項目不是價格過高便是被蒙騙，更有不少貪污和收取回扣的情況。中國為面對財政困境的國家如阿根廷、委內瑞拉和俄羅斯提供的慷慨軟貸款，正如英國《經濟學人》雜志所說，只是在“浪費國家的寶貴資產”。

習近平嘗試糾正這些偏差。他的反貪運動肅清許多國有企業，也使許多貪官落馬。這顯然會提高中國未來在海外的經濟合作項目的營運效益。

習近平的400億美元絲綢之路基金的運作，會更接近世界銀行的國際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operation）的方式，主要以市場為主導。中國終於學會，經濟外交要在長期維持有效和可行，也必須遵守一些根本的市場規則。

中國最終將認識到，它的經濟外交有其局限性。一個國家的民族主義或核心國家利益是金錢買不到的。另外，單是經濟外交也不足以為中國創造足夠的“軟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