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構伊朗的“幕后”軍事介入策略

當前，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主導的聯盟體系“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在兩處遭到了事關生死的攻擊：起先是在敘利亞，現在還包括伊拉克。雖然在經歷了長達四年的軍事、政治和經濟援助后，伊朗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敘利亞內戰，維持了阿薩德政權的生存，但是搖搖欲墜的伊拉克和潛在的遜尼派起義又給伊朗的精英們敲響了警鐘。以現在的經濟狀況，伊朗並沒有能力大規模介入伊拉克和敘利亞，因此極有可能延續1979年以來的軍事介入模式。

1980年代的兩次關鍵性軍事經歷塑造了伊朗的“幕后介入”模式。第一次經歷是從1980年到1988年代兩伊戰爭，這是和伊斯蘭革命本身同等重要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成型期。當時伊朗的傳統軍事力量盡管可以通過公開的地空戰爭將伊拉克軍隊拒之領土之外，但它不能在伊拉克境內進行破壞從而結束消耗戰，這場僵持的戰爭最終造成幾十萬傷亡和數千億美元的損失。

這場戰爭使伊朗深深體會到傳統軍事力量的局限，它受制於軍工技術發展水平乃至國際權力的平衡。第二次經歷是伊朗革命衛隊“聖城旅”嘗試在中東地區建立抵抗組織，尤其以1980年代黎巴嫩的真主黨為代表，后者的模式已經在其他地方被廣泛應用。這次經歷在更大程度上塑造了伊朗的干涉模式，因為它已經獲得了相對的軍事成功和戰略收益。

通過了解這些背景，我們應該怎么理解當前伊朗的軍事干涉模式？

“幕后介入”規則

自1979年以來，伊朗一直鐘愛“幕后介入”行動，它依靠小規模的精英特種部隊和情報單位，收集關鍵資訊，充當培訓者和軍事顧問以實現自己的戰略目標，最著名的當屬革命衛隊的“聖城旅”。“聖城旅”不是前線作戰單位，而是致力於提高本土部隊作戰能力的特別行動部隊。

在1998年阿富汗馬扎爾謝里夫伊朗領事館13名外交官被塔利班殺害的事件中，伊朗也采用了“幕后介入”規則進行處理。根據可信的材料披露，當時伊朗當局的確認真考慮過派出大規模軍事部隊進入阿富汗與塔利班作戰。現任伊朗最高領袖高級軍事顧問，前革命衛隊指揮官葉海亞·拉希姆薩法維少將曾回憶說：

“當時（1998年），我是革命衛隊的指揮官，在48小時內在伊朗阿富汗邊境部署了兩個師。我制定了詳細的作戰計劃，並請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批準我們率領幾個師開往赫拉特地區。赫拉特大概離我們邊境130公里。我說，‘請批準我們，為了懲罰塔利班，向赫拉特進發，消滅他們再回國。’”

據說那次是哈梅內伊少有的否決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決議的案例，后者是負責伊朗外交和國家安全決策的主要機構。據拉希姆薩法維少將的回憶，哈梅內伊主要在兩個方面表達了異議，“首先，塔利班並沒有入侵我國領土，也沒有潛入我國境內，如果伊朗進入阿富汗領土會遭致他國的反應。”這里，哈梅內伊似乎堅定地將入侵伊朗領土作為可能引發伊朗公開軍事行動的紅線。其次，哈梅內伊還認為，“現在有13個人殉難，你去尋求報復，”但是大規模調動部隊只會造成更多死傷，因為“不只是你殺他們”。拉希姆薩法維提出另一個方案，“用大炮和迫擊炮打擊塔利班的邊境前哨”，這被哈梅內伊立即接受。這是當時的權宜之計，之后伊朗又與阿富汗境內的北方聯盟合作，支援他們打擊塔利班。

伊朗的“幕后介入”傳統在敘利亞也體現得淋漓盡致。當本土作戰部隊已經幾乎到達極限時，伊朗仍避免使用伊朗本國傳統軍事部隊，而是部署黎巴嫩真主黨，伊拉克什葉派武裝以及據稱來自伊朗的什葉派哈扎拉難民去幫助阿薩德政府軍作戰。

選擇本土武裝伙伴，使用非傳統戰法

在對外軍事干涉時，伊朗歷來強調與本土武裝合作。盡管可靠的公開資訊依然很少，這些合作伙伴關係的基本模式都能在真主黨身上看到縮影。

第一，伊朗通常會選擇混亂國家中的邊緣穆斯林群體作為合作伙伴。1982年以色列入侵后的黎巴嫩的什葉派群體正好符合條件，本身的脆弱性使它更樂於接受伊朗提供的金融、訓練和武器援助。

第二，比起創立單純的作戰部隊，伊朗更熱衷於支援擁有社會基礎的運動（一部分通過提供社會服務），使他們可以積極影響當地政治，以及在他們的國土范圍內扮演打擊對手的軍事力量。真主黨如今正是這樣的運動，它在黎巴嫩南部類似國中之國，將伊朗的勢力延伸到黎凡特地區。

第三，伊朗對本土武裝的支援往往與非傳統戰法密不可分。這種戰法類型起源於兩伊戰爭中的迫切需求，因為當時伊朗的傳統軍事力量在戰爭過程中遭受了極大的損耗。從那時起，革命衛隊就開始專攻非傳統戰法，向戰爭中的本土伙伴提供訓練和武器。

事實上，伊朗往往無法像美國一樣大規模地向戰地盟友提供先進武器裝備。但是伊朗能夠大規模生產和使用小武器、輕武器和輕型陸上水上交通工具和無人機。利用這些方式，伊朗可以用相對較低的成本為戰地盟友建立起軍事能力，以及有效地為敵軍帶來傷亡和瓦解他們的士氣。真主黨在以色列占領黎巴嫩時就使用了這種戰法，以色列最後不是單純地被傳統軍事力量打敗，而是懾於真主黨的破壞活動，無法實現戰略目標而被迫撤出。

建立廣泛的非教派聯盟

在軍事介入時，伊朗嘗試將建立廣泛的非教派聯盟，即避免在行動和話語上公開顯示出教派性，以將自己的行動合法化和削弱對手。在黎巴嫩，真主黨經常在“反猶太復國主義”地旗幟下，與基督徒以及其他宗派群體合作；在阿富汗，北方聯盟在“反塔利班”的旗幟下囊括了遜尼派塔吉克人、什葉派哈扎拉人；在敘利亞，在“反恐怖主義”的旗幟下，世俗的復興黨政權將阿拉維派、什葉派、基督徒和遜尼派精英都團結起來。

一方面，伊朗更希望自己被看作是伊斯蘭大國而不是什葉派大國，因此它在干涉其他國家時盡量避免公開的教派主義。但是在伊拉克和敘利亞不斷增長的教派主義正使遜尼派大眾站在了伊朗的對立面，這使伊朗面臨著宗教聲望和國家利益之間的抉擇。另一方面，正如哈梅內伊在1998年對拉希姆薩法維的回復，伊朗充分認識到公開張揚的軍事占領會有損它作為反帝國主義力量的聲望，其只會造成民意支援的暫時高漲，然而最終會毀掉整個干涉行動。

結論

2014年6月，“伊斯蘭國”在伊拉克境內的推進直接逼近兩伊邊界，伊朗被迫加大對伊拉克局勢的“幕后”介入。在歷史上，伊拉克一直都是伊朗周邊的重要地區國家。20世紀的兩伊戰爭長期影響著伊朗人對伊拉克的警惕態度，大批前薩達姆政權復興黨成員加入“伊斯蘭國”無疑刺激到了伊朗的敏感神經。

伊拉克在伊朗的伊斯蘭革命話語和戰略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伊拉克擁有全世界僅次於伊朗的第二大什葉派人口，什葉派聖城納杰夫和卡爾巴拉位於伊拉克境內，分別是首任伊瑪目阿里和第二位伊瑪目侯賽因的聖墓所在。通過經濟援助和宗教聯系，伊朗在伊拉克的什葉派信眾中構建起了廣泛的親伊朗社群。因此，伊朗無法容忍“伊斯蘭國”在其西部邊境線上重現建立起一個敵視伊朗的阿拉伯遜尼派哈里發國家。如今，伊朗毫不避諱地宣稱，伊拉克的安全和完整是其對外政策的核心關切。外交部長扎里夫在2014年8月訪問伊拉克期間稱，伊朗視伊拉克的安全為本國安全。

伊朗當前伊拉克政策的核心目標是在抵擋“伊斯蘭國”勢力的同時維護伊拉克的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伊朗認為，伊拉克若分裂為遜尼派、什葉派和庫爾德三個教派國家，將威脅地區穩定。若如此，首先，伊拉克將不再是以什葉派為主導的親伊朗國家，伊朗的地區影響力遭到削弱；其次，伊拉克庫爾德斯坦的獨立將增強伊朗、敘利亞和土耳其三國庫爾德地區的獨立傾向；最後，一個獨立的遜尼派國家極可能與沙特結盟，成為前伊拉克復興黨成員的庇護所。

伊朗的主要介入方式是向伊拉克政府和地方武裝派遣安全顧問以提供情報參謀。2014年6月，曾在敘利亞幫助政府軍擊退叛軍的卡西姆·蘇萊曼尼(qassim suleimani)被派往伊拉克，一同前往的還有100名伊朗革命衛隊“聖城軍”成員，他計劃在伊拉克成立類似敘利亞國防軍一樣的志愿軍事力量，以協助脆弱和士氣低落的伊拉克軍隊抗擊“伊斯蘭國”。

此外，伊朗還向伊拉克政府提供了大量裝備和物資，包括燕子(ababil)無人偵察機、火箭、重型機槍和多管火箭發射器。雖然伊朗尚未派遣大量士兵進駐伊拉克，但目前最多有10個師的伊朗軍隊和“聖城軍”在兩伊邊境集結，他們已經做好準備，一旦伊拉克首都陷入困境，或薩馬拉等城市的什葉派聖殿面臨嚴重威脅，他們就會為伊拉克提供援助。

在防守戰略上，伊朗的重點關切是伊拉克的什葉派聖城卡爾巴拉和納杰夫，以及戰略要地大馬士革、巴格達和埃爾比勒，其中任一城市的陷落都可能觸發伊朗的直接和強力的軍事介入。在保障以上城市安全的前提下，伊朗延續了一貫的“幕后介入”規則，即向足以抵抗“伊斯蘭國”的戰斗組織提供后勤和軍事援助，而將自身在戰場的存在降到最低。在危機開始初期，伊朗官方就一直否認本國部隊和軍事人員在伊拉克境內的存在。伊朗的直接軍事介入可能導致伊拉克人的民族情緒反彈，激起宗派分裂浪潮。

同時，“伊斯蘭國”在敘利亞的推進使伊朗陷入了兩難境地，由於長期遭受經濟制裁，伊朗無法承受長期在伊拉克和敘利亞兩國維持大規模援助的狀態。與敘利亞阿薩德政府的結盟關係是伊朗發揮地區影響力的象征。敘內戰爆發以來，伊朗向阿薩德政府施以經濟、物資、裝備援助，甚至公開承認革命衛隊“聖城軍”在敘利亞為政府軍提供軍事參謀。

在“幕后介入”規則無法完全達到保護敘利亞政權的戰略目的時，伊朗依然沒有選擇派出大規模軍事力量，而是轉而向俄羅斯尋求幫助。有訊息稱，今年7月，伊朗革命衛隊蘇萊曼尼少將曾在莫斯科與俄羅斯領導人會面，討論了兩國共同軍事援助阿薩德政權渡過內戰的計劃。

蘇萊曼尼反映了反政府軍在敘利亞的推進情況，強調阿薩德政權已經受到實質性的威脅。因此，俄羅斯和伊朗從7月會議后就開始策劃在敘利亞的軍事行動。經過周密計劃后，俄羅斯空軍於上月30日開始的對敘利亞境內的“伊斯蘭國”(is)目標展開空襲。與此同時，數百名伊朗特種部隊也於近期前往敘利亞，3000名伊朗支援的真主黨部隊和敘利亞政府軍一起準備收復被叛軍占領的土地。

短期來看，伊朗依然會堅持以協助本土盟友武裝為主的“幕后介入”規則，其大規模軍事介入的底線仍是敵對武裝對本國國土的侵犯。但是如果敘利亞或者伊拉克危機持續惡化，國際聯軍打擊“伊斯蘭國”行動失敗，伊朗將成為唯一可能派遣地面部隊的地區力量。這是伊朗面臨的最壞選擇，軍事介入無疑將其拖入持久作戰的泥潭。

參考文獻

farzan sab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iran style, 30th june 2014.

dina esfandiary, ariane tabatabai, iran’s isis policy, chatham house, 15th january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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