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更高戰略層面重啟整體改革

整體改革推進，具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推動改革的方式，寄望于高層決心和頂層設計，也有賴于鍥而不舍的民間努力

中國經濟學界的各類獎項近年來不少。近日第三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之所以引起公眾廣泛關注，主要還在于此項以學術民主投票方式評選的經濟學大獎，在今年授予了“整體改革理論”。處在改革膠著期的中國社會正有著太多的焦慮和期待，理論之于實踐的現實意義因此格外顯著。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是有機的整體，不可能拼湊起來。事要一件一件做，但是，體制之間有很多相互關聯的內容，所以是系統的構建，表明改革開放具有整體性。”央行行長周小川在獲獎演講中開篇即有如此表述。

“整體改革理論”，也可稱“整體改革協調理論”，始于吳敬璉、周小川、郭樹清等于上世紀80年代中期提出的一種市場經濟改革思路。這一理論主張，經濟改革不僅是一場破除計劃經濟舊體制的深刻革命，而且是建設市場經濟制度的宏大工程，因而需要在發展自主企業、競爭性市場體系和宏觀經濟管理體系等方面整體協調地推進。進入21世紀以后，整體改革論者將視野進一步擴展到社會政治領域，主張在推行徹底的市場化改革的同時，配套推進民主、法治等方面的改革。

中國改革行進30余年，整體改革論者的諸多主張目前已是社會共識。學界對這一理論嘉獎不僅是對于昨天的認可，也體現了中國社會推進整體改革的現實需求。 整體改革理論以系統論的方法思考改革，尋求改革的最優順序，追求通過“帕累托改進”獲得改革動能，提出配套改革主張，并堅持改革、發展和穩定統一的漸進主義路徑等，這些都對今天推進整體改革有指導意義。

相較以往更多著眼于經濟體制的改革，當前中國的改革正處在向政經、社會、文化全方位拓展的關鍵時期。應當承認，近年來改革步履沉重，雖有部分技術性進展卻難有重大突破；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體制改革缺乏同步協調，改革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陷入“隨機行走”狀態，推進空間狹窄。其中原因很多，但與改革缺乏整體感密切相關，在更高的戰略層面上重啟整體改革至關重要。《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改革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必須以更大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更加重視改革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明確改革優先順序和重點任務。”這其實體現了新時期整體改革的思路。

顯然，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應當目標清晰、步驟穩健、程序透明、兼顧眼前和長遠。1993年底，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市場經濟基本框架50條；1996年初，國務院成立經濟體制改革方案研討小組，擬定“七五”前期以價格、稅收、財政、金融和貿易為重點的配套改革方案。今天，中國也亟待超脫部門利益的機構專司制定新時期整體改革方案，涵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領域。

處于深水區的中國改革，還當探索當前改革以何者為先，其目標是使改革更加平穩、有效并給社會一步步帶來福利。尋求最優的過程必然充滿爭議，重點在于對各領域諸項改革的利弊分析。因為各項改革的約束條件因時、因境而不同，實踐中必然出現妥協與調整。但“取乎其上，得乎其中”。最優順序即使讓位于次優，也遠勝于單純地“摸石頭”盲目行進，有助于避免最差情境而導致改革的挫敗。

當前，整體改革的重心之一即為政治體制改革，必須深入研究政治體制運行的具體環節，提出可行的、順序明晰的配套改革方案，一些最為迫近的改革，如改進執政黨的領導、黨政分開的實施、政府職能的轉變、黨內民主的推進、社會民主的落實，以及現有的政治參與平臺之夯實、公民社會的發展等，無論如何不應再停留于口號，須在漸進改革的框架下成為可操作的方案并予以落實。眼下，有個別人患上了“政治改革恐懼癥”，先驗地贊美現有體制的“優越性”，提不出任何建設性改革方案，這種自我麻醉和自我設限是非常危險的。

整體改革推進，具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推動改革的方式，寄望于高層決心和頂層設計，也有賴于鍥而不舍的民間努力。在關注政策走向、呼吁改革決策的同時，我們須更多地把眼光投向躁動于中國村、鄉、縣、省的諸多變革行動，熱情對待來自企業和基層社區的各類創新實踐。中國的整體改革最終是社會體系的重構，兩種改革推動力以種種方式匯合勢所必然。有此認知，則我們的樂觀不再盲目，可以在改革的潮漲潮落中積極而堅定地走向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