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張紅力：金融與人口安全

張紅力，中國工商銀行(601398,股吧)副行長、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咨詢委員會副主席

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指出：促進人口均衡發展，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

下文摘自張紅力博士的《金融與國家安全》一書。“人口安全是大國崛起之路的重要抓手與不可替代的戰略要素，用好、用活金融手段力促人口安全，是金融維護國家安全、最大化國家利益的時代要求。”

正文

本文將探討三個問題：第一，為什么新時期大國人口安全戰略要以金融為抓手？第二，金融力促中國人口安全的實現手段有哪些？第三，如何通過金融教育進一步發揮金融的安全效應?我們認為，人是國家利益的最終承擔者和實現者，金融作為新時期國家安全的重要支撐，理應在維護人口安全、最大化國家利益上充當開路先鋒（張紅力, 2015a）。在新的形勢下，人口安全的廣度和深度已遠遠超出數量的范疇。用好、用活金融手段，不斷優化人口結構、持續提升人口素質，加強金融教育，充分發揮13億人口凝聚而成的巨大力量，是力促國家安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前提和根本基礎。

一、金融是新時期大國人口安全戰略的關鍵抓手

卡爾·馬克思曾指出，“每一種特殊的、歷史的生產方式都有其特殊的、歷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規律”（中共中央編譯局，1972）。對於世界大國而言，人口安全具有更為重要的戰略意義和深遠影響，是大國崛起之路上不可替代的戰略要素。出於人口安全方面的考慮，近年來我國已經放開“單獨二胎”，並加快研究全面放開“二胎”政策。要有效發揮新政策對人口安全的積極作用，需充分用好市場化手段，以金融為關鍵抓手。

（一）人口是社會政治安全、穩定的根基

中國自古就有“民之眾寡，為國之強弱”之說。人口安全既是維護國家安全的前提條件，同時也是實現國家安全的核心內容。從利益角度看，人是國家安全利益的最終承擔者和實現者，人口安全利益既與每一個人的切身利益緊密相關，同時也是國家、民族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中共中央宣傳部，2014），人口安全是一國社會安全穩定的重要決定因素，其多重影響往往會上升至政治高度，成為影響政權穩定的關鍵變量。

在原始社會，人口數量直接決定了游獵力量的大小，規模過小的原始部落生存能力往往較弱。在傳統農業社會，人是主要勞動力，但超出糧食可維持水平的人口規模又可能導致社會矛盾激化。工業社會經濟快速發展、人口急劇擴張，人口與社會之間的相互作用漸趨復雜。人口的數量、結構以及素質變化，都對社會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嬰兒潮”、“老齡化”導致人口撫養比大幅上升（bakshi, g. s. and z. chen，1994）；就學、就業、就醫對有限資源的分配，關係整個社會的穩定；“非典”、“埃博拉”等重大疫情更是容易引起恐慌情緒蔓延，乃至社會動盪。馬爾薩斯曾說過，人口相對過剩不可避免地導致糧食短缺和社會貧困，引起戰爭、瘟疫等社會危機的發生（malthus, t. r.，1798）。

人口安全也是政治穩定的根基。首先，人口教育普及程度對一國政治意識形態的傳播、民主政治的建設具有重要影響。其次，勞動者就業狀況與政治穩定的關係更為緊密。世界各國的歷史經驗均表明，由失業大軍引起的社會動盪，無疑是加劇政治危機的禍首。巴黎政治大學教授多米尼克·莫伊西曾表示，“失業是西方世界當今面臨的最大安全問題，如果我們不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的整個制度將垮臺。”此外，人口的民族、國籍結構對政治穩定的影響也不可忽視。由於歷史、文化、傳統等多方面原因，如何協調不同民族之間矛盾一直都是世界許多國家政府面臨的挑戰（giddens, a.，1984）。

（二）人口安全是大國之路不可替代的戰略要素

對於世界大國而言，人口安全具有更為重要的戰略意義和深遠影響。從目前來看，在影響一國地位的諸多因素中，人口因素雖然並不能直接決定該國的國際政治地位，但人口對經濟增長、科技進步的有力推動，卻能夠直接提升國家綜合實力與政治影響力。因此，在世界大國的成長之路上，人口的規模、結構以及素質都深刻影響著其國際政治實力與影響力，是不可替代的戰略要素。

回溯近現代世界歷史，超級大國的更迭呈現出人口規模“級數遞增”現象。從西班牙、葡萄牙，到英國、德國，最後到美國，人口規模延著百萬級——千萬級——億級的方向遞增。形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綜合國力構成要素對人口支撐的要求。在早期綜合國力構成相對簡單的背景下，規模較小的人口短期內能夠給予支撐；但在綜合國力構成要素日益復雜多樣的情形下，人口規模太小的弊端將逐步顯露，最終可能因無力支撐而導致國家衰落。新崛起的大國往往需要以較大的人口規模為基礎。就此規律而言，下一個超級大國很可能是人口達到十億級數的國家。

當然，西方國家的崛起並不僅僅在於人口數量，同時更與人口素質的明顯提升緊密相關。得益於文藝復興與工業革命，西方的人文科學、自然科學、工業技術實現了突破性的飛躍，在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人口轉型中贏得了巨大的優勢。高素質的人力資本，為西方國家構筑起強大的國家戰略能力，推動了近代以西方為主導的世界格局最終形成。

（三）維護人口安全須用好、用活金融手段

作為市場的一部分，金融的首要特征是逐利，即實現主體利益的最大化。維護人口安全利益須用好、用活金融手段。羅伯特•席勒在《金融與好的社會》一書中說過，“如果用世俗的眼光評判的話，‘金融’有悖於‘好的社會’所要達成的目標，”但“金融並非‘為了賺錢而賺錢’，金融的存在是為了幫助實現其他的目標，即社會目標”（羅伯特·席勒，2012）。毫無疑問，維護人口安全是最重要的一項社會目標。

在世界主要發達國家以及許多新興市場國家探索如何應對“低生育率陷阱”、“人口老齡化”等問題的過程中，金融成為了重要的工具。以金融手段緩解“低生育率陷阱”是許多國家的政策必選，俄羅斯“母親基金”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經濟實力雄厚、金融市場相對成熟的發達國家實施了一套“金融組合拳”應對人口老齡化，包括多層次養老金制度、國家養老儲備基金以及各種金融機構主導下的養老產業等。在金融支援體育、教育產業方面，發達國家也積累較豐富的經驗，充分運用資本市場平臺，為提升人口素質提供資金動力。

二、新時期下中國人口安全面臨的新問題與新挑戰

中國以全世界約7%的土地養活了22%的人口，這既是一個舉世矚目的奇跡，同時也是我們高度關注的問題。面對龐大的人口規模給經濟社會和自然資源帶來的較大壓力，我國的人口政策從建國以來的鼓勵生育逐步轉向計劃生育，強調優生、優育，注重人口素質。值得注意的是，人口安全不僅僅是簡單的數量問題。計劃生育政策推行40多年成效顯著，我國已跨入低生育水平的國家行列，但新的問題隨之而來，且亟待解決。

（一）生育率大幅下降加速人口老齡化

20世紀50-60年代，中國平均總和生育率水平維持在6.0以上，1971年開始全面推行計劃生育時仍高達5.8。到90年代初期就降至2.1的更替水平以下，目前為1.5-1.6。短短30多年，中國走完了多數發達國家上百年才完成的歷程，進入低生育率的國家行列。但生育率急劇變化對人口結構的沖擊，使中國提前開始面臨人口老齡化問題（羅寧，2010）。一方面，人口老齡化可能從勞動力供給、投資消費結構等方面沖擊社會經濟基礎，另一方面不同於經濟實力雄厚的發達國家，中國人口老齡化發生於經濟尚未成熟的轉型之際，“未富先老”成為人口安全問題的嚴峻考驗。

與人口老齡化快速發展的趨勢相比，我國養老事業相對滯后的問題逐漸凸顯。傳統的“養兒防老”習俗，使“421”家庭結構的獨生子女面臨著沉重的壓力。現有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目前仍以高覆蓋、低水平為主要特征，不足以為應對逐漸加速的人口老齡化提供有力支援。圍繞養老問題形成的一系列商業保險產品，對人們前期資金投入要求較高，難以普及大眾。雖然部分地產企業開始向養老主題轉型，但尚未形成較成熟的模式，高質量服務的同時也意味著高門檻。能夠接納普通百姓的養老院則缺乏足夠的資金運作，難以對人們形成足夠的吸引力。

（二）資源設定不合理制約人口素質提升

在市場經濟改革的浪潮下，教育行業產業化、體育產業市場化迅速興起。但無論是教育產業還是體育產業，規模雖然快速擴張，但對中國人口素質的提升效果卻遠不及預期。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資源設定不合理。我國的教育行業很大程度上仍然沿襲著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運作方式，而體育產業市場化、商業化運作也出現許多問題，未能將資源有效設定到提升人口素質上去。金融作為市場化改革的先鋒，在有效設定市場資源、集中社會各類資金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但目前教育、體育產業與金融的對接尚未形成，金融支援更多體現在項目貸款、資金周轉、現金管理等傳統業務方面，許多已經發展較為成熟的金融創新產品並未進入教育、體育產業。

此外，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也是我國人口素質提升的一大壁壘。在過去長期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下，各種資源向城市集中，導致城鄉人口素質出現明顯分化。雖然大量農村人口通過“候鳥式遷移”方式，以農民工身份進入城市，但從事的很多都是臟、亂、差的工作，其子女接受教育也面臨許多困難。近年來，許多城市對外來人口管理進行了多項改革，賦予了進城務工人員更多的權益，但從目前來看，與人們的預期相比仍有不短的一段距離。縮短城鄉人口差距，提升整體人口素質任重而道遠。

（三）生育決策風險成為人口增長新約束

在中國傳統農業社會，勞動力不足的風險促使人們多生育，力圖人丁興旺，但“養兒防老”的社會習俗導致人們在生男生女問題上出現性別歧視。就當前中國而言，約束人口增長的主要因素除了人口政策之外，現代社會人們對生育小孩會加大生活負擔的擔憂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在我國已經放開“單獨二胎”背景下，仍有許多“單獨”家庭選擇少生甚至不生育，很大程度上正是基於對生活質量可能改變這一風險的考慮。事實上，金融在跨越空間、時間設定資源，平滑人們收入波動方面的功能優勢，能夠有效降低人們進行生育決策時面臨的風險（ando, a. and f. modigliani. 1963）。但從國內目標的既有的金融產品來看，雖然已形成了以各類保險產品為核心的保障體系，但尚缺乏針對生育方面的專業金融產品，不足以為人們的生育行為提供有效支援。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建國初期的20多年外，我國人口與世界人口的增速一直存在較明顯差距。人們生育行為的變化可能會使我國人口在世界總人口中的占比進一步下降。在19世紀初，中國人口有4億，世界人口是12億，中國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到了20世紀初，由於長期戰亂，中國人口仍然是4億左右，而世界人口增長到16億，中國人口占世界的四分之一。目前中國人口為13億，而世界人口已達66億，中國人口只占世界的五分之一。以適宜的速度實現人口增長，既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中國實現民族崛起的根本要求。中國經濟的持續騰飛以及國際政治影響力的不斷提升離不開人口的強力支撐。

三、新時期下金融力促中國人口安全的實現手段

在新的形勢下，人口安全的廣度和深度已經遠遠超出數量的范疇。人口老齡化提前到來，未富先老讓中國傳統養老方式正面臨日益嚴峻的挑戰；體育產業市場化、教育行業產業化陷入瓶頸，對人口素質促進作用有待進一步加強；社會轉型背景下人們生育行為面臨的風險未能得到有效分散和防范，在世界許多國家出現的“低生育率陷阱”在國內部分城市逐步顯現。用好、用活金融手段，充分發揮好13億人口凝聚而成的巨大力量，是力促國家安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前提和根本基礎。

（一）運用多元化金融手段支援養老產業發展

首先，從養老保障的角度看，可參考世界銀行統計的五個層次養老金體系，為老年人的養老金提供有效制度保障（united nations，2012），並通過金融市場與金融工具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實現養老金合理、安全地保值增值。引導民間資本通過包括ppp在內的多種方式，參與養老保障制度建設。其次，從金融機構介入養老產業的角度看，運作和管理社保資金、年金及類年金業務、養老財富管理、養老融資服務以及養老保險、信托、基金、證券、支付結算等，都是金融機構尤其是我國商業銀行支援養老的重要入手點。事實上，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所謂“銀髮經濟”也為中國金融機構拓展業務創造了重要的歷史機遇，養老金融將是金融業創新發展的一大方向。此外，從金融支援養老的外延角度看，金融機構可以與其他機構合作，共同向市場提供養老咨詢服務、健康管理服務、養老文化和休閑服務等。對於商業銀行而言，一方面應加大對養老機構、老年公寓建設的信貸投入力度，積極支援醫療設施、養生保健品制造，以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醫”，另一方面還應通過與教育文化產業、旅遊產業的合作，支援“老有所學”、“老有所樂”。

（二）金融支援體育、教育產業提升人口素質

體育產業、教育產業與金融業的有機結合，有利於拓展我國體育產業市場化、教育行業產業化的發展空間，促進我國體育、教育產業提升人口素質的有效途徑。一是通過多元化融資渠道為體育、教育產業的發展提供資金支援。體育、教育產業往往帶有較明顯的社會公益性質，在協調統籌好財政資金與民間資本對體育、教育產業的支援方面，金融大有可為。二是通過金融創新為體育、教育產業發展搭建更廣闊的平臺。如通過資產證券化激活體育市場，通過股權合作，加強產、學、研一體化，實現市場、研究對教育產業的促進和提升。三是金融為我國體育、教育產業加強國際交流、合作提供有力支援。例如，吸引境外資本投資我國體育、教育產業，引進先進管理經驗，提升體育、教育產業水平。又如，通過資本運作，助推我國體育、教育產業“走出去”，促進中華體育文化、教育文化獲得更多世界認同。四是通過金融手段打擊體育、教育產業中的黑色利益鏈，加強對相關企業、機構、個人的異常資金流監管，保障體育、教育產業中相關事務的公正、透明，為體育、教育提升人口素質的創造一個干凈、公平的良好環境。

（三）發揮金融防范風險功能，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人們的生育行為與其所面臨的風險密切相關，金融在防范風險方面的能動優勢，使其成為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重要助力。第一，通過投資、保險等金融工具的使用，人們能夠實現收入平滑、穩定增長，降低未來生活的不確定性風險，從而避免人們被動選擇生育行為，為將來全面放開“二胎”政策創造有利條件。第二，教育基金能夠幫助人們合理安排收入支配，保障子女教育支出的需求，同時，國家通過金融手段支援教育、醫療產業，增加教育資源供給，提升醫療保障，能夠解除人們生育小孩的后顧之憂。第三，通過金融對養老產業的大力支援，優化完善養老保障體系，改變人們因“養兒防老”形成性別歧視，促進人口性別結構的平衡增長。第四，通過金融手段以市場化方式促進城鄉一體化，合理調節各類城市人口規模，提高中小城市對人口的吸引能力，加快破除城鄉人口二元結構問題，實現資源公平、合理設定，緩解人口過度流動對社會造成的諸多壓力。

四、以人為本、教育強國是發揮金融安全效應的關鍵基石

人口是立國之本，教育是強國之基。金融教育是充分發揮金融安全效應，最大化國家利益、力促人口安全的關鍵基石。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新世紀以來，金融教育為中國經濟建設和金融市場發展輸送的大量優秀人才，不僅構成了中國金融行業的主心骨，還鑄就了中國社會進步的鐵脊梁（程實，2014）。“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時代在變，金融在變，金融教育也要變。中國的金融教育應與時俱進、順勢而為、創新發展，為中國金融輸送決勝將來的中堅力量。

（一）發揮金融安全效應須將金融人才培養為國家棟梁

金融具有調節利益的天然屬性，而國家利益是當今國際社會最現實的普世價值，讓一個心無社稷的人進入金融行業，無疑是於國無利的，如果他是天才，那更是危險和災難。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正氣浩然而又困難重重，修昔底德陷阱、西方民主化陷阱和中等收入國家陷阱共同構成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挑戰。如此背景下，金融人才首先要是國家棟梁之才，要對“中國夢”有認同，要對“核心價值”有理解，要對“總體國家安全”有擔當，唯有一身正氣、胸懷國家，才能在充斥著誘惑與陷阱的金融市場守正自清，才能對中國金融穩健發展有所貢獻，才能成為“中國夢”圓夢的中堅力量。

（二）發揮金融安全效應須以金融教育培養專業精神

在新時期下金融顯然不僅僅是個技術活，所以我們需要“德育”為先。但另一方面，必須強調，金融始終還是個技術活，而且技術含量越來越高。讓一個空有報國激情、而無必要專業素養的人進入金融行業，顯然也是不負責任的。實際上，中國金融發展到今天，金融創新和對外開放步伐絕對不能超前於金融行業現實的專業能力范圍，否則就容易發生金融危機。近期中國資本市場出現的劇烈震盪就暴露了中國金融市場參與者對創新金融工具、復雜金融手段缺乏專業理解與理性使用的問題。因此，中國金融市場的穩定，中國金融行業的崛起和中國金融企業的做強，都離不開市場敬畏心理和金融專業精神的塑造，更離不開高素質專業金融人才的培養。

（三）發揮金融安全效應須加快培養全方位金融人才

一是新型業務領域的人才。隨著金融市場環境和客戶需求的變化，投資銀行、財富管理、金融交易、私人銀行、資產托管、貴金屬等新型業務成為了金融轉型的重要推動力，這些新型業務往往涵蓋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外匯市場、商品市場和衍生品等多個金融市場，涉及到風險-收益組合各異的一系列金融工具，進入門檻較高，金融機構在這些領域的人才儲備明顯不足，人才缺口較大。

二是金融業務產品定價的人才。最近兩年，利率市場化將最終完成，金融產品服務市場化定價體系的全面建立，意味著金融機構在產品定價中既要體現客戶綜合貢獻與風險補償的原則，又須充分考慮到行業競爭和客戶敏感度等因素，最終實現成本和收益、價格和市場占有率之間的平衡。特別是作為市場引領者的大型金融機構，定價能力不僅決定了本機構的盈利，還會對金融秩序產生重要影響，因此未來對金融產品定價人才的需求十分迫切。

三是國際談判和法律事務專家。在金融機構國際化進程加快的背景下，具備金融知識基礎、出色外語應用能力、通曉國際談判規則、具有豐富金融談判經驗的人才，以及熟悉國內外法律環境、法律法規及司法訴訟程式，通曉國際合同、協議文字的法律專業人才明顯不足，這對拓展境外市場和客戶、建立和鞏固境外客戶關係形成了一定的制約。

四是資訊科技人才。伴隨著新一代資訊技術的創新應用，金融機構需要從發展規劃、體系架構、政策制度、業務流程、設備機具研發等各個環節，全面推動業務與技術的深度融合。這就需要加大資訊科技人力資源投入，壯大與金融創新相適應的it管理、開發、測試、運行等專業隊伍，實現資訊科技在金融創新中由技術支援保障向支撐與引領金融創新轉型、由滿足產品創新需求向整合和引導產品創新需求的轉變。

五是數據挖掘和處理人才。專業的數據挖掘和處理人才一方面要能夠利用金融機構的網點、自助銀行、atm、pos、pc和手機終端等各種渠道，有效識別、獲取和歸集資訊，並將非結構化數據轉化為結構化數據；另一方面，要善於分析提煉資訊價值，以資訊為紐帶聚合業務、產品、服務、資源、體制、機制，實現金融機構經營管理的智慧化和精準化。

六是流程管理人才。金融機構的流程管理涉及到了從總部到網點、從前臺到中后臺的各個領域，關係著風險控制、成本節約、效率提升和客戶體驗改進等多個方面，是現代金融企業管理的核心。當前，資訊技術和互聯網金融的快速發展為流程優化創造了更大的空間，因此，對熟悉客戶需求、了解金融機構組織運作的流程管理人才的需求會更為迫切。

五、小 結

人口是一國社會生產與發展的前提。從利益角度看，由於人是國家安全利益的承擔者和實現者，人口安全利益作為國家、民族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必然是一國制定與實施安全戰略的核心目標之一。對於當今世界主要大國而言，人口安全具有更為重要的戰略意義和深遠影響，是大國崛起之路的重要抓手與不可替代的戰略要素。用好、用活金融手段力促人口安全，是金融維護國家安全、最大化國家利益的時代要求（張紅力, 2015b）。

在新的形勢下，人口安全的廣度和深度已經遠遠超出數量的范疇。生育率迅速下降導致人口老齡化問題提前到來，資源設定不合理對提升人口素質形成明顯制約，居民自我防風險意識成為我國人口增長新約束條件。為有效應對中國人口安全面臨的諸多問題，應充分運用金融跨空間設定協調社會資源、跨時間安排平滑個人收入的功能，建立金融支援養老產業及體育、教育產業發展的高效機制，積極發揮金融能動優勢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人口是立國之本，教育是強國之基。金融教育是充分發揮金融安全效應、力促人口安全、國家安全的關鍵基石。“金融一直是有價值取向的”，將金融人才培養為國家棟梁培養是金融教育的首要任務。面對日益復雜激烈的國際金融競爭，加快培養專業精神、打造全方位金融人才亦是當務之急。中國的金融教育應與時俱進、順勢而為、創新發展，為中國金融輸送決勝將來的中堅力量。

文章選自金融政治學，2015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