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歐元死了它的墓志銘會是“死于不恰當類比”

如果歐元死了它的墓志銘是“死於不恰當類比”

包括珍妮特•耶倫(janet yellen)在內的許多經濟學家都將2008爆發的全球經濟危機視作一個“去杠桿化”的問題——一個幾乎所有地方的借債人都同時減債的舉措。為何去杠桿化會成為一個問題呢？因為我的支出是你的收入，你的支出也是我的收入，所以如果所有人同時大幅削減支出，世界各地的收入都會下降。

或者就像耶倫在2009年說的那樣，“那些對於個人和公司來說可能是精明的預防措施——的確它們對於經濟重返常態十分必要——卻會放大整個經濟體的痛苦。”

那么在讓經濟重返“常態”這個問題上，我們現在進展如何？答案是毫無進展。你看，決策者的行動都是基於對整個債務問題的錯誤看法，他們嘗試緩和問題卻反而讓情況更糟了。

首先，事實如下：上周，麥肯錫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發布了一份標題為“債務和（不多的）去杠桿化”的報告。這份報告發現總的來說沒有一個國家降低了其債務相較於gdp的比例。家庭債務在一些國家有所下降，尤其是在美國，但在其他國家卻有所上升，而且即便在那些私人債務大幅減少的國家里，政府債務的上升幅度卻大於私人債務的下降幅度。

你也許會以為之所以我們沒有成功降低負債率，是因為我們還不夠努力——家庭與政府還沒有下足夠的力氣來勒緊褲腰帶，而世界需要的，是的，就是更多的緊縮。但是其實我們已經緊縮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出，富國除利息支付外的實際政府支出都已經有所減少——一些陷入困境的南歐負債國已經大幅縮減政府開支，而像德國和美國這樣能夠以史上最低利率借貸的國家，其政府開支也有所下降。

然而，所有這些緊縮政策只是讓情況更糟了——這並不讓人意外，因為那些讓所有人勒緊褲腰帶的要求，都是基於對債務在經濟中所扮演角色的誤解。

每當有人貼出像“別再從我們孩子那里偷錢了”這樣反赤字的標語時，就是這種誤解在作怪。這標語聽起來沒錯，如果你不動動腦子的話：舉債的家庭往往讓自己變得更窮，所以對於整個國家的負債的話，難道不也是這樣嗎？

不是。負債的家庭是欠別人錢：但是整個世界經濟是自己欠自己錢。的確國家可以向其他國家借錢，但美國其實自2008年以來從別的國家借的錢更少了，而歐洲則是一個凈貸出地區，它的貸款流向了世界各地。

由於債務是我們自己欠自己的錢，所以它並不會直接讓經濟體變得更窮（還債也不會讓我們更有錢）。的確，債務威脅金融穩定——但是如果減債措施最終造成通貨緊縮、經濟蕭條，情況並不會好轉。

這將我們帶回到現在的問題上來，因為總體的去杠桿化失敗和醞釀中的歐洲政治危機有著直接聯系。

歐洲領導人們完全相信經濟危機是由開支過度和國家入不敷出誘發的。所以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堅稱下一步必須重返節儉。她宣稱歐洲應仿效節儉出了名的士瓦本家庭主婦(swabian housewife)。

而這種觀念卻慢慢將歐洲引向了災難。歐洲的債務國過去的確需要勒緊褲腰帶——但是他們被迫接受的緊縮政策十分嚴苛。與此同時，德國以及其他核心經濟體——本應增加開支以抵消周邊國家的緊縮影響——卻縮減了開支。結果就是創造了一個不可能使負債率降低的環境：實際增長變得慢如蝸牛，通脹跌到幾乎為零，狀況最糟的國家陷入了全面通縮。

受苦的選民們在極長時間里一直對這項政策災難保持忍耐，他們相信精英們的承諾，即很快就能看到付出會有所回報。但是隨著痛苦持續不止，而且看不到什么進展，倒向激進也就不可避免了。任何對希臘左派勝利或西班牙反建制力量抬頭感到意外的人都沒有認真看問題。

雖然博彩業賠率認為希臘多半會退出歐元區，但沒人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么。也許損失也會到此為止，但我不相信——希臘退出歐元區很有可能會威脅到整個歐元貨幣計劃。如果歐元真的失敗了，它的墓志銘應該是，“死於不恰當類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