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中國需要提高增長的包容性

將于10月15日召開的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舉世關注。

按照計劃，會議將討論中共中央關于“十二五”規劃的建議。當中將涉及的關于下一個五年的國民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關于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路徑，更是為海內外所矚目

而針對這一焦點，在會議召開前夕，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已經釋放出引人注目的信號。這是一個全新的概念——“包容性增長”。

胡錦濤9月16日在第五屆亞太經合組織人力資源開發部長級會議上提出，要“實現包容性增長，根本目的是讓經濟全球化和經濟發展成果惠及所有國家和地區、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續發展中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這是中國最高領導層首次使用“包容性增長”這一提法。

此前，包容性增長（inclusive growth）的概念，最初由亞洲開發銀行在2007年提出。在亞洲開發銀行副首席經濟學家莊巨忠近年的著作中，闡述這一理念的就有多篇。比如《以共享式增長促進社會和諧》、《在包容性增長的框架下診斷菲律賓經濟增長》、《亞洲地區的貧困、貧富差距與包容性增長》等。

那么，“包容性增長”的概念是什么？這一理念的提出，對于在未來5年乃至更深遠的時期內解決中國面臨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具有怎樣的意義？國家高層選擇此時釋放這一新概念，是旨在傳遞一種什么樣的關于未來方向和全局的戰略信息？

圍繞著這些思考，“包容性增長”較早的系統闡述者莊巨忠與本報記者有了這一番促膝長談。

莊巨忠，1992年畢業于曼徹斯特大學，后任倫敦經濟學院研究員。1997年加入亞行，現主要從事亞洲經濟發展研究，包括增長與收入分配，增長瓶頸診斷，金融與金融危機等。

他將包容性增長歸納為“保證人人都能公平地參與增長過程并從中受惠的過程”。

中國需要提高增長的包容性

《21世紀》：當初，是什么因素促使亞行在2007年的時點上提出包容性增長這一概念的？

莊巨忠：當時主要是基于以下一些因素：

第一，亞洲發展中國家在過去二三十年中的經濟增長令人矚目，但經濟增長也伴隨著收入分配狀況的惡化。根據亞行2007年的一份研究報告，在21個有基尼系數1估計數據的亞洲發展中國家中, 有15個國家這一收入差距指標在上升, 其中包括中國與印度。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 這些國家中只有4個的基尼系數超過0.4這一通常認為的國際警戒線。但到了本世紀初, 已經有7個國家超過。

第二，盡管高速的經濟增長導致了貧困人口大幅下降，但在2005年，亞洲發展中國家27%的人口仍生活在每人每天1.25美元的國際貧困線以下,5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每人每天2美元的國際貧困線以下。消除貧困仍然任重道遠。

第三，除了收入方面的貧困與貧富差距外, 非收入方面的貧困與貧富差距也居高不下。這主要表現在接受基本教育、享受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和其他社會服務機會的不平等的加劇，以及消除非收入貧困方面進展的緩慢。所有這些都表明，亞洲發展中國家的高速經濟增長沒有使所有人受惠。

亞行的長期戰略過去以支持益貧性增長(Pro-poor growth)為主。其宗旨是幫助發展中成員國消除貧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面對許多國家日益突出的收入差距擴大和貧富差異加劇的問題,亞行在2007年修訂長期戰略框架，提出了包容性增長的概念，并對它的政策含義加以界定。2008年，亞行正式把支持包容性增長與環境方面的可持續增長、區域一體化一道，確定為其長期戰略框架的三大支柱之一。

《21世紀》：包容性增長的定義是什么？你認為中國目前的增長是否符合這一概念？

莊巨忠：經濟增長的包容性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我們把包容性增長定義為建立在機會平等基礎上的經濟增長。也就是說，包容性增長需要保證人人都能公平地參與增長過程并從中受惠。

與益貧性增長相比，包容性增長是一個更加廣泛的發展概念。益貧性增長主要著眼于消除貧困。而包容性增長既著眼于消除貧困，也強調人人分享增長的成果。

一方面, 包容性增長需要保持經濟高速、有效、持續的增長，從而創造大量的就業與發展機會；另一方面, 包容性增長要求通過減少與消除機會不平等來促進社會的公平與包容性。這兩個方面是相輔相成的: 沒有經濟增長就沒有機會,如果沒有機會,機會平等也就成為空中樓閣; 而如果機會不平等, 社會缺乏包容性,經濟就不可能保持高速、有效、持續的增長。

過大的收入差距會通過財富效應和社會與政治方面的原因損害經濟增長。就財富效應而言，貧困人口無法投資于教育或創業，從而導致社會資源的浪費。就社會與政治方面考慮，收入差距過大會引發財富再分配的要求，而過度的再分配會導致資源配置的扭曲，從而損害經濟增長。伴隨著再分配的討價還價過程，不管是漫長而和平的街頭游行，還是暴力行動，社會成本都會很高。

過大的收入差距還會對制度和政策的有效性帶來負面影響，使得高收入階層有可能操縱經濟改變政策從而獲利，經濟增長就會受到損害。

中國的基尼系數在過去30年中有較大幅度的增長。全國總體基尼系數在1981為0.31,1990年為0.35,2001年上升到了0.411。而到了2008年，我們最新的研究表明中國的基尼系數已達到0.46。這說明中國經濟增長的包容性下降了，所以必須采取措施予以解決。

收入差距過大影響經濟增長

《21世紀》：你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包容性下降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莊巨忠：我們最新的研究表明，在中國的總體基尼系數從1990年的大約0.35上升到2008年的0.46的這一時期里，城鄉之間收入差距對全國總體收入差距的貢獻由34%上升到了46%，城鎮內收入差距的貢獻由15%增加到了34%，而農村內收入差距的貢獻由51%下降到了20%。這表明，在過去二三十年中，中國收入差距的擴大主要是由城鄉之間收入差距和城鎮內部收入差距增加所導致。

中國在過去三十年里經歷了從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的雙過渡,由此產生的急劇經濟轉型必然會帶來收入分配格局的巨大變化。這是因為，第一，經濟開放通常會給部分基礎設施與市場條件較好的地區和市場適應能力較強的人群首先帶來機遇,從而使這些地區與人群先富起來。

第二，計劃體制遺留下來的各種限制使生產要素不能自由流動, 例如戶籍制度限制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導致地區與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第三，當市場機制逐漸取代計劃機制來決定生產要素的報酬,低技能與較高技能勞動者收入的差距也會不斷拉大,而全球化,國際貿易與國際資本的流入往往使得這種差距的拉大加劇。

第四，因為市場機制尚未完善,還存在大量的國家權力配置資源的情況與嚴重的市場失靈現象, 造成一部分處在壟斷行業,擁有壟斷資源,及特殊信息和特殊關系的人群獲得遠遠高于其他人群的收入；信息的不對稱使得部分群體在獲得生產要素方面面臨重重困難。

第五，經濟改革與體制轉軌導致產業結構的調整與資源的再分配,使得部分勞動者臨時失去就業機會,并由于社會風險保障機制的不完善而成為弱勢群體。

《21世紀》：你認為以中國目前的狀況，是否有像拉美、東南亞國家那樣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險？

莊巨忠：世界范圍內，拉美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收入差距是最嚴重的，許多國家的基尼系數都超過0.5。拉美的平均基尼系數達到0.52，其中巴西的基尼系數達到0.61，智利是0.57，阿根廷是0.52。相比之下，亞洲的情況稍好，中國的收入差距在世界范圍內，屬于中等偏高的水平，在亞洲范圍內則屬于較高的水平。

我認為，中國政府對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是非常重視的，在近幾年出臺了一系列的措施加以解決,比如加強西部地區基礎設施的建設；增加對基礎教育與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投入; 加快農村建設；建立與改進社會保障體系，以及許多其他惠農惠貧與關注農民工的政策措施。這些對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已經起到了一定作用。根據我們最新的分析，中國總體基尼系數在2005年到2008年之間保持在0.46的水平，沒有進一步上升，我認為與這些政策措施有關。

《21世紀》：你在著作中提出，要解決由特權產生的不平等問題。但是現實很難，比如中國的房價一飛沖天， 80后、90后一代幾無購房機會，再如出租車經營，司機成了公司的賺錢機器，他們無任何改變的機會，怎么看待這些問題？

莊巨忠：包容性增長的要點是要區分兩種不同的收入差距。一種是由個人背景或所處的環境的不同所造成, 另一種則是由個人的工作努力與勞動勤奮程度的不同所造成。

個人背景或所處的環境包括如宗教信仰,家庭財富與特權,社會關系,膚色,性別,所處的地理環境,所工作的行業等諸多因素。由這些因素造成的收入差距反映的大多是機會的不平等,是社會不公的表現，是不可接受的，它們通常是由制度,市場與政策的不完善與失靈所造成,必需通過公共政策手段來消除。

另一方面,由于個人的努力和勤奮的不同所造成的收入差異反映的則是市場機制的酬勤懲懶,是良好的激勵機制起作用的表現。這樣的激勵機制鼓勵創業與創新,是促進經濟增長所必不可少的，不能簡單加以否定。所以倡導機會平等是包容性增長這一概念的核心所在。

中國目前的房價問題是由許多因素所造成，包括供需不平衡，市場機制不完善，當然也有投機行為與特權的因素。對于住房問題，保護低收入階層與弱勢群體和防范房市導致系統金融風險應該是公共政策需要考慮的基本目標。

我們還注意到，部分人群具有特權是因為他們擁有壟斷資源,處在壟斷行業,或擁有特殊信息和關系。所以要解決由特權產生的不平等問題，就要消除或控制壟斷和利益集團的經濟特權。

有研究表明，中國在本世紀初因行業壟斷所產生的收入差距占到了全部收入差距的15-20%左右。實現壟斷行業對民間資本開放引入市場競爭應該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途徑之一。對一些自然壟斷行業，政府必須加以有效的監管。

應保證人人都能公平地參與

增長過程并從中受惠

《21世紀》：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農民收入增長還超過城鎮居民收入增長，當時城鄉差距一度縮小，但是90年代后期以及21世紀后，盡管國家惠農政策不斷強化，但是城鄉差距還是在不斷擴大，一般的城鄉居民也被上學，醫療，買房三座大山壓得喘不過氣來，這是不是改革的方向出了問題？

莊巨忠：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庫茲涅茨認為，一個國家在經濟起飛的初期，從傳統農業經濟向現代工業經濟的轉型過程中，收入差距會呈現擴大的趨勢。以后隨著經濟的逐步成熟，富余的農業勞動力向非農業部門轉移完成后，進一步的經濟成長將導致收入差距的縮小。這便是著名的庫茲涅特假說。

不少國家和地區在快速經濟增長過程中，都不同程度地經歷過收入分配先擴大后縮小的轉折點。日本經過上世紀50年代收入差距擴大后，1962年基尼系數一度達到0.39，此后隨著農村剩余勞力逐步消失，轉折點在60年代初出現，收入分配在后來的幾十年內得以持續改善。

韓國轉折點的出現，比日本大約晚了15年。從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起收入差距擴大，1976年基尼系數達到峰值0.39，此后20多年收入差距逐步改善，90年代已經恢復到經濟起飛前的水平。

同時，研究表明經濟起飛過程中收入差距擴大的程度與經濟的增長方式有很大關系。許多學者認為，部分東亞國家和地區盡管收入差距有擴大，但從國際范圍來看，擴大的程度并不算大。這與它們注重中小企業的發展有關。

所以說，收入差距擴大并不能說明改革的方向出了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收入差距的擴大反映了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但是政府可以通過選擇有效的政策來控制收入差距擴大的程度。

《21世紀》：要實現包容性增長，你覺得除了居民收入增長能都獲得平等機會外，在其他領域還應該實現什么樣的變化？對于“十二五”收入分配改革，你有什么建議嗎？

莊巨忠：我認為包容性增長與我國提倡的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的理念是一致的，目標是相同的，都是要保證人人都能公平地參與增長過程并從中受惠。包容性增長為實現這一目標提供了一個非常有效的戰略和途徑。

實行包容性增長這一發展戰略必須繼續堅持改革開放。在今后20年,中國在繼續參與全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同時, 必須加大力度促進國內經濟與市場的一體化。這一新的一體化過程不但能為中國經濟高速持續的增長提供新的重要來源,而且能有效地控制與縮小城鄉和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國內經濟一體化應以市場為主導,政府在這一過程中的主要作用是消除由市場失靈、制度缺陷和政策失誤所造成的各種障礙與扭曲,使資源在地區,城鄉和行業之間自由流動,經濟結構更加符合資源的稟賦,從而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

收入再分配也是實現包容性增長的一個重要方面,但是再分配的目的不是簡單地實現收入均等化,而是通過促進與實現機會的平等來改善收入分配。這就需要增加對教育, 基本醫療衛生,以及其他基本社會服務的投入,來提高民眾特別是弱勢群體參與增長過程的基本潛能；需要加強政策與制度的公平性,消除社會不公,完善市場機制,創造平等競爭的條件。

同時,要建立社會風險保障機制以防止與消除極端貧困。社會風險保障機制對中國這樣處在急劇經濟轉型過程中的國家尤為重要。不健全的社會風險保障機制可能使得本來是轉型過程中的臨時性貧困轉化為長期持續性的貧困。

實現包容性增長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進一步加強法制建設, 增強政府與政策的透明度,加大反腐敗的力度。

對于未來的政策制定而言,要避免一種傾向，就是試圖通過過度依賴政府再分配的手段或福利社會的模式來實現收入均等化。國際經驗已經表明,這兩種政策傾向都會對經濟發展的效率與可持續性產生嚴重的不利影響。建設和諧社會必須實現建立在機會平等基礎之上的包容性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