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學軍的兩張"藥方"

面對農村金融“二元化”的問題，江蘇銀監局開出的第一張藥方是“做加法”。

“蘇北是中國傳統廣大農村地區的一個樣本，我們想解決三農金融服務不足的問題，主要是針對此類地區。”于學軍說，蘇北的“三農”金融服務不足有兩類，一類是機構不足；另一類是資金不足。

在他看來，至少應該增加機構，以打破當地農信機構的壟斷格局，因為市場必須要有競爭主體，最好是有三家以上，否則無法解決“三農”金融服務不足的問題。而這也是銀監會推出三類新型農村機構（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資金互助社）的初衷。

但三類新型機構的發展現狀并不容樂觀，以村鎮銀行為例，核心問題是缺少積極性很高的主發起人。本報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某農商行曾發起設立多家村鎮銀行，但經過一段時間的運行之后，目前該行已不再考慮新設村鎮銀行。

上述農商行的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村鎮銀行面臨著很多制約因素，如經營風險很大，抵押物不足，結算系統也較為落后；雖然5%的單戶比要求，綜合考慮了村鎮銀行的風險管控能力和“三農”信貸金額小的特點，但如果資本過小，村鎮銀行的發展會很困難。

國有大行、股份制銀行的網點難以向下延伸，三類新型機構短期內又很難發揮作用，新的競爭主體又來自哪里呢？“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由經營管理水平較高、風險控制能力強，又有實力的農商行去異地設立機構。”于學軍說。

2009年，江蘇銀監局選擇宿遷和淮安兩市作為試點地區，組織蘇南8家農商行以“跨區域、組團式、全覆蓋”的方式，整體在兩個地市的所有11個縣市區設立異地支行。

蘇南農商行的積極源自于利益驅動。“實際上由于蘇南的競爭充分，大家除了產品、服務之外，就是比拼價格，所以，利差空間非常小。但蘇北的競爭并不充分，利率的上浮幅度很大，盡管我們的貸款利率比當地的平均利率要低，但還是高于蘇南。”王自忠說。

在他看來，蘇南農商行到蘇北設立異地機構，既支持了蘇北當地的“三農”和中小企業，蘇南農商行自身也得到了很好的回報。

壟斷格局被打破后，蘇北農村中小金融機構在人才、客戶資源等多個方面均感到巨大的壓力。“在測算當地平均利率之后，我們始終在此基礎上下浮5%。這就迫使蘇北農信機構更新理念、提高服務效率，包括利率優惠。我們到蘇北以后，當地機構的貸款利率普遍開始下降。”王自忠說。

今年3月份，江蘇銀監局決定在宿遷和淮安的試點基礎上，范圍擴大至鹽城、連云港、徐州三市，如此一來，將實現“全覆蓋”，即蘇北每個縣區都擁有一家蘇南農商行的異地支行。同時支持已設立的農商行異地支行在當地鄉鎮設立二級支行，進一步增強蘇北金融供給，增強農村金融市場競爭。

“蘇南的農商行很積極，自己主動跑過去找，現在基本上都落實好了，估計七八月的時候就能全部開業了，而我們原來是想年底之前全部開完的。”于學軍說。

針對“二元化”問題，江蘇銀監局的第二張藥方是“做減法”，即探索農村中小金融機構整合途徑。

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了規范發展以服務農村為主的地區性中小銀行，為此，江蘇銀監局選擇在經濟較為發達、城鄉一體化程度較高的常州市試點，將該市轄內所有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合并重組為地市級農村商業銀行。在合并重組方案獲國務院同意后，股本規模高達40億元的江南農商行于2009年末開業。

“金融機構的發展有一個規模效應，機構越小，其經營和發展越困難。”于學軍表示，好像大海里的航船，一艘航空母艦不會擔心刮幾級臺風，但如果是一個小舢板，6級風可能就將其刮翻，“所以，金融機構一定是講規模，講網絡的”。

于學軍續稱，實際上，蘇南農商行到蘇北跨區發展，也是擴大網絡，將銀行進一步做大做強。常州原來有五家機構，包括兩家農合行、兩家信用社、一家農商行；“這五家機構的規模較小，有的機構注冊資金只有幾億元，很多業務是不能做的，本來是他們培育起來的企業客戶，發展到一定規模的時候，他就不能再做業務了，拱手相讓于大中型銀行。因為銀行經營風控有個集中度問題。所以，它的市場空間很難擴大”。再如，IT系統開發，一個很小的銀行投資開發IT系統，規模效應很難發揮出來。

而整合為一家地市級農商行之后，會形成一個較大的規模，整個機構的經營管理水平、法人治理、資本實力都有一個大幅度提高；抵御風險的能力也得以增強，而且有了統一的品牌，自然會產生品牌效應。目前，江南農商行的資產規模已超過500億元。

雖然是“做減法”，但組建江南農商行時，江蘇銀監局和常州市政府已提出，機構擴大后，支農力度不減，市場定位不改變。措施之一是，該行的農村網點只增不減，“不是說進城了，就把農村給拋棄了”；之二，從每年的盈利中拿出2%，反哺“三農”，比如貸款貼息等，對“三農”貸款實行優惠利率。“股東也是認可的，在入股簽署協議時，已有這些安排。”

在今年農村中小金融機構監管工作會議上，銀監會副主席蔣定之表示，堅持以改革促發展。只要有利于化解農村信用社風險，有利于增強農村信用社“三農”服務水平，有利于提高農村金融市場活力，各種模式都可以嘗試、探索和實踐。

“我覺得，組建地市級的農村銀行機構是一個方向，去年不僅僅是常州，成都、武漢、廣州、東莞、寧夏等地都采取了這樣的做法。”于學軍說，可以選擇不同的模式和思維來推動改革發展，而不僅僅是常州的模式，或者張家港的模式，因為每個銀行都有各自不同的特點，農信機構自然就會有差異化。

目前，江蘇銀監局還在指導南通、南京市轄區內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的合并重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