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八方星海背后的“鄒計劃”

來源：微信公眾號 經濟人

公號《經濟人》：方星海被任命為證監會副主席在微信四處散布。什么？你知道方星海，你知道他原來在上海金融辦，你還知道他是斯坦福博士，但是你知道他當年怎么去的斯坦福么？聊聊方星海背后的“鄒計劃”，以及鄒計劃的背后推手鄒至莊吧

摘一段我書里以前的介紹，鄒至莊英文名gregory c. chow 知名美籍華人經濟學家,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名譽教授。1951年在美國康乃爾大學獲得學士學位,1955年在芝加哥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因提出著名的“鄒氏檢驗”而聞名國際經濟學界。為了向他表示敬意，2001年普林斯頓大學的“計量經濟研究項目”被命名為“鄒至莊計量經濟研究項目”。

鄒至莊在經濟學界的理論貢獻主要是鄒氏檢測（chow test），但不少中國人記住鄒至莊卻是另外一個（chow test），這源於還有他對中國現代經濟學的貢獻。他舉辦”鄒至莊留學計劃”，親自出題考試，這個測試就叫chow test。選拔上的優秀的中國學生被舉薦到美國學習現代經濟學，種種示范效應使得經濟學在內地成為顯學。雖然因為種種原因，這個班只舉辦了三期，但是有人說意義卻堪比經濟學界的“幼童留美計劃”。

除了方星海，楊小凱、李稻葵、周林、許小年、胡祖六、李山等人均受益於此。鄒至莊改變了這些人當年的命運，這批人大多成為中國經濟學界的重要人物。鄒至莊現在年紀蠻大，老人家看得比較開，他很多年前在上海對我就說過，這些人如果和他再說與一下去向，他會很高興，但是如果不說一聲，他也不介意。

鄒至莊的中國往事

青年經濟學者 徐瑾

“當他們努力去解釋世界時，他們是科學家；當他們要改善世界時，他們是政策顧問。”這就是經濟學家，經濟學家與公共政策的關係曖昧不明，他們天生對公共政策充滿熱情自信。

半個世紀過去，美籍華人經濟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鄒至莊回憶起自己的一生，他覺得自己好像一輩子都沒有離開過中國，在香港、台灣、內地都有很多朋友。鄒至莊經歷可謂傳奇，他層以政府顧問的身份親歷了台灣經濟起飛與內地經濟改革，參加多次政策建議的指定，他在回憶錄中如實記錄自己重大經歷，對於大人物也直書褒貶，對於經濟學以及歷史學都極具價值。

1930年聖誕，有個男嬰出生在廣州郊區的東山檳園，他就是日后的鄒至莊，對少時廣州的記憶，鄒至莊已經淡忘，只記得海屋旁邊的珠江每年五月有賽龍船等小事。鄒至莊的父親從商，與胡漢民、廖仲愷等人均有來往，后來鄒家搬到香港，鄒至莊的教育從小就是中西並存，在念大學時候聽從母親建議學了政治，后來轉向經濟學，最終成為一代泰斗，因提出著名的”鄒氏檢驗”而聞名國際經濟學界。為了向他表示敬意，2001年普林斯頓大學的”計量經濟研究項目”被命名為”鄒至莊講量經濟研究項目”，

“當他們努力去解釋世界時，他們是科學家；當他們要改善世界時，他們是政策顧問。”這就是經濟學家，經濟學家與公共政策的關係曖昧不明，他們天生對公共政策充滿熱情自信。隨著經濟學加斯蒂格勒所謂經濟系分析數量化時代日漸來臨，經濟學家幾乎掌握了政策主流的話語權，侵入各個門類，經濟學大師科斯也無可奈何地感嘆”無論是否恰當，經濟學家總是按捺不住，禁不住在一切公共政策上指手畫腳”。這點在改革之后的內地更是過猶不及，不少經濟學家自許主流，對於專業內外的事務都積極發表言論。問題在於，經濟學家如何跨越理論與實踐的鴻溝，從計量模型到政策出臺的隔閡如何撫平？

所謂公共政策，自然事關人人，而公共政策建議的差異性也來自單個個體的差異。自由主義經濟學泰斗弗里德曼樂觀地相信”在目前的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在一般公民間存在著對於經濟政策的不同主張，此一差異並非源自於人類所極力捍衛的基本價值存在著不同。相反地，此差異主要來自於對不同作法所可能產生后果的不同預測，而此一差異基本上可透過實證經濟學的進步來克服。”話雖如此，作為政策顧問，經濟學家面對紛繁多變的經濟現象與參差不齊的政府官員，需要解決的問題不僅僅是實證經濟學就足以包攬。作為弗里德曼的弟子，鄒至莊則顯得更加務實，強調天時地利人和。

鄒至莊的經歷使得他對於政策建議首先強調政策的可行性，他認為經濟學家們經常會過分迷戀於他們理想中的模式，即使這樣的理想毫無實現的希望，他們也禁不住要對別人鼓吹賣弄，有可能失去政府官員的信任，進而使得建議受挫。其次，鄒至莊認為選擇合適的官員合作也尤其重要，而來自經濟學家自身良好的判斷力。他認為能夠理解政策建議，並有足夠的領導力，能把好的建議提升到政策高度的人才是合適的政府官員，但實際上這樣的領導往往可與而不可求。第三就是時機問題，時機不對，再好的建議付諸東流。鄒至莊最後強調，經濟學加應該保持心態的開放，承認自己也可能犯錯，與政策推行者保持良好的互動學習關係。

鄒至莊對於政策建議的敏銳感覺來自他復雜精彩的人生軌跡，鄒至莊六十年代曾進入ibm公司數年，以研究者身份為管理層提供咨詢；從60年代末，又與劉大中、蔣碩杰等人出任台灣地區經濟顧問，與當時台灣主管經濟的”五人決策小組”互動交流，解決各種經濟問題，80年代則頻繁回訪內地，應約成為中國國家體改委的顧問，對雙軌制改革、控制通貨膨脹、外匯改革等重要議題著力良多。在他記憶中，體改委可謂八十年代中國風頭最健部門之一，主任由總理兼任，日常工作由副主任安志文負責，鄒至莊也覺得在大陸”可以幫助中國搞好，所以很愿意回去做事。”他回憶當時體改委討論頗為自由，不受任何意識形態的限制，有官員甚至對他表示中國愿意借鑒資本主義經濟中一切有用的經濟工具。

鄒至莊在經濟學界的理論貢獻主要是鄒氏檢測（chow test），但不少中國人記住鄒至莊卻是另外一個（chow test），這源於還有他對中國現代經濟學的貢獻。他80年代就開創現代經濟學培訓，還舉辦“鄒至莊留學計劃”，親自出題考試，這個測試就叫chow test。選拔上的優秀的中國學生被舉薦到美國學習現代經濟學，種種示范效應使得經濟學在內地成為顯學。雖然因為種種原因，這個班只舉辦了三期，但是意義卻堪比經濟學界的“幼童留美計劃”，楊小凱、李稻葵、周林、方星海、許小年、胡祖六、李山等人均受益於此。鄒至莊改變了這些人當年的命運，這批人大多成為中國經濟學界的重要人物，鄒至莊看得比較開，“他們畢業以后，或選擇留在美國工作，或回中國服務，都任憑自己決定。有時候他們很客氣，會對我說一聲。他能想到要告訴我，我非常高興，但是如果他不說一聲，我也不會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