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點美國政府次貸危機應對政策

繼美國財政部於9月14日發表報告稱「將逐步解除應對危機的政策」後，達拉斯聯儲首席執行官費捨爾(Richard Fisher)9月29日表示美聯儲「有必要退出非常寬鬆的貨幣政策」。在危機發生兩年後的今天，是否真的到了應當解除危機應對政策的時候，或許人們可以從對這些政策本身的思考中尋找到答案。

在美國，美聯儲和美國財政部是次貸危機應對體系的核心成員，輔助它們的是證監會和存款保險公司等美國金融監管機構。重大政策經參眾兩院通過後實施，由專門委員會以定期舉行聽證會和發佈報告的形式來監督這些政策的實施效果。同時，相關機構特地建立了多個信息披露網站。此外，美國政府還設立了與世界各國協調、合作應對危機的機制。

在上述危機應對體系內，隨著危機的演進，美國政府各種應對政策層出不窮。通常可以依據時間順序將這些政策逐一列出，也可以將它們歸類為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這裡筆者按照應對政策的目標對象，將其歸納為下面四個方面：

第一，救助受危機影響的家庭。次貸危機的導火索是美國房貸違約率的攀升，為了幫助陷入困境的購房家庭，也為了切斷違約攀升引發的連鎖反應，美國政府出台了多個房貸救助法案。這些法案的主要內容是延長房貸還款期限，改浮動利率房貸為固定利率房貸，將每月還款額限制在一定範圍之內，以及直接減少還款本金等。在救助受困購房家庭的同時，對受危機影響嚴重的低收入家庭，美國政府也以直接郵寄減稅支票的方式給予一定的幫助。但是，由於前期房市泡沫過大導致房價不斷下跌，使得房貸救助計劃效果有限，而減稅的效果也多被同期物價上漲所抵消，不過這些政策卻對穩定美國家庭的信心起到了積極作用。

第二，穩定金融市場。次貸危機發展的一條核心線索就是美國金融市場資金融通不暢，甚至枯竭。為此，美聯儲先使用降息和公開市場操作等傳統貨幣政策向市場注資，但效果有限。在傳統政策操作空間將盡之時，美聯儲擴張了資產負債表規模，以創新性手段來拓寬注資對像和可接受的抵押品種類，同時採用以高流動性國債置換金融機構持有的低流動性證券等方式來穩定市場。此外，為了維護整個金融市場的運行，美聯儲和美國財政部一起剝離了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協助消減金融機構負債，並為幾乎所有新增銀行貸款提供擔保，直至最終接管受困金融機構等。在世界各國相關救市政策的協助下，隨著諸如雷曼倒閉這樣危機風險不斷地自我釋放，上述政策的實施增強了市場信心，有效地穩定了美國金融市場。

第三，進行金融制度改革。次貸危機暴露出美國金融制度上存在很多的問題。隨著危機的發展，有些問題已經得到了糾正。例如，投資銀行向金融控股公司的轉變，使得未來這些機構的運作更加透明。有些問題只是得以緩和。例如，美國政府限制了被救助金融機構高管的薪酬，但隨危機好轉，受救助金融機構逐步償還救助資金後，這些薪酬限制正不斷被削弱。而更多的金融制度改革只是處於方案階段。例如，對過度金融創新和高財務槓桿率等帶來的系統性風險，如何賦予美聯儲更大職權對其進行監管；如何建立危機中大型機構退出機制，以最大程度地限制其倒閉對整個金融市場的影響；還有針對影子銀行體系、評級機構和複雜衍生品的監管等。這些金融制度問題都被認為是造成危機的原因，但對其的改革還有待推進。

第四，維持經濟長期發展動力。次貸危機很快就從金融市場蔓延到美國實體經濟，為此美國政府在直接救助諸如汽車行業等受困實體的同時，也通過減稅、增加基礎設施和教育科研投資，來創造就業機會和刺激經濟增長。更為重要的是，奧巴馬政府針對美國長期巨額貿易、財政雙赤字，以及非金融企業發展相對弱小等現有美國經濟發展中的隱患，大力推行經濟改革。這一改革的中心思想是：通過新能源計劃、醫療改革，以及購買美國貨、督促貿易盈餘國貨幣升值等政策，來建立美國國內和國際的「可持續和均衡增長路徑」。然而，這些政策不但在美國國內推行緩慢，在國際領域內，也因政策內容的不完善，甚至不正確引發了眾多爭議，從而使得這一「奧巴馬新政」也多處於方案階段。

事實上，救助受危機影響的家庭和穩定金融市場的政策都帶有應急性特徵，而應急性往往使得這些政策具有副作用。救助購房者和低收入家庭是危機時的特別手段，其受益面窄，特別是救助購房者還受到了公平與否的質疑和指責，因為很多人認為這些購房者應為自己的購房決策負責。相對而言，相關穩定金融市場政策的副作用會更大一些。例如，美聯儲創新性地注資金融市場而不斷擴大其資產負債表，可能引發日後的通脹；財政部為給美聯儲融資而大量發行國債也許就埋下了未來流動性風險的隱患；而接管「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機構則顯然存在道德風險。正是因為應急政策具有這些副作用，一項完整的應急政策在推出之時就應考慮到如何適時、平穩地退出。可以說，這些政策的適時退出與其及時進入一樣重要。

與應急性政策相對應，金融制度改革和維持經濟長期發展動力的政策具有變革性，不過其推進速度緩慢，特別是這些變革性政策本身是有待改善的。變革性政策收益更多是在未來，然而眼前的成本卻很大。正如前美聯儲副主席布林德(Alan Blinder)所說：「變革必然會遇到現有制度造成的頑固既有偏見和強大遊說勢力的抵抗」。而進一步探究阻力來源，則是這些變革性政策本身也多存在爭議。例如，加強金融監管如何才能與維護金融創新相協調？如何才能保證金融制度改革具有前瞻性？另外，變革性政策的爭議還在於其經常忽視問題的實質。例如，「奧巴馬新政」強調的「可持續和均衡增長路徑」指出了全球經濟失衡是引發次貸危機的根源之一，但其忽視了造成全球經濟失衡的原因正是美國消費型經濟發展模式和不受約束的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因此，其提出的購買美國貨、貿易盈餘國貨幣升值等具體方案不但有失公允，還不得解決問題的要領。其實，金融經濟危機在美國歷史上不斷地週期性出現，就與變革性政策推出的遲緩和不徹底，以及這些政策本身的不正確密切相關。

因此，在危機好轉跡象頻出的今天，如同大病初癒的人一樣，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仍然需要一個寬鬆的貨幣、財政政策環境。在此基礎上，帶有副作用的應急性政策應該適時、平穩地退出；意在剷除危機根源的變革性政策則應當正確、及時地推進。而如何退出，怎樣推進，則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