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國圖智研究院：中國社科學界應當成為“雜貨鋪”

中國社科界的供給側改革：以建好“雜貨鋪”為宗旨

徐進（海國圖智客座高級研究員）

近期關於中國政學關係的討論好不熱鬧。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一篇質疑中國社會科學界政策研究能力的文章激起熱烈反響。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的聶輝華教授很快出文反應，指稱鄭文的批評是“站著說話不腰疼”，認為中國社科學者政策研究能力不足的另一原因在於所謂“威權體制”，即現有體制限制了學者資訊渠道和表達環境。鳳凰國際智庫研究員李江則指稱，一方面，中國學者有強烈的“國師”情結；另一方面，中國的體制就是為選拔“國師”而存在。這兩方面因素的結合使有些人過於鉆營，而無視政策研究的客觀價值。

我個人認為這三人的觀點既有正確之處，也都有偏頗之處。這里只就偏頗之處談一談自己的看法。鄭文的偏頗在於這一棍子打得面太廣，波及整個中國社會科學界，那當然有一些政策研究高人心中不服。他們心說，格於保密要求，我的貢獻又不能公開，你怎么知道某某政策概念不是我建議的，或者某項政策的出臺不是我起了重要作用。聶文批評“威權體制”的阻礙作用亦不中肯。我認為，這與“威權體制”無關，而更像東方特色。日本是個民主國家吧，但它的社會科學界的政策貢獻也不怎么樣，據說韓國的情況也好不到哪兒去。中日韓這三國決策體制的共同點就是所謂“官僚主導”，即政府各專業部門壟斷資訊和主導決策，學者只能有限參與，在筆者熟悉的外交事務上更是奉行“小團體+專業官僚精英”決策模式，學界的參與相對更少。

李文指稱的“國師”情結的確是中國特色，但古往今來，能當上“國師”又有幾人，在和平時代更是鳳毛麟角。不能說當今無一人有當“國師”的想法，但絕大多數稍微涉足決策的中國學者沒有這樣的想法，因此稱現有體制是為了選拔“國師”則殊不恰當。一位曾經深度參與決策的學者告訴我，他幾十年的政策研究經驗證明現有的“官僚主導”體制其實杜絕了“國師”出現的可能。絕不可能出現中央或部門根據某某人的想法或建議決定大政方針的事情，即使在一般性問題上也是要么博采眾長，要么“獨斷專行”（此處不是貶義，而是指在意見不一的情況下獨自決斷）。

我們可以把政策研究與政府決策之間的關係簡單分為東方式的“官僚主導”制和美國式的“旋轉門”制。這兩種制度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無所謂誰比誰更強一點。一位在中央某部門工作的朋友對我說：“知識分子有家國情懷，希望用自己的學識為國家崛起、民族振興貢獻心力的話，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還是為黨政部門乃至最高層建言獻策。問題的關鍵是學者是否有真知灼見。現在的高官絕大多數受過良好的教育，又在相關領域工作多年，懂理論、有實踐，本身就是專家學者型人才。如果不是高水平的學者，很難給他們做決策帶來多大的幫助。而且在互聯網時代，獲得知識的成本極大降低了。對官員而言，即使自己不太熟悉的領域的一般性知識，上網搜尋一下應有盡有，如此一來對學者的挑戰就更大了。”

當然，“官僚主導”制若能向吸取對方的一些長處就更好了。2015年6月，中辦和國辦聯合下發了《關於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從而引發了中國智庫建設的一波新浪潮。但我們必須心里有數，中央決不是要將決策體制由“官僚主導”制改為“旋轉門”制，而是在堅持“官僚主導”制基本框架不變的情況下，適當增加框架的彈性，以更好地利用外部智力資源。

由於各級政府現在更加重視智庫建設以及智庫學者的意見了，那么這對學界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想這里有三點需要闡明。一是中國學界要進行適當的功能分化，即分化為側重於政策研究的群體和側重於學術研究的群體。在這方面我們應當向美國學習。美國的大學教授和智庫研究員是兩個不同的群體，能橫跨兩界者甚少。前者被稱為學者（scholar），而后者被稱為分析家（analyst）。大學教授被認為是學術界的成員，而智庫研究員不被認為是學術界的成員。大學教授的主要任務是純學術研究，對其不應有政策研究的要求；智庫研究員的任務是政策研究，對其不必有學術研究的要求。大學教授的成果能否為國家所用不是他們考慮的問題，他們要考慮的是自己成果是否能為人類增加知識。智庫研究員則必須站在國家的角度去解決實際問題。

二是政策研究者要找準角色定位。政策研究者是為政府服務的，其與政府之間的關係頗似建筑工程的發包商與承包商。發包商讓你建塔樓，你就建塔樓；讓你建板樓，你就建板樓，一切按合同來。筆者供職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與中央多個部委有密切的合作關係。據筆者平時的觀察，我所研究人員承接的絕大多數部委研究課題都是戰術性、資料性、事務性和技術性的，個別有戰略性內容的課題也是作為供上級領導參閱的多種材料之一，絕不具有唯一性。這里千萬別有什么“國師”情結，以為自己就能指點江山，決定祖國的未來。其實絕大多數政策研究人員就像包工隊里的泥瓦匠、電工、水工、木工，等等，能做好做精自己那份工作就可以了，能成為多面手則更佳。

三、中國學界應當成為一個“雜貨鋪”。今後中國政府對學界的需求會逐步上升，但那個老問題仍然存在：學界能否滿足政府這個客戶的需求。借用現在流行的“供給側改革”這個術語，社科界這個思想和政策的供給方也要進行改革，改革的方向我以為是變成“雜貨鋪”。

開好這個“雜貨鋪”並不容易，它要求社科界的兩大群體（大學教授和智庫研究員）都各司其責，各盡其力，才能更好地滿足客戶的需求。（文章來源：海國圖智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