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濤：后冷戰時代世界秩序面臨的五大挑戰

編者按:“慕尼黑安全會議”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影響力最廣的全球性安全政策論壇，素有防務安全系統的“達沃斯”之稱。2016年2月12日至14日，第52屆“慕安會”在慕尼黑舉行，各國軍政首腦、學者專家、商界和媒體云集“巴伐利亞庭院”，就敘利亞戰爭、難民危機、歐洲安全、恐怖主義、氣候等中心議題展開對話與交流。

本屆“慕安會”上討論的諸多問題，尤其是俄羅斯總理梅德韋杰夫指責西方在搞所謂“新冷戰”，充分地揭示出后冷戰時代世界安全秩序的特征及其問題。那么，世界安全秩序面臨哪些方面的挑戰呢？請看盤古智庫學術委員、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昝濤做出的解答。

最近，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討論的諸多問題，尤其是俄羅斯總理梅德韋杰夫指責西方在搞所謂“新冷戰”，充分地揭示出后冷戰時代世界安全秩序的特征及其問題。簡單來說，后冷戰時代的重要特點是西方的影響迅速擴張，在軍事、經濟、技術、勢力范圍、意識形態和文化等方面的擴張和優勢幾乎沒有遇到實質性的挑戰；而非西方大國在受益於全球化崛起的同時，也遭到西方的進一步遏制，個別不服從西方秩序的小國則遭到直接干預，國家能力喪失、社會失序，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國家建設亟待加強。

第一、

全球化使民族國家遭到削弱，國家和個人面對國際資本時處於空前的風險之中。隨著柏林墻的倒塌和蘇聯的崩潰，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秩序大有席卷全球之勢，這個秩序的擴張在1990年代中后期被冠以“全球化”之名，一般對全球化的膚淺解釋是說全球經濟、貿易和交通、通訊等方面的聯系及相互依賴日益強化了。但哈特等學者的強調更值得重視，即全球化的本質是資本主義生產和經濟關係的全球性擴張。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全球化顯然有一部更長的歷史，只是到了冷戰結束后，它才真正變得名副其實。全球化使得很多國家和個人受益，但也帶來了巨大的風險，首先就是所謂受益極不均衡，造成了更大的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的貧富分化；其次，資本對國家邊界的輕松穿透，也使得國家管理和應對的能力弱化，個人更是直接暴露在國際資本的控制下，無力反抗。

第二、俄羅斯與西方的關係難以緩和。兩者的關係部分地是冷戰時代美蘇兩大陣營對峙的延續，只是相對來說俄羅斯更明顯地處於守勢。冷戰后，西方在擴大自己的勢力范圍和安全邊界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尤其是歐盟和北約在前蘇聯勢力范圍的迅速擴張，不可避免地引起俄羅斯的緊張。西方的成功一方面是挾冷戰勝利之勢頭，另一方面也帶著西方由來已久的傲慢與狂妄。它將勢力范圍擴大到俄羅斯的“龍興之地”烏克蘭，完全不考慮俄羅斯人的感受，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普京的種種反應一方面是他個人性格的表現，另一方面也是俄羅斯面對咄咄逼人的西方的破圍之舉。除了地緣戰略因素，就俄羅斯和西方的關係來說，同樣不可忽視的還有文明的因素。在俄羅斯，長期存在東-西方歸屬的爭論和張力，在歐洲更是對俄羅斯存在普遍的拒斥，人們普遍地認為俄羅斯不屬於歐洲。最近，東正教大牧首與天主教教皇在古巴的會面，再次將西方和俄羅斯之間復雜的文明關係暴露出來。這樣一種因文化、文明和體制之差異而造成的價值取向，對雙邊關係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形成了難以化解的結構性和心理性對峙。俄羅斯在烏克蘭問題上的不讓步，以及因此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使得擅長操縱民族主義的普京在國內的支援率維持在較高水平；面對西方的制裁以及國際能源價格的急劇下跌，普京選擇通過干預敘利亞尋求突破，也在意料之中。

第三、西方擴張和干預造成了失敗國家和動盪地帶。西方在冷戰中的勝利及其在后冷戰時代的順利擴張，使其自信心膨脹、頭腦發熱，以為可以通過對一國進行政權更迭來實現轉型。對伊拉克、利比亞和敘利亞已經實行或正在實行的計劃與政策就是證明。然而，通過外來強力干預實現成功的轉型，除了“二戰”后日本和德國的例子外，幾乎沒有先例。而日本和德國的成功又有其自身、時代和政策等方面的特殊性。對伊拉克、利比亞和敘利亞的干預，激活了當地本來就存在的歷史性裂痕，使當地國家能力迅速喪失，人為地制造出失敗國家，最終使這些地方成為宗教極端主義、恐怖主義的溫床，伊斯蘭國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出現主要是得益於這種條件。這些地區本來就是現代文明的脆弱地帶，現在已經淪為塌陷地帶了。要進行重建談何容易！敘利亞已經成了世界上各種勢力打代理人戰爭、相互博弈地方：俄羅斯與西方（包括土耳其）、伊朗與沙特、恐怖主義與全世界……各方在反恐問題上心懷私利，爭論誰在真正地反恐、支援阿薩德政權抑或溫和的反對派，意義並不大，反倒是他們的干預致使當地政治與社會更加失序，數百萬人流離失所，成千上萬的人不是死於戰火，就是在逃難的路上葬身於地中海。

第四、

在現代文明的塌陷地帶出現的動盪與混亂，又對西方尤其是歐洲造成了嚴重的恐怖主義和難民危機。巴黎、布魯塞爾、柏林、安卡拉、伊斯坦布爾在去年都遭受了恐怖主義的實在或潛在的威脅。恐怖主義是一種不對稱威脅，它不同於傳統的軍事衝突，兩三個恐怖分子就可以綁架一個城市甚至是一個國家，這部分地也是拜技術全球化所賜。德國去年一年就接納難民超過100萬人。這有德國歷史特色的人道主義熱情和總理默克爾的政策等因素，但不管從什么角度來看，對於一個社會來說，突然出現這么多難民，都會令當地社會不安，2016新年之夜出現的大規模性侵事件中有不少難民涉案，更是使得政府開明的難民接納政策飽受爭議，只是政治正確在這些地方掩蓋了很多實際的情緒。法、德等國右翼極端民族主義勢力的進一步抬頭與當前的恐怖主義威脅和難民危機有密切關係。俄羅斯在干預敘利亞問題的過程中，對此不可謂不了然於心。法、德尋求與土耳其、俄羅斯合作，主要就是因為歐洲受到恐怖主義和難民問題的威脅。

第五、不只是地中海地區（北岸、東岸與南岸）出現了地區性的衝突、動盪和危機，在這個地帶東端延伸的高加索-中亞地區——同樣是前蘇聯的勢力范圍——也面臨日益嚴重的危機：由於全球能源價格的下跌以及俄羅斯本身經濟的危機，高加索-中亞國家經濟的這兩個重要支柱遭到了削弱，日益面臨經濟崩潰和政治動盪的風險。這些國家是在1991年蘇聯崩潰后才擁有主權，在全球化的世界分工體系之中本身參與能力有限，國家能力也不足，在危機來臨的情況下，原本存在的民族衝突、宗教極端主義、資源爭奪（比如水）就會更加激烈，由於當地經濟對外依賴性強（進出口主要依靠中、俄），政治上又長期實行家族獨裁統治，在當前世界和地區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當地已經出現了貨幣貶值、通貨膨脹、民不聊生的局面，而在這個地區南部的阿富汗正是極端主義的重要基地，向北滲透並不困難。內陸亞洲出現動盪對中國的安全也將帶來威脅。

總之，后冷戰時代的世界秩序受到的挑戰主要表現為：

跨國資本的控制與挑戰、“冷戰”秩序的遺產、恐怖主義等不對稱威脅、地區性和跨國性的衝突。這些挑戰具有擴散性、連鎖性和不可預測性的特征，再加上經濟、社會、人道主義、瘟疫和環境等方面的諸多問題，在一個人員、資本、貨物和思想的流動性及相互依賴日益加強的時代，世界仍未找到有效應對這些挑戰和管控危機的手段。（文章來源：《盤古智庫》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