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監會要求審慎設定ROA\ROE目標未來銀行風險偏好"偏"審慎

“有多大本事就干多少事。”一位接近銀監會內部人士如此形容商業銀行風險偏好的實質，種種跡象顯示，未來中資銀行的風險偏好將趨謹慎。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日前獲悉，銀監會主席尚福林在2011年11月11日舉行的第四次經濟金融形勢通報會上要求，各銀行業金融機構要根據戰略發展目標和外部經營環境，科學合理設定經營計劃，建立風險與效益統籌、過程和結果統一、當期與長遠兼顧的績效考評制度，促進發展方式從外延式向內涵式的轉變。

風險偏好正逐漸成為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的邏輯起點，對于中國的商業銀行來說，未來風險偏好設定將更加審慎，而與此對應的是，資產利潤率（ROA）、資本利潤率（ROE）等指標的目標值也會相應調低。

尚福林要求，商業銀行董事會要從長遠出發，結合本行實際設定年度經營計劃，審慎設定ROA、ROE目標，充分運用風險調節后資本回報率（RAROC）和經濟利潤等指標，促進銀行持續穩健經營。

“迫不得已”更審慎

當前，中國經濟增速下行，結構轉型尚不明朗，作為周期性行業的銀行，其資產質量和盈利能力都將面臨考驗，同時，隨著監管水平的提升和利率市場化的推進，銀行未來經營環境不容樂觀，隨之而來的將是更為保守的擴張策略和更為審慎的風險偏好。

“風險偏好涉及定性和定量兩個部分，定性涉及諸如零售和對公業務的分類，而定量部分則涉及經濟資本分配比例、風險價值變動等因素，”一位國有大行風險管理部門人士對本報記者表示，“風險偏好定量部分包括商業銀行政策的選擇，在政策選擇之下，又包含ROE和ROA等指標的設定。”

事實上，ROA和ROE除了體現銀行業績外，也是商業銀行經營策略和風險偏好的反映。近兩年來，中資銀行ROE和凈利潤增長率都在20%左右，但業內認為這種勢頭難以維持。

據上述接近銀監會內部人士透露，靜態資本預測結果顯示，假設商業銀行經過留存的利潤增速從30%下滑到16%~18%，國有銀行的派息率從40%左右下降到30%左右，商業銀行僅能夠支持14%的風險加權資產（貸款）增長。

言下之意，商業銀行如果仍然維持目前較高的ROA和ROE水平，在資本補充速度遜于風險加權資產增加的情況下，未來將無法達到資本的監管要求，迄今為止，所有大型銀行資本的增長水平都低于風險加權資產的增長速度，因此，更為審慎的風險偏好實為“迫不得已”之舉。

引進更先進風險管理指標

審慎的風險偏好要想在銀行經營實踐中落實，必須要有強力的抓手，而風險調節后資本回報率（RAROC）指標被認為能比較好的綜合體現銀行的風險偏好。

尚福林在上述會議上還要求，商業銀行建立科學務實的績效考評機制。商業銀行的高管層要按照公司治理和發展的戰略要求，規范完善本行的績效考評工作。在績效考評中，要堅持風險為本，增加風險類權重指標。

2011年以來，在銀監會新監管標準和“腕骨”（CARPALs）指標體系下，國有大行均在嘗試將更為先進的指標運用到風險管理體系中去，部分銀行在完善內部評級法計量的前提下，已將體現風險偏好的RAROC（風險調節后的資本回報率）指標運用到考核中去。

以某國有大行為例，該行將RAROC指標分解為收益類指標、資本類指標和風險類指標。在收益類指標下，包含ROE、ROA、股息支付率、盈利波動等指標；在資本類指標下，包含資本充足率和杠桿率兩個指標；在風險類指標下，包含外部信用評級和特定風險指標。同時，各個指標之間又存在著內在邏輯對應關系，共同構成RAROC指標的權重。

在上述指標的量化上，商業銀行通常會考慮銀行行情、同業市場競爭、投資者期望、債權人期望、監管要求、未來經濟環境變化等因素，在平衡考慮上述因素的前提下，尋找風險可控前提下的利潤最大化。

事實上，RAROC指標既屬于風險偏好層面指標，又可以起到政策傳導作用，舉例來說，若將其固化到系統中去，客戶經理在發放貸款時就可以對該筆業務RAROC指標進行測算，這在某種程度上對信貸組合起到了作用，完成了對風險偏好政策的傳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