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歌:從600年興衰探尋中國商幫文化密鑰

斯各特?菲茲杰拉德在1926年的短篇小說《富家公子》中感嘆：“我跟你們說說富人。他們與你我不同。”依金庸的武俠小說筆法來開玩笑，王俞現所著的《中國商幫600年》，像極了一場商界的頂尖武林大會，從明朝起，時間跨度長達600余年，一直到民國。比賽的地點有山西、徽州、廣東、福建及寧波，所屬幫派分為鹽商、海上私商、外貿商人、買辦、票號商人和近代金融實業家。無論是以行業區分，還是以地域代表，每個商幫都代表著一種財富的較量和角逐。一個商幫的沒落，另一個商幫的興起，就是財富積聚效應從一個商幫轉移到了另一個商幫的過程。

毫無疑義，中國商幫曾在世界上影響深遠。它一度建立了全球貿易體系，它讓英國人習慣了喝茶，讓美洲白銀大量流入中國，因為巨大的貿易優勢，新興的美國不得不大種人參，否則實在彌補不了貿易逆差。西班牙人曾痛苦地說，中國是世界財富的抽水機，它的吸力如此巨大，以至于殖民者去開拓新大陸，簡直是在給中國人打工。

但《中國商幫600年》是本嚴肅的作品，一本解讀中國商幫的歷史讀物。作者的姿態宏大而端莊，而非那種戲謔的“歷史是個某玩意兒”的產物。作者的興趣和著力點，在于梳理中國商幫興衰的脈絡。而探討商幫的歷史沿革，無疑需要對海量的史料做出精當的判斷，如此才能得出相應的結論。

比如，關于中國商幫的興起原因，作者認為僅就商幫的萌芽、發展來說，鹽政或者屯田制充其量是古時用來汲水用的那個轱轆和繩索，盡管不可或缺，但牽引繩索的那股無以觸摸、只能感知的無形力量，以交通便利和長途貿易為支撐的國內統一大市場的形成，以及絲茶與白銀貿易在國內外的流轉，才是最終導致商幫興起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說，盡管明朝開中制和屯田制是山西鹽商崛起的基礎條件，但真正將明朝與宋、元兩個朝代區隔開來的，是白銀在明朝上升為本位貨幣的歷史進程，這也是我們觀察明朝商幫興起的一個核心判斷。

由此出發，作者同時從四個方面梳理了商人勢力的崛起脈絡。一是經商氛圍深厚，商人敢跟官僚叫板。從山西民諺“有兒開商店，強過做知縣”，到徽州“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都表明了在商人比較強勢的地區，已經出現了商人地位排序居首的現象。二是名士為商人寫碑記、墓志銘和立傳。三是商人開始主動為朝廷所用。從1571年后王崇古在張家口等地招徠山西商民前來茶馬互市，到1619年在兩淮鹽場推行的可以世襲的總商制，再到1686年廣東巡撫李士禎頒布一紙告示，宣布凡是“身家殷實”之人，只要每年繳納一定數量的白銀，就可作為“官商”包攬對外貿易。盡管商人在政府和朝廷眼中仍處于被奴役的地位，但以上這些舉措都讓商人的歷史地位大大進了一步。四是全國性商會組織的成立。1904年，不同地域的商人打破陳現，組建了上海商務總會。盡管這是一個以浙江寧波商人為班底的商會，但以此為標志，中國商人第一次以一個階層的方式出現在歷史舞臺上，這也是傳統商人組織向現代商人組織的一次跨越。

然而，“繁榮”之下有憂患。首先，中國商人群體從來沒獲得國獨立的政治地位，哪怕再富裕，他們也只是王朝“以富治窮”、“以商制夷”的工具，華商們本是最早睜眼看世界的人，但廣東禁煙，政府卻沒考慮過利用“十三行”的世界意識，反而將鴉片泛濫看成是他們的責任，如果英國人不按時交出鴉片，他們就要被殺頭。其次，正是因為商人與政府沒有對等的博弈能力，所以他們無法約束權力被濫用。一方面，各級部門所收賄賂遠超稅收，另一方面，政府卻不負責任，明清商業發達，政府居然沒有國家貨幣，聽任白銀流通。這等于是將央行放到美洲礦山之上，明代亡國，即有此因。清代亦在貨幣戰爭中飽受損失。其三，在商弱官強的格局下，則巨大的財富不僅沒能增加國家能力，反成了腐敗的肇因。

所謂一切商業史，都不會是簡單的商業歷史。朝廷儼然成了一個有贏利任務的“經濟組織”：不僅向百姓征稅，更通過控制戰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資，獲得了一部分專營收入。從幾千年前的鹽鐵官營到今天的國有企業，這種治理邏輯卻從未改變。這或許是解釋綿延600年的中國商幫文化的密鑰之一。

正如《亞洲教父》的作者喬?史塔威爾所說：“在決定社會繁榮與否時，體制遠比人重要得多。”不建立合理的權力制約體系，不承認個體權力，不尊重私有財產，不貫徹法治精神，這樣的文明，不論多么繁榮，也終將衰落，它每一次走向頂峰，其實都是在預示下一次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