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應實現三大領域突破

中央黨校國際戰略所世界經濟室副主任陳建奇撰文指出，美國等發達大國主導全球治理體系的局面短期很難改變。尤其是本次中美首腦會晤仍未涉及tpp與“一帶一路”、亞投行等對接的問題，也沒有觸及構建中美自貿區等深層次話題，這意味著中美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合作尚未進入深水區，體現了其變革的艱巨性、復雜性。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近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中美關係再次引發社會廣泛關注，尤其是外界期待看懂中美如何構建新型大國關係，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注，“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這一說法最初源自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結合此次訪問來看，中美談判議題不僅僅局限於金融、投資等傳統雙邊領域，而且將世界銀行等多邊開發性金融體系、g20等多邊治理平臺、國際機構改革等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建設置於更突出的位置。這既顯示了中美兩國的特殊之處，更突出了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建設已經成為中美合作的焦點。

從歷史上看，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主導權是大國競爭的重要內容。誰擁有主導權，誰就可能在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國際貿易規則等領域擁有較高的話語權。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暴露了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各國貨幣競爭性貶值、貨幣資本跨境流動管制、貿易保護主義等國際缺乏協調的內在問題，滋生了美國、德國、英國等大國競爭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主導權的局面。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暴露了德國企圖主導全球治理體系的野心，德國的戰敗促使其退出了參與全球繼續競爭主導權的機會。然而，二戰后在和平的條件下，英美大國之間通過國際協調建立了以《布雷頓森林協定》為基礎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這為當代社會傳遞了重要的資訊，即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是大國競爭的重要領域，大國有可能通過國際協調而不是訴諸於戰爭等極端手段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建設中進行合作。

當前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對於中美兩國都極為重要，中美兩國經濟總量占世界三分之一、貿易總量占世界五分之一，不合理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必然對中美經濟有巨大影響。當前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由美國等發達大國主導，但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總量已經躍居全球第二，金融危機以來對全球經濟增量拉動貢獻已經超過美國，中國等新興大國的發展推動了世界格局的調整，客觀上要求提升中國等新興國家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話語權。奧巴馬總統也提出，世界正在走向多極化，中國等新興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發言權和代表性應得到提高。

然而，中國等新興國家如果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提升話語權與代表權，那么美國等發達大國的主導權可能逐步弱化，發達大國在全球的影響力可能受到影響，這也是美國國會為何遲遲不通過2010年imf改革方案的重要理由所在。但這並不代表中美之間必然面臨著對抗，相反的，美國等發達大國也逐步認識到中國等新興國家話語權提升有助於全球的發展，一個重要的例子就是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美國倡導通過g20而不是g7來應對危機，g20展示了新興及發展中經濟體對全球經濟的積極作用。

美國需要加強同中方合作不僅在於中國對於全球的巨大影響，也在於中美兩國之間的密不可分，中美互為第二大貿易伙伴，中美分別位於全球產業鏈中的互補地位。上述種種跡象表明中美大國之間雖然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建設中有著競爭的壓力，但雙方的密切聯系又客觀上需要通過合作來推動既有規則的調整優化。習近平主席在此次訪問中指出，改革和完善現行國際體系，不意味著另起爐灶，而是要推動它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奧巴馬總統也表示，一個穩定、繁榮的中國，不僅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也符合美國和國際社會利益。

雖然中美雙方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合作重要性越發清晰，但美國已經主導全球經濟治理體系70多年，他不希望在合作中導致自身話語權的下降。美國希望創新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以繼續鞏固自身地位的訴求越發強烈，中國期待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調整以提升自身話語權的迫切性也日益增強。自2009年以來美國重點力推跨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關係協議（tpp）、跨大西洋(600558,股吧)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tip）與國際貿易服務協定（tisa），中國力推“一帶一路”與亞投行等多邊治理機制建設，但中美都沒有參加對方倡導的體系，這不僅促使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面臨割裂的風險，而且在未來國際經濟合作中可能滋生潛在的衝突。

在此背景下，如何管控中美雙方分歧，避免雙方戰略誤判乃至衝突，實現中方所提出的構建基於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成為中美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建設合作中的重要看點。結合此次中美首腦會晤情況及中美雙方的訴求來看，未來中美合作可能率先在以下幾個方面取得突破。

一是在全球規則方面，推動構建國際高水平投資協定，促進世界各國國際投資合作。重點加快中美投資協定（bit），倡導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推動外資的國家安全審查制度透明化規範化，形成影響全球投資規則的高水平投資協定。這既有助於滿足中國對外投資需求持續大幅增長及美國對外投資高位運行的訴求，也有助於推動全球投資規則創新，促進國際投資拉動全球經濟增長。

二是在國際機構改革方面，推動落實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主要國際機構的改革進程。主要是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10年的改革方案，發達國家將向具有活力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轉移投票份額，中國將上升至imf第三大投票權，使得imf更具代表性。與此同時，通過向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多邊開發性金融體系增資等手段，增大對減貧等相關領域資金投入，促進世界發展更加平衡，也促進全球經濟社會更加穩定。

三是在全球治理平臺建設方面，推動二十國集團（g20）在全球發揮更重要的作用。g20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平臺，中美在g20的合作備受關注。短期來看，中方將擔任2016年g20主席國，屆時將在中國杭州召開g20峰會。中美雙方有望在2016年g20峰會中合作推動全球經濟的結構性改革與促進世界宏觀經濟增長協調。較長時期來看，g20治理平臺的效率提升及治理機制的完善等方面都將逐步成為中美合作的重要內容。

盡管上述合作有助於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調整優化，但難以促使其發生本質上的改變，美國等發達大國主導全球治理體系的局面短期很難改變。尤其是本次中美首腦會晤仍未涉及tpp與“一帶一路”、亞投行等對接的問題，也沒有觸及構建中美自貿區等深層次話題，這意味著中美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合作尚未進入深水區，體現了其變革的艱巨性、復雜性。全球經驗也表明，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實質性演變可能需要經歷幾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中國可能需要更多的耐心，占優規則是夯實宏觀經濟內生動力，增強承擔國際公共產品的能力，在此基礎上，加強全球治理人才培養與智力研究，為持續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調整做好長期準備。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作者兼任北京大學國發院中國宏觀經濟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近期出版《激活中國財政存量資金：基於貨幣政策視角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