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與維謝格拉德國家的經貿、投資關系探究

來源：《歐亞經濟》2015年第6期

【內容提要】德國與維謝格拉德集團各國有著深遠且復雜的利益關係。對德國來說，維謝格拉德國家是其在中東歐地區最主要的貿易伙伴；對維謝格拉德國家來說，德國是其經濟發展所需資金（直接投資）的主要來源國。與德國相比，中國對這些國家的戰略版面和經貿投資均處於劣勢，但中國可通過多層次並進的經貿投資方式來進一步加強在這一地區的影響力。

【關鍵詞】德國 維謝格拉德國家 經貿投資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中東歐國家在“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構想中的地位與風險評估研究》（項目編號：14bgj013）。

【作者簡介】馬駿馳，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中東歐研究室研究實習員。

中東歐作為通往歐洲腹地的門戶，自古以來就是東西方的必爭之地。德國人、俄國人、土耳其人、斯拉夫人和馬扎爾人等都曾占領過此地。從成立之日起，維謝格拉德集團四國（以下簡稱v4國家），即波蘭、捷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在政治、經貿和文化等領域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於這些國家都已加入歐盟和北約，歐洲東部的防務得到進一步加強，但俄羅斯與歐盟的對峙也在加劇。由於大量西歐投資的涌入，v4國家同歐盟的聯系更加緊密。而中國提出中國與中東歐“16+1”合作框架和“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構想，v4國家也是中國重要的合作對象。可以說，v4國家的戰略地位日益凸顯。無論從歷史，還是從當代政治、經濟的角度來看，v4國家的重要性不斷得到提升。而在所有利益攸關者中，德國同v4國家的關係是最深刻和最復雜的。政治上，德國在歐盟內部擁有強大的話語權。v4國家作為歐盟成員國，客觀上必須同德國保持緊密聯系以獲得德國支援。經濟上，德國是v4國家最重要的貿易伙伴。正如匈牙利人力資源部部長巴羅格·佐爾坦(balog zoltán)所說，德國和中歐有著長達數世紀的、千絲萬縷的聯系。本文擬分析德國對v4國家的歷史定位和經貿投資往來並指出德國產業鏈給v4國家帶來的影響及其背后的因素。同時，以此對比中國同v4國家的務實合作，提出中國在該地區經貿投資的應對之策。

一 德國對v4國家的歷史定位

v4國家地處中歐，而中歐這一概念最早出現在19世紀。當時，奧匈帝國的外交大臣克萊門斯·梅特涅（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首次提出了中歐的概念。他從國別的角度將中歐地區定義為西起萊茵河和法蘭西帝國邊境，東至沙俄帝國西部邊境的區域，奧匈帝國是中歐的核心。19世紀中葉，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首次從經濟層面完善了這一概念。他指出，歐洲的未來將會是各大經濟體間的激烈斗爭。德意志帝國的未來在歐洲大陸，所以德意志帝國應致力於建立一個位於歐洲西部與東部之間的政治、經濟聯合體。他還特別提到以日耳曼人和匈牙利人為中心的經濟體的重要性。除了經濟、政治層面的劃分外，德國最偉大的東方學家之一保羅·拉加德（paul de lagarde）從軍事安全的角度對中歐進行了劃分。他提出，由於德國的鄰國較多且地處歐洲中心地帶，所以容易受到來自東方勢力的進攻。基於此，他將中歐劃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以東普魯士、波蘭為首的北部區域，第二部分是以奧地利以及其他非日耳曼國家為主的東南部區域。

總體上來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中歐的地域劃分主要集中在萊茵河、維斯瓦河、多瑙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間的區域，即當今波蘭、捷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所在的區域。中歐的中心是奧匈帝國。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時期對中歐的劃分方法符合當時德意志帝國的外交政策，即要建立一個泛日耳曼區域以及一個歐洲關稅聯盟，並以此為基礎形成以柏林—巴格達為軸的經濟帶。其劃分的依據從國別上升到政治、經濟和軍事安全層面，而且這些概念都將中歐納入德意志帝國的“輻射”之中。時任德國總理馮·貝特曼·霍爾維格（von bethmann-hollweg）將此定義為“一個由德國領導的中歐經濟帶以保證德國在中歐的經濟統治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對於中歐的劃分基本沒有改變，只將德國和奧地利這兩個發達國家與中歐國家分開了。另外，德國明確了它對該地區的政策和責任，並提升了其戰略重要性，即將其定義為德國的原材料供給地。

20世紀90年代轉型后，v4國家的經濟結構發生了深刻轉變，對外貿易的結構和方向自然也相應改變。各國都加快與西歐國家在政治制度、經濟等領域接軌的步伐。由於v4國家財力有限，其私有化進程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外資來推動。與此同時，德國統一后東部各州（原民主德國）的工業結構和市場轉型並不充分，也沒有為勞動分工和國際合作戰略留下空間。這些因素導致德國東部各州的經濟，特別是工業生產的衰退，出口受阻。而德國與v4國家之間的勞動力工資水平和人口規模的差異更使西德企業開始對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市場產生興趣。德國企業開始重新將目光投向中歐，逐漸增加對v4國家的出口，同時增加從v4國家的進口以降低自己的生產支出，提高競爭力。

總之，德國十分重視v4國家，不斷從地理、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角度來闡述其重要意義，將其視為德國發展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二 德國和v4國家貿易往來

2004年加入歐盟后，v4國家經濟快速增長。2003年，v4國家的經濟總量只占歐盟28國的3.7%。10年之后，即2013年，v4國家的名義國內生產總值占歐盟28國的5.4%。根據世界銀行的定義，v4國家中波蘭、捷克和斯洛伐克均為高收入國家，匈牙利為中上等收入國家。v4國家經濟的良好走勢與“入盟”是分不開的，尤其德國同這些國家的經貿往來起到了較大的促進作用。

2013年德國對v4國家的進口和出口總額在德國的對外貿易中均居前20位，在德國與其他中東歐國家的貿易中占據前4位。德國對其他中東歐國家的進出口額與v4國家相比差距較大。同時，德國對v4國家的進口總額與居第1位的荷蘭基本持平，對v4國家的出口總額與居第1位的法國基本持平。這說明德國在中東歐地區的經貿活動主要集中在v4國家，v4國家是德國重要的貿易伙伴。

在v4國家的對外貿易中，無論是在進口還是在出口方面，德國都居v4國家進出口額的首位，且遠遠領先於居第2位的國家。例如，自匈牙利進口額居第2位的俄羅斯所占比重不到10%，向匈牙利出口額居第2位的羅馬尼亞所占比重僅為6.5%；自波蘭進口額居第2位的俄羅斯所占比重為11%，向波蘭出口額居第2位的法國所占比重僅為6%；自捷克進口額居第2位的法國所占比重為11%，向捷克出口額居第2位的斯洛伐克所占比重僅為7.4%。這說明德國對v4國家的經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v4國家的對外貿易出現了“一邊倒”的局面。

從v4國家與德國的貿易商品結構可以看出，一方面，機械類、汽車類和電子類產品均位於進出口額的前3位。除波蘭外，其他三國此類產品進出口額所占比重均在20%左右。這說明此三類產品是v4國家與德國貿易中的主要產品。另一方面，除了整車貿易外，在機械類中也有相當一部分是汽車零部件。例如，在斯洛伐克自德國的進口產品中，機械類產品里汽車零部件約占22%；在匈牙利的相關領域中，汽車零部件約占24.7%。在波蘭對德出口產品中，汽車零部件約占10%。所以，德國與v4國家汽車零部件和整車貿易額遠比數據顯示的還要多。總之，對德國來說，v4國家是其在中東歐地區最主要的貿易伙伴。德國與單個國家的貿易額雖小，但與v4國家的貿易總額居德2013年貿易額排名之首。對v4國家來說，德國是這些國家不可或缺的經貿伙伴。v4國家與德國的經貿往來不僅在占總額的比重上居首位，且貿易領域相對集中。更重要的是，德國在v4國家的主要對外貿易領域中已經取得了優勢地位。可以說，德國在v4國家對外經貿中占有很大份額，在四國經濟結構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

三 德國對v4國家投資情況

自德國統一以來，其對外投資翻了近10倍，從1990年約116億歐元增至2012年的1 197億歐元。這也帶動了德國對v4國家投資的增長。此外，投資領域的相對集中和投資形式的多樣化進一步促進了雙方的貿易往來。其中，德國的直接投資是促進其與v4國家貿易往來的重要手段之一。

德國對中東歐的投資主要集中在v4國家，且近年來一直呈增長趨勢。由表7可以看出，2012年德國對捷克的投資占德國對中東歐國家投資總額的28.1%，波蘭為27.1%，匈牙利為16.8%，斯洛伐克為9.5%。從增長率的角度來看，在v4國家2004年“入盟”之后，德國充分利用了這一機會，進一步擴大了對v4國家的投資。由表8可看出，德國投資額的占比在v4國家均居首位且均占比較大。這也說明了德國對這四國經濟的巨大影響力。例如，在歐債危機中，匈牙利受到嚴重沖擊，就與德國資金的流出有很大關係。

德國企業在v4國家的投資領域分布較廣，主要集中在批發零售業、機械類、商業服務類、電子類、汽車類、金屬業、交通運輸、倉儲、郵政業和制造業。在v4國家大部分對外貿易領域中德國企業數量名列前茅，但按照單個企業的營業額和雇傭當地員工的數量來看，最大的往往不是德國企業而是美國、日本或荷蘭企業。不過，德國企業數量較多且規模相近，基本都是大中型企業。例如，在汽車類和機械類企業中，德國企業均排在前10位。在電子類企業中，均排在前20位。而其他國家企業呈兩極分布，即大型企業和小型企業數量居多。所以德國企業的總體規模要遠遠大於其他國家的企業規模。從代表的企業看，在v4國家中的德國企業以制造業企業為主。其中汽車類企業居多，如汽車制造商戴姆勒集團和大眾公司等，汽車配套產品生產商大陸集團、羅納爾公司和羅伯特·博世公司。

從投資模式看，德國企業大部分是綠地投資。以匈牙利的戴姆勒集團投資為例，2008年，戴姆勒集團在凱什凱梅特市投資80億歐元設立了奔馳a級和b級車生產線；2009年，戴姆勒集團投資29億歐元購買了約400公頃的土地以建造一座可同時供2 500名工人工作的廠房。戴姆勒集團除了關注本公司投資外，還大力推動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首先，戴姆勒集團模仿德國國內的合作模式，同當地高校建立了合作辦學機制。其次，戴姆勒集團在已有的高速公路基礎上，建設新的公路和貨運鐵軌。現在來看，這些舉措都是雙贏的決定。合作辦學使高校有了更多的資金，為本校學生提供了實習和就業的機會，也為未來戴姆勒集團儲備了潛在的人才。修建公路和鐵路一方面促進了當地的基礎設施建設，改善了當地的投資環境，另一方面也使本廠的貨物更容易流通，降低了流通成本。根據歐盟規定，匈牙利可通過歐盟向戴姆勒集團補貼1億歐元。而匈牙利政府向戴姆勒集團補貼了兩億歐元，並在10年內減免其20%的稅收。此外，當地政府還專門成立了一個由副市長牽頭的、主要負責凱什凱梅特市政府同戴姆勒集團溝通的工作小組。

德國各大企業通過綠地投資的模式將v4國家作為生產基地。例如，在匈牙利，德國奧迪公司和戴姆勒集團都設有制造和組裝廠。2014年9月，奧迪公司在久爾市投資開設新廠，增加生產線以生產更多的發動機，並將美國設為主要目標市場。迄今為止，奧迪公司在匈累計投資額為67.35億歐元，擁有3 000多名員工，是匈牙利營業額最高的公司之一，也是最大的出口商之一。同時，奧迪公司還是奧迪和大眾集團的發動機供應中心。在波蘭，波茲南市是大眾公司最大的小型客車制造基地，大眾公司也於近期宣布投資10億歐元在弗熱希尼亞市建廠，該廠將成為大眾公司第二大小型客車制造基地。在捷克，大陸集團擴建了奧特羅科維采（otrokovice）工廠，並增加了其卡車和客車輪胎產能。該工廠成為大陸集團面向俄羅斯和美洲市場的生產基地。

由此可見，當代德國企業繼承了歷史上德國對中歐的定位，將v4國家作為制造和組裝基地，為本國出口服務。這是一條德國—v4國家產業鏈，也是德國對v4國家，乃至整個中東歐投資主要集中在制造業的原因。德國將v4國家作為制造和組裝基地，意義在於：首先，德國在中東歐國家設廠，必將在本地購買部分零部件或原材料。中東歐各國的物價普遍低於德國物價，這樣價值鏈中的采購成本會降低。其次，相對西歐各國來說，中東歐技術性勞動力較稀缺，而非技術性勞動力則較多，且勞動力成本較低，在中東歐國家投資設廠，可以有效降低價值鏈中的生產成本。再次，將基地作為輻射中心，成品可以直接通過基地銷往中東歐各國乃至世界各地，可有效降低發貨成本，也可進一步促進商品在該地區的流通。最後，這一措施還可防止中東歐國家“入盟”后大批非技術性勞動力涌入德國，與德國本土勞動力競爭，整體降低德國產品的價格，對本土市場產生不良影響。

雖然德國對v4國家產品的需求較小且對v4國家的貿易額和投資額也較小，但並不意味著這些國家在經濟上對德國不重要。德國通過在v4國家投資設廠，直接促進與v4國家的經貿往來，進一步鞏固自己的優勢貿易領域。

四 中國與中東歐合作中潛在的問題及政策建議

從歷史關係來看，如何在v4國家乃至整個中東歐獲得產業升級所需的技術和基礎資源是問題之一。由於地理距離較遠，中國與中東歐國家歷史上沒有深入的交流，新中國成立后才逐步發展雙邊關係。20世紀90年代，中東歐國家實行市場開放政策，鼓勵發展私有經濟，大批中國投資者赴v4國家投資，但與德國不同的是，中國當時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投資戰略。歐債危機后，中國針對中東歐地區提出“16+1”的整體合作框架，逐漸明確了在與這些國家務實合作中的角色定位，即充分發揮這些國家的地理位置優勢，利用歐盟市場的條件，更好地促進中國產業升級轉型和中國企業“走出去”戰略。v4國家因其投資環境較好而成為中國在中東歐地區的重點合作對象。同德國相比，中國對v4國家以及中東歐的戰略版面較晚，務實合作的理念也不同。中國目前對這一地區普遍缺乏了解，同時也缺乏熟悉這些國家語言和文化的人才，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雙方的經貿投資往來。

更重要的是，從務實合作來講，德國將v4國家定義為原材料供應地和生產基地以降低最終產品的成本，而中國則把這些國家當作進入歐盟大市場的跳板和試水區以熟悉歐盟市場規則，促進產業升級並開拓市場。德國是依托v4國家面向歐亞乃至全球市場，而中國則是依托v4國家面向歐洲市場。第一，雖然兩國的最終目標市場只有部分存在交叉，但是兩國都希望在v4國家和中東歐地區實現產品的生產和分銷，實現目標的手段是相同的。找到良好的區位投資設廠和尋找有效的分銷渠道將成為中國企業面臨的主要競爭問題。第二，如要促進產業升級，在單一領域內一般有兩種方式：一是掌握核心資源，拓展利潤空間；二是掌握某個生產環節的核心技術，提高企業的競爭力。v4國家整體規模較小，基礎資源較少，而德國通過深遠的戰略版面，利用企業的生產活動轉移和多領域的投資掌握了大部分上游資源，且德國企業的核心技術在全世界居領先地位。所以，在v4國家取得技術和資源是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合作的重點之一。

從經貿關係來看，如何充分發揮優勢產業的帶頭作用以產生聯動效應是問題之二。在v4國家“入盟”前，匈牙利是中國在該地區最大的貿易伙伴。“入盟”后，波蘭取代匈牙利成為中國在中東歐地區最大的貿易伙伴，其次是捷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從貿易結構來看，2013年中國對v4國家出口的產品主要有機電產品、賤金屬及制品、紡織品及原料、家具、玩具及雜項制品和光學、鐘表及醫療設備等。其中機電產品成為中國對v4國家出口的主要產品，占對波蘭出口的52.3%、對捷的74.6%、對匈的87%、對斯的69.2%。自v4國家主要進口機電產品、運輸產品、光學、鐘表及醫療設備和賤金屬及其制品等。其中機電產品再次成為主要產品，占自波進口的20.7%、自捷的51.5%、自匈的70%、自斯的15.3%。其他主要進口產品為賤金屬及制品（占自波進口的38.4%）和運輸設備（占自斯進口的79.4%）。由此可見，中國對v4國家進出口的產品比較單一，以機電產品為主，這與德國與v4國家之間的主要貿易領域相近。然而從貿易額看，中國同德國的差距較大。中國與v4國家的貿易往來全面落后於德國。不過，德國與v4國家的經貿額有一部分是靠中間產品來推動的，而中國與v4國家之間的貿易幾乎沒有中間產品。

根據歐盟最新制造業競爭力報告，中國機械類商品的比較優勢指數為0.74，而德國為1.61；在計算機、電子產品以及電子設備產品方面，中國卻比德國有著更強的競爭力，中國為1.87和1.48，而德國為0.56和1.16。不過，德國在v4國家生產的大量產品用的是德國的技術，而根據比較優勢的計算方式，這些產品的出口歸為v4國家，所以德國在計算機、電子產品以及電子設備產品方面的競爭力被低估。然而，機電產品屬於中國各類產品中比較優勢相對較強的產品，同時該類產品具備較大的升級空間。所以，選擇比較優勢較強又具備轉型潛力的產品作為中國與v4國家的主要貿易產品是十分可行的，這為中國的產業升級提供了良好的契機。

不過，中國尚未同德國一樣形成自己的特色產業，缺乏以點帶面的聯動效應。德國將汽車產業作為優勢產業投資v4國家並通過這一領域的投資來帶動其相關產業的投資，如汽車零部件、橡膠產品、電子產品等。這一方面是由於各個企業都認識到對v4國家投資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是由於汽車產業在v4國家投資后，相關產業為了保持自身對汽車制造商的吸引力而采取降低成本的措施。同時，跟隨下游企業一同投資可進一步降低風險。縱觀中國對v4國家的投資會發現，各個企業之間並沒有產業鏈上的直接聯系，“各自為政”，只是單純呈現投資領域廣泛的特點。

從投資關係來看，如何找到一個契合雙方需求的投資模式是問題之三。目前，中國對v4國家的投資具有三個特點：一是投資增速較快。中國對波蘭投資從2007年的近1億美元增至兩億多美元，整整翻了一倍；中國對捷克投資從2007年的近0.2億美元增至2012年的兩億多美元，增長10倍；中國對斯洛伐克投資從2007年的510萬美元增至2012年0.86億美元，增長近17倍；中國對匈牙利投資從2007年0.78億美元增至2012年的5億多美元，增長6倍多。二是中國的直接投資額只占v4國家外資總額和中國對歐盟投資總額的很小一部分。2012年中國對v4國家投資總計10.039 8億美元，占中國對歐盟投資總額的3.18%。這一數額不及德國2012年對匈牙利投資額的1/10。三是中國對v4國家的投資領域廣泛，如基礎設施建設、機械制造、化工、金融業務、資訊和服務業以及電子產品等，這與德國在v4國家的投資領域相近。

目前，中國對v4國家的投資呈整體性版面，從鐵路、公路、工業園區、物流到支援實業發展的金融業全面版面以支援產業升級。但是，從投資模式來看，德國利用技術優勢向v4國家進行順向投資；而中國則是為了獲取技術進行逆向投資。在不熟悉市場且沒有比較優勢的情況下，中國企業更多以並購為主。但是，並購這一形式並不受v4國家的歡迎。v4國家的許多官員和學者均表示，中國目前缺少綠地投資。而綠地投資才能真正帶動當地經濟的發展。

筆者認為，中國在v4國家的投資可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獲取技術等戰略性資源。第二部分是輸出中國優勢產業，在轉移產業的同時要搶占產業鏈高階的研發和設計以及市場營銷。中國應采取多層次並進的投資方式。

首先，中國與德國在相關產業鏈中的位置不同，在v4國家的投資階段不同。目前，中國企業參與全球價值鏈仍較多地集中於產業鏈低階和低附加值環節，即仍處於“微笑曲線”的中部和底部。中國在利用龐大的外匯儲備將自己具有比較優勢但也在逐漸失去比較優勢的行業陸續轉移到國外的同時，也希望吸收國外的資源和先進技術以升級本國產業鏈。而德國目前則處於產業鏈高階，生產的是高附加值產品並通過海外投資逐漸提高這些產品的比較優勢。這就決定了德國在投資v4國家時是順向投資，而中國更多的是逆向投資，風險相對較大。

其次，采取並購、合資或發包的方式以降低獲取戰略性資源時的風險。v4國家的戰略性資源較少，且德國企業經驗豐富、與v4國家合作時間久遠，而中國企業則是將資金投入到並不熟悉或不具備優勢的領域。並購的投資模式可以直接幫助企業迅速進入對象國市場並占有份額，獲得可用的技術、銷售渠道、管理、人才等戰略性資源，有效降低了投資風險，從而在短期內形成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同v4國家企業合資的這一模式可以有效加強同對象國企業的聯系以分散中國企業的投資風險，同時更有助於企業間接地吸收戰略性資源。向當地企業發包，即可對那些自身缺乏比較優勢的環節以合作制造、外包等形式，主動放棄劣勢環節，利用知識溢出效應來改善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從長期來看，中國企業在具備一定競爭力后可轉為其他投資模式，如綠地投資。這樣就可以在企業向產業鏈上游轉移后，進一步密切與對象國的經貿投資關係以降低綠地投資帶來的長期性風險。

最後，綠地投資和集群投資。這種投資模式可促進擁有一定競爭優勢的中國產業鏈國際化。中國在投資那些自身已具備比較優勢的產業時應充分發揮競爭力的優勢，力爭將產業本土化。由於v4國家一直在鼓勵外資進行綠地投資，並為此頒布了大量的優惠措施，中國可借此機會加大投資力度，雇傭本地工人，采取向當地企業發包的形式，來帶動當地經濟發展，加強與對象國政府的聯系與溝通，降低自身運營風險。此外，中國應鼓勵集群投資，而非以往的點式的、分散的投資模式。鼓勵在同一條或相近產業鏈的中國企業集體投資，在v4國家建立自己的完整的產業鏈，在v4國家乃至歐洲設定資源。這樣才能更好地促進中國產業鏈的整體升級，同時也可以發揮中國優勢產業的聯動效應，構建以我為主的產業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