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辦國際會議潛規則：百人會議要200萬預算

那些曾經象征著中國各個地方都在大步邁向國際化的各種國際會議，如今在中國已經發生了蛻變，成為了另一個潛規則盛行之地。舉辦國際會議，每一個環節都可能產生腐敗。

綜合媒體3月4日報道，“我不在中國開會，就在去中國開會的路上。”這句中國網民“義務”為外國政要和商人量身創作的口號，在財政部和外交部聯合發出的一紙通知面前，注定更加形象和生動——后者明確指出要“嚴格控制在華舉辦國際會議”。

為什么要“嚴格控制”？那些曾經象征著中國各個地方都在大步邁向國際化的各種國際會議，如今在中國已經演化成了什么模樣？有會展界業內人士說：就像中國人能把全世界的房價炒起來那樣，許多國際會議來到中國后，規格和身價也就眼見著水漲船高。而除此之外，很多在華舉辦的國際會議本身亦別有一番奧秘和玄機。

兩種生態

與個體案例相比，也許數字更有說服力。

長期以來，除了國家層面正規的國際會議之外，各地大小城市似乎也染上了“國際會議癮”。會議多數由地方政府直接或間接主辦，由財政埋單。有數據顯示，從2000年到2009年，中國主辦的國際會議不斷增多，從每年83個上升至245個。馬來西亞《星報》北京分社主任周豪文透露，在他駐北京的四年多時間里，曾先后參加二十多場國際會議，而至于曾收到的邀請，則數不勝數。

當然，一個巴掌拍不響。中國人愛開會，而不少外國名人政要也著實樂意來中國出席。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不斷增強，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也今非昔比，如今東西半球經濟和政治布局都發生了極大變化，許多外國人對中國的興趣也愈發濃厚，當然，興趣的出發點多半還在純粹經濟利益。”在中國會展經濟研究協會副會長陳澤炎看來，由于中國在各個領域都凸顯出參與全球的活力，因此，多數外國人喜歡來中國開會的原因可能在于商機的發現，核電、糧食、石油乃至輕工業領域，一般而言，會議的專業性越強，對參會者的吸引力越大。

“事實上，像玉米行業大會、地震大會、數學家大會、生物制藥大會，這種務實的國際會議，恐怕并不在此次兩部委叫停的范圍之內。”在陳澤炎眼里，國際會議可分為兩類，一是由國際會議組織(ICCA)發起、各國申辦、不占用財政撥款而完全市場化運作的國際性會議；另一種則是完全由政府牽頭、消耗財政撥款、付高額出場費請國外專家、討論所謂“經濟形勢”等較為空泛議題的國際會議。嚴格意義上而言，后者并不能稱之為國際會議，它在中國，有一個更為貼切的叫法：官辦國際會議。此番兩部委出臺細則叫停的，也就是這些官辦國際會議。

大包大攬的“官辦會”

“既然是國際會議，首先得有洋面孔吧，花錢請；還得有國際影響力大的媒體吧，花錢請。錢不是問題，只要面子好看。”近年來，官辦國際會議在全國各地“高歌猛進”，規模越來越大，檔次越來越高，排場亦越來越驚人。

盡管消費水平不一，每場會議具體花費無法計量，而官方也尚未公布中國每年花在國際會議上的錢到底有多少，但是從個別國際會議中透露出的訊息卻可以讓我們窺得一斑。“北方有兩個城市在爭辦某個國際會議時曾打得不可開交，還沒開呢就已經扔出去幾千萬，真正操辦起來的花費，也就可想而知。”陳澤炎坦言，近些年中國叫停國際會議的聲音一直都有，但卻越治越亂，歸根結底是一個利益問題。而目前，國際會議支出已經成為政府財政的一大負擔。

當“首屆”“規模最大”“規格最高”“人數最多”等關鍵詞，頻頻在地方官員的報告中出現時，從國際會議到官辦會議的變形記，也就悄然完成。

“在國際會展界，中國基本已經成為免費的代名詞。”有業內人士表示，不少在華召開的國際會議，外賓都能享受如下待遇：頭等艙，五星級住宿，吃大餐，高出場費，高規格出行、觀光，等等。幾年前央視的一檔節目里中外市長的對話，亦為“免費”提供了相當形象的注腳。在該節目快結束時，主持人邀請外國市長來華訪問，該市長說當年的預算已經花完，沒有錢來中國。此時，中國的市長反應很快：“沒問題，您來吧，費用我們解決。”與之相比，多年來，中國的不少官辦國際會議，幾乎每一個毛孔亦都滲透著如此財大氣粗、一擲千金的豪氣。

前述業內人士指出，一向以組織正規國際會議著稱的ICCA，也被中國慣出了一身毛病，“達沃斯就是很好的例子，夏季達沃斯本身價值多少先不說，關鍵是到了中國要價就翻番。”這種說法，得到了《人民日報》前國際部記者王南的佐證。曾到十幾個國家參加過數十場國際會議的王南表示，達沃斯這樣的會議在西方已經走下坡路了，但是到中國來，收的參會費很高，一般要三萬塊錢買一個參會指標。“這已經變成一種變相圈錢的形式了。”

要政績，還是要會展市場

事實上，從市場角度而言，一次會議完全有可能成為贏利的買賣，這也就是為什么“會議經濟”以及“會議產業”能在中國方興未艾的關鍵。

以行業國際大會為例，陳澤炎揭示了一次會議有可能成就的商機：先是有民營公司從決策層面提出會議創意和主題，分別向行業內專家和企業發出邀請，雙方一旦產生需求，與會者同意繳納注冊費，便能形成市場；決策之后，由專業的承辦組織負責落實，發信息、做網站、聯絡、接待、注冊登記收費服務，而下游環節則涉及會場的布置、設備、同聲傳譯、宣傳及會后旅游……就這樣，由一場會議為中心的產業鏈就此形成。“每個環節都能產生效益，像日內瓦，就是會議養出來的城市。”

但中國正好相反，屬于“城市出錢養會議”。“首先是國家撥款，從源頭上就出了問題，花起來不心疼，沒收益也無所謂。官辦國際會議就等于花錢買一個樂呵、熱鬧。損耗與本身產生的價值不符，政績要求高于市場規律，等于走偏了。”陳澤炎說。

能否真正叫停？

盡管沒有具體的數字統計，但官辦國際會議帶來的巨大浪費，已然成為不爭的事實。也正因此，在業內人士看來，此次財政部、外交部聯合發出的《關于嚴格控制在華舉辦國際會議的通知》，進一步規范和加強管理在華舉辦國際會議，十分必要。通知從總量、主題、規模及外賓邀請等8個方面提出具體要求，尤其是報送審批和限制免費服務等方面，措辭不失威嚴。

但這并非中國政府首次出面叫停在華國際會議。“國家關于國際會議的文件85年有一版，中共中央外事領導小組做的，95年有兩版，《嚴格控制在華舉辦國際會議》和《重申加強外事紀律嚴控在華召開國際會議》，看上去雖然題目都很嚴厲，但這些年下來，似乎也并沒有起到太大的作用。”中國國際科技會議中心會議總監武少源說，他從1985年開始從事國際會議的組織工作，到現在已是26年的時間，親眼目睹多年來中國國際會議如何一步一步從嚴謹正規演變為現在的“亂象”。

面對今年兩部委再次出面叫停在華國際會議到底能有多大成效，武少源持審慎態度。“這么多年一直在叫停，但是就像中國房地產調控一樣，今天六條明天八條，能起多大作用？最根本還是有一個形象工程，有一個利益在那里。”

王南則認為，真正意義上的國際會議還是要多開，因為肯定會潛移默化地增進中國與國際的相互了解，至于其他的所謂“國際會議”，“也不要僅僅在形式上控制會議的次數和規模，還應該把重點放在如何改進會議內容，提高會議效益上。”

國際會議：那些不得不說的秘密

一共就百十來人，卻跟政府伸手要近200萬經費預算，“一個人兩萬塊錢，你干什么使啊？”

一場國際會議在中國的變形究竟如何完成，而所謂“官辦國際會議”的背后，到底又隱藏著怎樣的潛規則？

三明治與饕餮大餐

“會議用餐以自助餐為主，可安排一次冷餐宴請，不再另外安排迎送宴請。”(摘自《關于嚴格控制在華舉辦國際會議的通知》，下同)

在財政部、外交部聯合發出《關于嚴格控制在華舉辦國際會議的通知》中，餐飲一項赫然在列，且規定極為詳細。事實上，這一細則所針對的，正是在華國際會議餐飲中的嚴重浪費現象。

說起浪費，在會展行業浸淫26年的中國國際科技會議中心會議總監武少源直指餐飲：“僅僅餐飲一項，就占了一場會議總支出的將近50%。”

這一點，讓曾到澳大利亞開會連吃5天三明治的武少源十分感慨，“你在北京，去任何一家酒店說我要吃三明治，它給你做嗎？”而據記者調查，目前無論是北京國際會議中心還是國家會議中心，都有餐飲消費最低起步價100元的標準，統一配送的盒飯則高達80元。有趣的是，任何參會人員不準攜帶中心以外的食品入內，“我要吃麥當勞，那你不許進。”而會議期間的茶歇飲品，“2000年的時候，一杯茶一杯咖啡一個人是8塊錢，后來漲到10塊錢，現在最低都是30塊錢。”

一方面是主辦方無意識浪費，一方面是酒店客觀造成的浪費，“但是你也沒辦法賴酒店，無論是國家會議中心還是北京國際會議中心，這些都是企業行為，它要還本付息，就必須把費用定得很高。”

事實上，自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之后，國內多數城市開始大興土木，“國際會議中心”紛紛大規模興建，星級酒店更是如雨后春筍。而高成本建筑的高密度出現，更是為此后官辦國際會議身價一路飆升埋下伏筆。以北京國際會議中心為例，1990年開業之后，用了12年才把本還完。而近些年紅紅火火的國家會議中心呢？武少源算了一筆賬：成本是17個億，每年7%的利息，按十年還清，那么每年光本息就將近3個億，另外每年“開辦費”、“尺碼費”，又得1.5個億，這樣下來一年能打平至少得4.5個億，“國家會議中心一共就400多間客房，4萬平米的展場，加上幾個會場，你干什么能一年掙4.5個億？可不最后都壓到餐飲上了么？”而據透露，去年一年，國家會議中心僅餐飲就凈賺一個億。

100人會議，200萬預算

“會議經費由我方全額負擔或由與會各方分擔的，應統一按照會議標準制定經費預算，我方負擔的經費應納入部門預算管理。”

任何一場國際會議的操辦，都離不開錢。一場官辦國際會議的召開，必須先有財政撥款。按照常理，會議召開之前的預算報批便十分關鍵，理應丁是丁，卯是卯，來不得半分含糊。

但事實正好相反——國際會議的預算報批，經常令人感到莫名其妙。據曾參加一些會展項目資金評審的武少源介紹說，他經常接到一個會議的報批單，一共就百十來人，卻跟政府伸手要近200萬經費預算，“一個人兩萬塊錢，你干什么使啊？”

在武少源看來，不靠譜的預算賬單太多了，基本上那些以“發展基金/資金”命名的，都有小九九。比如說，本是開國際會議，卻申請購入大批固定資產，例如買10臺計算機，10臺打印機，2臺攝像機，甚至高檔用車都在預算之列……“買那么多固定資產的理由是什么？”“會議要留照片、留資料啊，再說我們還要開第二屆呢。”

事實上，據業內人士透露，那些能夠被稱為“國際會議”的預算，基本都是如此，100人的中小型規模會議，申請100萬～200萬預算并不稀奇，只要是能掛上會議兩個字，身價立刻就能翻番。“反正就是變著法子要唄，就是拿到了就花，拿不到拉倒，都是這么個心理。”這位知情人士說。

尤其是地方政府，常常是一張預算單糊里糊涂、驢唇不對馬嘴，但有的時候就是能批，因為都是“戴帽”來的，“這是誰誰的會，誰誰要出席的，你必須得給，可不就得給么？”

而按照規定，即使是地方國際會議資金的審批也要先報財政局，但是問題來了，“如果我的省長或者我的市長要開國際會議，省長市長批了，財政局和財政廳，他敢卡嗎？所以這種事情最終……”

“前面一排最好全是部長”

“各地區舉辦國際會議或涉外活動，不得競相抬高國內外會議代表的規格，不得相互攀比。”

“要注意，這次兩部委的規定具有針對性，并非一刀切，好的國際會議還是需要急需辦下去的。”中國會展經濟研究協會副會長陳澤炎說。

而他所說的“好的國際會議”，中國也并非沒有，例如2008年的世界地震大會，參會代表多達3000人，每人必須繳納700美金的注冊費，在保證為國家上稅55萬之后，還略有結余沉淀為備用基金，完全脫離財政撥款而適應市場化運作。再例如2002年的世界數學家大會，曾把數學家霍金請來中國，掀起中國的數學熱。

“有一個很明顯的矛盾，可有可無的會議正在構成極大浪費，而真正有意義的科技會議卻苦于找不到錢。”武少源說，在這方面，韓國提供了很好的榜樣——將國際會議的召開與促進本國旅游巧妙地結合起來。“韓國國際會議的申辦都是有旅游局參與，后者為前者提供強大的資金后盾。”但在中國，卻是另一幅場景。“你知道北京市旅游局每年的旅游發展基金多少錢嗎？十一五期間5個億，十二五10個億，但十一五5個億的時候，它撥給國際會議的經費僅僅是100萬。”2009年，在費勁一番周折后，武少源有幸幫助解剖學會申辦的2014年世界解剖大會拿到了5萬塊錢。“一個會就給5萬，而且條件必須是千人以上的大型國際會議，必須要拿到國務院批件，有這兩個條件，才具備申請資格。”

這顯然是極不平衡的，在無謂浪費和真正需要之間，存在一個由資金和種種條文構成的鴻溝。“所以實際上是一個捋順的過程，但是又沒法捋順，中國太大了，各個省各個市，你怎么捋啊，都是地方財政……”

在武少源看來，對于地方政府而言，一次國際會議的收益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還在于“形象工程”，“我們又開了什么什么會，是首屆，史上規模最大、人數最多……寫文章造輿論吸引眼球，這個就是最大的收益。”例如，每年都邀請10個諾貝爾獎得主來中國，出場費就不用說了，首先要坐頭等艙，如果美國到中國，一個得6萬，“請10個60萬就出去了”。

而在一些二級城市舉辦的國際會議中，更是流傳著一些不成規矩的規矩，例如“最好前頭一排全是部長，或者全是省長，官越大越好，檔次越做越高”。

每一個環節都可能產生腐敗

“要嚴格控制會議的住宿檔次，并按照國際慣例不配備生活用品，不發會議紀念品，不贈送禮品，不組織公款游覽、參觀等。”

會展行業中，會議禮品的存在是合理現象，但禮品的紀念意義應該高于其金錢意義。在武少源多次操辦的國際科技會議中，常常是工作人員去北京金五星等批發市場買回一批京劇臉譜、剪紙等富有中國文化氣息的禮品送給參會人員，“15塊錢一個，他們還拿著當寶貝”。但是大多數官辦國際會議則一味講究禮品的價格，據知情人士透露，某些會議上，如數碼相機、蘋果手機甚至是手提電腦等數碼產品，都會當作紀念品送出。“其實有的純粹就是操辦會議的人自己想買個電腦又不想花錢，或者一味討好領導，索性借花獻佛。”

而據知情人士透露，至于會議背后，則隱藏著更多秘密：首先是地方政府大多不可能獨立完成一次國際會議的籌辦，需要付費委托給民營的會議組織公司，問題便會出在這些公司身上，一是他們多有政府背景，背靠大樹好盈利，公款落入私人的口袋，更嚴重的，可能甚至涉及通過辦會以達到洗錢的目的。

還有一個容易產生腐敗的環節在酒店。首先一些城市的酒店本身就帶有政府背景，雖然它的建成成本極高，回本十分困難，但政府能享受酒店的超低優惠價。例如市場價1888元的客房，政府掛名，便能享受800元乃至更低的優惠，但在預算申請單上，酒店價格卻仍填寫原價，中間產生的差價最后落入誰的口袋，則成為另一個難解之謎……而至于會議組織過程中的贊助商招標等環節，都成了腐敗生發的溫床。

“請人家得給出場費吧，很多人以為請到就很不容易了，但其實有些人愿意來，愿意掙這個錢，要是再碰上那些看準中國錢好賺，專門來中國巡回淘金的，還真就一拍即合。”此話不假，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兩次中國行備受追捧，先后賺走近百萬；英國前首相布萊爾東莞演講更是超越克林頓的出場費，創下新紀錄；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全球第一CEO韋爾奇也分別從中國帶走了上百萬美元……

一路分析下來，幾乎每個環節都足以為腐敗留下機會，至于一些政府或者機構熱衷于邀請國外政要或名人，轉而成為政要或名人在華的代理人經紀人，從中收取傭金，則更是不足為奇了。

借鑒：韓國人是怎樣開會的

承辦國際會議已經成為韓國提升國際形象、宣傳國家品牌、發展旅游觀光業、實現經濟創收的重要手段
并非只有中國人愛開會，去年剛剛承辦了第五次G20峰會的韓國，也是舉辦國際會議的大國。

根據韓國觀光公社的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全球共召開國際會議11503次，其中韓國國內召開的國際會議有347次，比2008年增長18.4%，居亞洲第三位，僅次于日本和新加坡，世界排名也從2008年的第12位上升為第11位。韓國媒體普遍認為，國際會議在韓國召開次數的增長，以及世界排名的上升，是韓國國際社會地位和國際競爭力提升的象征之一。而承辦國際會議已經成為韓國提升國際形象、宣傳國家品牌、發展旅游觀光業、實現經濟創收的重要手段。

巨大的經濟效益

當全世界人民都在關注首爾G20峰會的議題和成果時，多數韓國人民關心的卻是G20究竟給韓國帶來了怎樣的經濟效益。而據韓國三星經濟研究所對G20峰會可能帶來的旅游收益、企業宣傳效果、出口擴大效果等多項指標分析的結果顯示，去年在首爾召開的G20峰會給韓國帶來的直接和間接經濟收益達24兆韓元(約合200億美元)。與此同時，韓國貿易協會國際貿易研究院則認為，G20峰會帶來的經濟收益達450兆韓元(約合3750億美元)。

雖然不同的研究機構由于評估指標不同，導致各自提供的數據產生巨大的差異，但不可否認的是，G20峰會的舉辦的確給韓國經濟帶來了可觀的收益。

而其中，旅游收益往往成為重中之重。另外一項統計結果顯示，2007年5月在首爾召開的世界審美牙科學會學術大會，僅來自全球各地的與會者便達2500名，創下旅游收益900萬美元。同年9月召開的世界肺癌學會學術大會則迎來共約5000名與會者，創造了將近1800萬美元的旅游收益。據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提供的資料顯示，參加國際會議的商務游客在韓國住宿、觀光和購物的消費達到人均3592美元。

2010年韓國的商務游客達到30萬人次，僅旅游收益一項便超過10億美元。以此推算，即將在今年5月迎來18000名國際商務游客的世界皮膚科學會學術大會，將可能給韓國帶來約6470萬美元的旅游收益。

政府支援計劃

由于意識到國際會議所能帶來的巨大效益，韓國政府在1996年頒布了《國際會議產業發展的相關法律》，并于1998年推出《國際會議產業發展支援計劃》，用以對國際會議的申辦和舉行提供各方面的支援。

根據該支援計劃，國際會議的申辦和舉行的主管機關由文化體育觀光部(以下簡稱觀光部)來擔任。在申辦會議的必要性得到認證之后，觀光部對會議的申辦和舉行進行財政和各項軟硬件支援。

而為了防止一些濫竽充數的會議打著“國際會議”的名目申請政府財政支援，打擊腐敗，韓國政府于2005年頒布了《申辦及舉行國際活動的相關規定》，另于2008年頒布了《國際活動管理指針》，對舉辦國際會議的申請進行嚴格細致的管理。按照規定，國際會議申請國庫支援金，10億韓元(約合85萬美金)是個界點。不足10億韓元的，需通過主管機關和計劃財政部的嚴格審議；超過10億韓元的，則必須通過“國際活動審查委員會”的審議。而且所有的國際會議在審議結果出來之前，是不能進行任何申辦和宣傳活動的。其中國際活動審查委員會由包括韓國開發研究院在內的25個指定機構的專家組成，對國際會議的必要性和恰當性進行評估和審議，審查的標準包括會議的公益性、時宜性、規模的恰當性、經濟性、社會輿論等方面。

此外，韓國對外經濟政策研究院還指定國際活動專門研究機構對國際會議的結果，以及給國民經濟帶來的效果進行分析和評估。前文中所提到的三星經濟研究所和韓國貿易協會國際貿易研究院，都在此列。

產業化操作

韓國對國際會議帶來的經濟效益方面非常重視。在韓國，國際會議儼然成為一項產業——能給國民經濟帶來積極影響的具有高附加價值的服務產業。

韓國會議展覽產業研究院(ICEM)的李昌賢博士指出，國際會議產業之所以被認為是具有高附加值的服務產業，其最重要的原因是國際會議的舉辦產生的巨大的經濟效果，以及由此帶來的城市和國家形象的提升。以去年舉辦國際會議次數居世界第7位的城市首爾為例，從2010年起，首爾市仿效拉斯韋加斯的國際會議評價體系，開始對國際會議和展覽對地區經濟所帶來的經濟效果進行分析和評價，而不是僅僅以國際會議舉辦的次數為標準。這將有助于提高國際會議產業支援政策的效果性，也將給其他地區和城市提供一個很好的樣板。

相對于中國的國際會議主要依靠政府財政撥款，韓國政府對國際會議的財政支援控制嚴格。致力于打造“國際會議最佳城市”品牌的首爾市，對大型國際會議的財政支援每次最多不超過1億韓元(約合9萬美元)，舉辦會議的資金主要還是來自企業和社會團體的贊助。對韓國政府來說，最少的投入和最大的回報才是他們所追求的。
 

(吳志武 實習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