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與縣委書記座談傳遞出的打虎信號

習近平與縣委書記座談傳遞出的打虎信號

與省、市相比，縣常常是“山高皇帝遠”；與鄉、村相比，縣又有足夠大的權力和復雜的機構設置。“郡縣治，天下安”，然而中國很多的縣，已經成了腐敗的重災區，基層政權中存在“上貢體制”、“買官賣官”、“吃喝送禮”、“權力世襲”等現象。薛之白在聯合早報網的撰文中認為，縣政的經濟和政治改革迫在眉睫，改革如能成功，就會變成中國整體制度改革的基礎和動力。這一觀點值得關注。

1月12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與206名參加中央黨校縣委書記研修班的學員座談。習近平在會上指出，縣委書記要做到“四有”：心中有黨、心中有民、心中有責、心中有戒，還有把好“三關”：權力關、金錢關、美色關。最高領導人與眾多縣委書記座談，引發了媒體的關注和熱議。

自古以來，中國就有“郡縣治，天下安”的說法。縣是中國行政區劃里最重要的功能單元，然而在現實中，縣也是中國腐敗現象的“高發區”、“重災區”。基層治理的重要性、縣政改革的緊迫性，不言自明。

縣在中國政治體系中究竟扮演著怎樣的角色？習近平對縣的治理有什么樣的見解？縣政改革又該從何入手呢？

縣委書記級別不高 責任和權力卻不小

中央黨校這次針對縣委書記的研修班是一次大“輪訓”，準備花3年的時間，把全國的縣委書記全部輪訓一遍。如此高規格、大范圍的輪訓，對象為什么偏偏是縣委書記這個群體？對此，《人民日報》旗下的微信公眾號“俠客島”分析指出，這是因為在中國的政治格局中，縣委書記太重要了。中國2800多個縣，就有2800多個縣委書記，他們的級別不高，但是權力卻不小。

“俠客島”這篇題為《中央為何高規格“輪訓”縣委書記》的文章里，引用了習近平1990年在福建任職時發表的一篇《從政雜談》中的論述：“如果把國家喻為一張網，全國3000多個縣（注：多次調整后，現在中國有2800余個縣）就像這張網上的紐結。‘紐結’松動，國家政局就會發生動盪；‘紐結’牢靠，國家政局就穩定。國家的政令、法令無不通過縣得到具體貫徹落實。因此，從整體與局部的關係看，縣一級工作好壞，關係國家的興衰安危。”

在《從政雜談》里，習近平還指出：一個縣也可以說是一個小社會。“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中央有什么機構，縣一般也有與其大體相對應的部門。縣一級工作，從政治、經濟、文化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無所不及。最難做的官是縣官，縣級領導必須有各方面的知識和很強的能力，否則難以勝任。

在新華社發表的署名“國平”的文章《對縣委書記的政治重托》中，作者也指出了縣委書記角色的重要性。文章分析認為，在中國現行黨政層級架構中，縣一級黨政機構具有著特殊的地位。中央機構主要著力在國家發展的頂層設計上，省級、地（市）級機構解決的問題主要是一個幅度較大的區域范圍的共同事務。唯有縣級機構，發揮著三個不可替代的作用：承接中央與省地方針政策、重要舉措而加以落實；與民融匯，直接發揮地方治理的指揮棒作用；作為地方主官，決定黨政機構的領導績效，塑造黨政機構的工作形象，影響社會公眾的信任程度。

習近平本人曾擔任過縣委書記

習近平對縣委書記角色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源於他的親身經驗。“俠客島”的文章指出，在河北正定當過縣委書記的習近平，在自己一路走來逐漸形成的治國理政思想體系中，把縣委書記這個位置的重要性，擺得相當突出。

1982年3月，習近平從軍隊轉到地方，出任中共河北省正定縣縣委副書記；一年后，當時不足30歲的習近平升任並成為正定縣最年輕的縣委書記。從1982年到1985年，在正定縣的這段歲月，是習近平心中“不尋常的3年、非同一般的3年”。

習近平在任期間，推動大包干生產責任制，並向上級反映正定縣情況，使得正定縣糧食征購任務減少了2000萬斤。1983年，中央電視臺籌拍大型電視連續劇《紅樓夢》，尋找地方政府共建“榮國府”臨時外景基地。習近平馬上派人聯系，很快達成協議。這一景區開創了旅遊業的“正定模式”。

時任正定縣副縣長的王幼輝曾撰文回憶《我與習近平在正定的交往》：“當時邊吃邊說些工作上的事或拉家常。習近平給大家的印象是平易近人，溫和儒雅，和藹可親。”作家柯云路也以習近平在正定縣的事跡等素材為藍本，寫出了長篇小說《新星》，“李向南”的名字一時家喻戶曉。

在其后來發表的論文《從政雜談》中，習近平引用了一句古語：“宰相起於州郡。”這句話也成為他政治履歷的真實寫照。《紐約時報》於2012年刊登了一篇文章《習近平在正定當縣委副書記的日子》，文章分析認為，在正定的經歷鍛煉了習近平，為他以后的晉升打好了基礎。與其他人脈資源四通八達的領導人子女相比，習近平在代表基層說話時的可信度更勝一籌。

本次座談會上，習近平提出“做縣委書記就要做焦裕祿式的縣委書記”。焦裕祿的形象和事跡一直為習近平所推崇。1990年，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的習近平曾於《福州晚報》上發表一首詞《念奴嬌•追思焦裕祿》：“魂飛萬里，盼歸來，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誰不愛好官？把淚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氣！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膽長如洗。路漫漫其修遠矣，兩袖清風來去。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綠我涓滴，會它千頃澄碧。”此外，從2009年到2014年，習近平在五年內三次訪問焦裕祿曾經任職的蘭考縣，中國也再次掀起了學習焦裕祿的熱潮。

縣政腐敗亟需治理 縣政改革作用巨大

雖然習近平號召全國上下學習焦裕祿，但中國的縣政在現實中面臨巨大的挑戰。與省、市相比，縣常常是“山高皇帝遠”；與鄉、村相比，縣又有足夠大的權力和復雜的機構設置。中國很多地方的縣，已經成了腐敗的重災區。

媒體曾經報導，北京大學社會學的一位博士生馮軍旗為了完成博士論文，於2008年深入中原腹地的一個農業縣掛職兩年，撰寫了一篇長達25萬字的《中縣干部》。這篇論文展現了一個縣級政府的人員結構、升遷方式和相互之間的關係，揭露了整個中國基層政權的“上貢體制”、“買官賣官”、“吃喝送禮”、“權力世襲”等現象。馮軍旗將文中的地方命名為“中縣”，意為“縣里的中國”。作者直言：從中縣官員身上，可以看到中國所有縣級官員的影子。

“俠客島”的文章則指出，以山西為例，去年查處的“虎蠅”式干部中，據不完全統計，有17人是縣委書記或曾經做過縣委書記。以至於年底前，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專門圍繞“如何把好干部選到縣委書記崗位上來，如何防止干部‘帶病提拔’，選用縣委書記應該注意哪些問題”搞了基層調研和座談。王儒林坦承，在發生系統性、塌方式嚴重腐敗問題的情況下，選好人用好人是難上加難。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在《中國政治改革要從縣政開始》一文中指出，縣的腐敗、“黑社會化”的根源，是縣政在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總體制度上的邊緣化。鄭永年認為，改革開放后，中國的干部管理從“下管兩級”改成“下管一級”，縣政和中央之間不存在任何制度性的關聯，縣委書記要見到中央高層領導人變成一件困難的事情。另一方面，很長時間里，國家的重要政策很少向縣政傾斜。一定程度上講，縣政處於政治（行政）和經濟雙重破產狀態。

鄭永年指出，要解決縣存在的問題，首先是要建立中央和縣政的直接關係，把縣政從省政那里解放出來。黨的主要領導人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縣委書記和縣長的培訓和直接領導，猶如當年的黃埔軍校那樣。另一方面，要有效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不僅中央財政轉移要向縣級傾斜，中央稅收也要向縣級分權。

鄭永年認為，無論從政治還是從經濟上看，縣政改革都具有巨大的優勢。縣政改革是可控的，分區域和逐步推進的縣政改革不會影響到整個制度的運作。一旦縣政改革取得成效，其必然會造成強大的動力，向下推進鄉鎮政府的改革，向上為省級政府的改革提供壓力和動力。縣政的經濟和政治改革成功了，就會變成中國整體制度改革的基礎和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