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為什么還能繼續高增長

中國經濟現有的增長主要還是因為我們在市場化和開放政策的框架內能夠利用高儲蓄而實現資本的快速積累。還有其他很多因素，但這些因素從總體上都有利于這個資本形成而不是相反。

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張軍7月1日在經濟參考報撰文指出，我們知道，中國經濟現有的增長主要還是因為我們在市場化和開放政策的框架內能夠利用高儲蓄而實現資本的快速積累。還有其他很多因素，但這些因素從總體上都有利于這個資本形成而不是相反。教育的普及當然也很重要，不過人們對此在看法上沒有分歧，我可以省略不談。我重點談資本積累。因為很多人對我們的資本積累速度還是憂心忡忡，擔心快速的資本深化會像前蘇聯那樣拖累經濟的增長。

我還記得，在2000年前后，包括我在內的海內外很多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后續的增長勢頭都非常不看好。為什么呢？因為那時我們看到資本積累的速度越來越快于它的產出速度，而且，GDP的增長速度的確一度有放慢的跡象。但是后來我發現，我們都錯了，因為中國經濟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到現在，平均而言不僅是持續高速增長，而且中國經濟真正的實質性的變化反而是發生在過去15年里。張五常先生甚至把這一時期稱之為真正的中國奇跡。從這個意義上講，我想一定是經濟學家在觀察資本積累時遺漏了什么。

那會遺漏什么呢？多數人對固定資產投資的長期回報率和合理性視而不見。一個被我們忽視掉的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年復一年的高投資在事后對經濟產生了長遠和持久的回報，不斷放寬資本的瓶頸。可是，到現在為止，多數人還是認為，不改變高投資的模式，中國經濟未來不能持續地增長。例如，他們習慣于把中國經濟增長的模式用高投資、低消費和高出口等來定義，并且認為這些特征是未來持續增長的障礙。可能大家注意到了，紐約大學的盧比尼最近說中國經濟2013年就要崩盤了，原因就是投資過度導致資本閑置。還有，大家最近談論較多的所謂消費不足，或者說勞動者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斷下降，包括收入差距過大等問題，似乎都預示著我們的增長不可再持續。

我把持上述觀點的人稱之為結構主義者，因為他們把所有這些“結構變量”都看成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障礙。在我看來，用這些比例尺度來檢驗增長是否可以持續的做法是有很大的問題的。這些比例變量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們是會隨著人均收入的增長和經濟結構的變化而改變的。關于這一點，哈佛大學已故的庫茲涅茨教授在上世紀60年代通過對跨國企業的研究就發現了。他非常好地指出了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化之間的雙向關系。經濟增長會引起經濟結構的改變，而結構的改變也會促進經濟增長。更重要的是，當經濟結構發生變化之后，很多經濟變量的原有的比例關系就會出現改變，甚至包括今天特別關注的收入的分布狀況也會出現改變。庫茲涅茨教授根據跨國企業的研究發現，收入的差距跟經濟增長之間似乎呈現出一個倒U字形的關系。換句話說，收入的差距擴大往往發生在人均收入增長強勁的階段。根據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化之間的關系來考慮問題，我對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就沒有那么悲觀了。我們需要調整的是看問題的時間尺度，把眼光放遠一些，會看到不同的東西。中國經濟增長的模式以及資本的形成從來就需要從長遠來看，而且唯有長期才能證明其正當和合理。而當前的這些結構性變量(投資比例高、消費比例低、勞動收入占比下降以及收入差距擴大等)本身不應該看作未來增長的障礙，相反，出現今天的這些比例關系，恰恰是因為經濟的增長引起了經濟結構的變化導致的。

舉個例子，統計上看，最近十多年以來勞動者的收入與GDP的占比出現了下降的趨勢，大多數人把這個現象看得很負面。我們自己的研究發現，其實這個現象背后反映的是經濟結構的良性變化。為了揭示這一點，我們做了一個測算，發現工業部門的勞動者收入占比是最低的，而農業部門最高，服務業介于兩者之間。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農業是更加勞動密集型的。當經濟增長引起農業的份額逐步下降而工業的份額上升的結構變化時，就會出現總體上的勞動者收入占比的下降趨勢。可以肯定，將來隨著服務業的份額在我們的經濟中大幅度上升之后，勞動者收入的占比就會逐步上升了。所以這些現象是經濟結構變化的結果，沒有那么可怕。我們的研究還發現，如果計算一下各個省的勞動者收入占比，上海是最低的，而西藏最高。這說明什么問題呢？說明經濟的結構發生了改變。當更多的地區工業化程度提高之后，其加權之后的勞動收入占比就會下降。這就再次證明中國經濟的結構變化是解釋收入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結構的變化導致了我們今天看到很多占比關系的改變。但只要我們不是靜態地去看這些結構變量，它們就不是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障礙，相反它們應該用中國經濟增長導致的結構變化來解釋才對。

過去15年，我們的投資的確比GDP增長得快，這么快的資本積累是否必然導致投資回報的下降和投資無效呢？不必然如此，關鍵是要分析每年新增的投資用在了什么地方。其實到中國各地去看一下就會明白，我們每年的投資大多數是在新增基礎設施上的，其次是更新或替換舊的資本設施和設備。中國經濟增長快，每年有大量的人口因為經濟活動從農村遷徙到城市，從小城鎮到大城市，不僅需要更多的資本增加，而且原來的資本消耗也快，很多資本設施包括基礎設施都需要不斷更新和替換。對擴大和更新基礎設施的投資雖然短期看是沒有什么明顯的回報，但中長期看卻有巨大的外溢效益，會產生所謂“擠入效應”，吸引更多的生產性投資。它也促進了生產要素在地區之間和行業之間的流動，有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所以，從中長期來講它有助于明顯改善投資效率和經濟整體的全要素生產率。

我們每年的投資在不斷擴大著經濟發展的資本瓶頸，鼓勵了勞動和資金在行業和地區之間的流動。要知道，勞動者和資金從低生產率部門或地區往高生產率部門或地區的轉移必將提高整體的生產率水平。我把這種跨地區和跨行業的要素再配置產生的效率提高稱之為“結構紅利”。從增長的角度而言，中國經濟的優勢之一就是經濟體量大而且地區間和部門間的勞動生產率落差特別的大。

因此，中國的投資有沒有過多，有沒有過度，不能只簡單地去看投資率是不是上升了，最好的答案在于投資是不是幫助了結構變化、是否改善了基礎設施、是否加速了勞動力與資金跨部門和跨地區的流動與轉移、是否促進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這些才是經濟持續增長的源泉。大家如果深入到基層和微觀層面去觀察中國經濟的話，就會發現我們的經濟在結構上變化非常快，效率的改進是顯而易見的。而這背后是資本積累做出了巨大的社會貢獻。

如何提高人均資本水平？

前面已經討論過，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依然需要資本的快速積累。這意味著快速提高人均資本水平是可以在不久的將來在經濟總量上趕超美國的唯一途徑。那么，在未來的數年，如何提高人均資本水平呢？我們應該怎么分配資本呢？讓我算筆最簡單的賬。

去年中國GDP的總量將近40萬億元人民幣，按當時的匯率來換算差不多是6萬億美元，美國的GDP去年是15萬億美元，我們其實是美國的40%左右，而在1978年時中國的GDP只有美國的6.5%。按照人頭計算，我們去年是4400美元，相當于美國的1/11。但是因為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4倍，所謂要趕上美國的經濟總量，我們只需要把中國的人均GDP提高到美國的1/4就可以了，差不多就是提高到現在上海的人均GDP的水平。

實際上，人均GDP的差距反映的就是勞動生產率的差距。所以，中國要能夠把它的全國平均的人均GDP提高到上海今天的水平，就需要考慮如何提高全國的勞動生產率水平3倍以上，因為上海的人均GDP是全國人均GDP的3倍。

幾年前，我與我的美國朋友謝千里教授討論過這個問題，怎樣把全國的勞動生產率水平提高3倍。根據當時我們的設想邏輯，一種可能是，各地區的勞動生產率都提高3倍。但考慮到沿海發達地區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已經很高，在很多制造業行業，其生產率水平與高收入國家的類似行業差距很小，所以在不遠的將來生產率大幅度提高3倍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一種更務實的方案是把希望寄托在生產率落后的中西部地區以及生產率落后的那些行業，比如農業和服務業。

的確，中國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在行業之間和地區之間的分布非常不均勻，不僅農業和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比制造業落后得多，而且總體而言，中西部地區的勞動生產率比沿海也顯著落后。這么大的生產率差距當然就會反映在人均GDP上。但是，動態來看，這些生產率的差距包含著未來人均GDP增長的一個源泉。因為，只要生產要素，特別是勞動力和資金能夠從低生產率的部門和地區向高生產率的部門和地區不斷轉移，我們整體的生產率水平和人均收入就會大幅度的提高，而且這個提高的過程是各地區和各部門的生產率水平與收入不斷縮小的結果。因此，提高勞動生產率3倍以上的這個方案從總體上來講就要求中國未來的趕超政策應該是鼓勵生產要素在部門和地區之間的進一步流動而不是相反。人口的轉移需要加快城市化的步伐和服務業的增長。中國的服務業在生產率上遠遠落后于工業，仍然需要有更大的資本投入和政策的支持，這樣才能夠縮小與工業之間的勞動生產率的差距。

按照這種方式來改善提高勞動生產率也有助于縮小我們的收入差距。大家知道，中國的收入差距里面，其實沿海和中西部地區的差距遠遠比城鄉之間的差距要來得大。所以，我們更多的資本投入到低生產率的落后地區和低生產率的落后行業，應該可以在未來逐步縮小中國的收入差距。如果可以做到這些，看來，庫茲涅茨教授所說的經濟增長與收入差距之間的倒U型關系就可以被驗證了。

何時趕上美國？

按照名義值計算，GDP每年增長14%。根據指數增長的“70法則”，14%的名義增長率就使得我們的GDP總量每5年翻一番。扣除價格因素的GDP保持了9%以上的增長，經濟總量基本上7年就翻一番。再加上人民幣從2005年開始平均每年5%的升值速度，結果，2005年的時候我們就超過了英國的經濟總量，2007年超過了德國，去年又超過了日本，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

推算中國需要多少年能趕上美國，關鍵是要考慮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經濟在未來的增長速度可能會是多少。要估計未來的增長速度，就要考慮“雪球效應”。經濟總量越大，未來增長越慢，人均GDP越高，增長越難。前一個問題是自然規律，基數大了，增長率就會放緩。而后一個問題，即人均GDP越高，增長越難，則是更重要的問題。中國的人均GDP超過了4000美元之后，未來還有多大的可能繼續保持比較快(如7%—8%)的增長率，這對于我們預測未來中國何時趕超美國至關重要。

自從亞洲開發銀行2006年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之后，關于一個經濟進入到中低行列收入之后如何還能朝中高收入乃至高收入行業邁進的討論開始多了起來。“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問題是一個達到了中等收入的經濟體是否還能在未來繼續保持較快的經濟增長率。預測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率，當然不可回避這個可能的陷阱。現在經濟學術界似乎比較一致的看法是，中國經濟當前面臨的結構性問題，比如投資過度、消費不足、勞動收入占比過低、城市化率過小、收入差距過大、工業比重以及貿易依存度過高等，很可能讓中國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不過，北京大學的蔡洪濱教授最近做了一個研究。他用跨國數據的回歸來考察什么因素會影響一個國家能否成功擺脫“中等收入陷阱”。具體而言，他想知道，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均GDP達到了3000美元之后，什么因素會影響其接下來20年內是否進一步增長至1.5萬美元。他的概率回歸結果顯示，以上我提到的所有的結構變量在統計上都不顯著，說明沒有一個今天我們所看到的結構性因素能夠決定一個經濟能否擺脫“中等收入陷阱”。因此，簡單地看一個結構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甚至用一兩個國家的經驗去說明某個結構因素的重要性，在學術上是不可靠的，甚至還可能誤導政策。根據蔡洪濱教授的回歸結果，如果把中國當前的特征代進去，可以計算出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之后的第20年，人均GDP達到1.5萬美元的概率大概是64%。而且很容易推斷，20年內人均GDP從3000美元提高到1.5萬美元，GDP的年均增長率是8%左右。

基于這樣的分析，然后我們來做一個最簡單的推算。假定中國經濟未來平均增長8%，美國是2%，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保持3%的升值速度。另外，我們假設中國的CPI通脹水平小于5%，美國小于2%。這樣的話，可以推算出中國在2020年之前就可以達到和美國一樣的經濟總量了。

如果我們再務實一點，假設未來10年的頭5年中國經濟保持8.5%的增長率，后5年降至7%，那么未來10年中國經濟的平均增長率是7.75%。假設美國頭5年增長3%，后5年增長2%，那么美國未來10年的平均增長是2.5%，人民幣對美元每年升值3%，這樣推算下來中國在2019年就趕上美國了。這其實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和英國《經濟學人》年初的預測方法。

IMF前不久也公布了一個關于中國經濟趕超美國的預測結果，不過，它的結論是基于購買力評價方法換算的結果，與按照現行的匯率換算不同。所謂購買力評價，就是假設美元在全球的購買力都應該是一樣的。這樣來換算，中國現在GDP的總量應該是比按照官方匯率換算的數據要高出一倍，差不多是12萬億美元的這樣一個水平。所以根據他們的測算，中國去年的GDP實際上應該是11.2萬億美元，而美國的GDP則沒有什么變化，15.2萬億美元。IMF在它們的假設條件下預測，到5年以后，就是2016年的時候，中國GDP的總量就在19萬億美元的水平，而那時候美國是18.8萬億美元。這樣的話，中國5年后就趕上美國了。到那個時候，中國經濟的總量占全球的比重大概就差不多是18%了。

如果按照這種邏輯推下去，到2020年的話，中國經濟增長的總量按照購買力評價的換算結果，占全球應該是接近25%。已故的著名經濟史學家麥迪森先生曾經復原的數據顯示，中國經濟在1820年占全球28.7%，這就是說，中國經濟再回到老大的地位，用了200年。對所有中國人來講，這意味深長。而對世界來講，中國經濟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又意味著什么呢？值得去想象。在英國即將出版的一本書的題目就叫《中國2020》，它試圖想讓人們設想一下，十年以后中國可能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之后，全球的格局，包括外交、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會發生什么樣和什么方向的變化。那就讓我們期待2020年的來臨吧。

(曹文明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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