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非常態外交下的合作之難

專欄作家沈建光撰文指出，匯率問題不再是中美摩擦的焦點。中美大國金融領域的合作雖然更加廣泛，但分歧和博弈也無處不在。這篇文章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自奧巴馬出任美國總統以來，一年一度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SED)已成為構建中美經濟金融合作的重要橋梁。伴隨着明年初奧巴馬任期結束，第八屆在北京召開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也是奧巴馬政府的收官之作，根據會後清單，本輪對話共計達成60多項成果。筆者特別關注的是：匯率問題已不再是雙方指責的焦點，反而合作進一步加深， 比如中方給予美國2500億RQFII額度以及在美制定清算行顯示人民幣國際化與金融開放取得進展；去產能面臨國內外壓力，考慮到其中的轉型痛苦，預計推行改革進展需要加快；而就廣泛關注的BIT談判，由於雙方利益存在分歧，且美方對中方負面清單過長頗有微詞，難在奧巴馬任期取得突破，再次說明了中美非常態下的合作之難。

梳理至今八次中美戰略和經濟對話，筆者發現，本輪戰略對話出現了一個新的思路，即從強調合作到管控分歧，這樣的提法在中美分歧不斷的當下，似乎更加務實。

具體來看，從2009年到2012的前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總的趨勢是反映了中美兩國戰略關系的不斷加深，關系日益密切。從議題上即可明顯看到，從第一次的主題「凝聚信心恢復經濟增長，加強合作」，到第二輪的「確保持續發展、互利共贏的合作伙伴關系」，再到「建設全面互利的伙伴關系」，最後到「深化戰略溝通與務實合作，推進持久互利的關系」，中美關系的定位年年提升。

但從2013開始的四輪對話，有些停滯不前的感覺：從第五輪的主題「推進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全面互利伙伴關系」，到第六輪「推進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伙伴關系」，到去年的「加強戰略性對話，提升合作水平」，基本沒有大的變化，而這背後屆時的恐怕是越來越明顯的「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的傳統沖突」，中美兩國進入外交非常態階段。

正如筆者在早前本專欄的文章《中國經濟新常態和外交非常態》中所提，從近年來中美兩國在高科技貿易限制，南海爭端、網絡安全等一系列問題上的分歧，以及早前中國倡導「一帶一路」國家戰略，創建亞投行遭遇美國的抵制等現象可以看出，不僅僅在傳統的安全領域，就連一向被視作中美利益交匯點的經濟領域，中美兩國摩擦也將持續上升，大國博弈之下，合作更加不易。

所以，本輪中美與戰略經濟對話出現了新思路，即中國領導人在強調合作的基礎上，罕見的直面分歧，如習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講《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而不懈努力》中提到的，「中美雙方存在一些分歧是正常的，雙方要努力解決或以務實和建設性的態度加以管控，只要雙方遵循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原則，堅持求同存異、聚同化異，中美兩國關系就能避免受到大的干擾」，在筆者看來，這樣的表態使得本輪戰略對話更加務實。

談及管控分歧確有必要，其背景是中美兩國從經貿金融關系來看，早已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體難以割裂。例如，貿易方面，截至2015年，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占出口份額的15.8%；而對美國而言，對中國貿易出口份額也從1997年的2.1%上升到2015年的8.4%，中國成為繼歐盟和加拿大之後的第三大出口市場，並於2015年超過加拿大成為美國最大的進出口貿易伙伴。同時，中國赴美旅游、留學熱潮有增無減，美國對華服務業出口增速遠超商品出口增速。

相比於貿易交流，相互投資仍有較大發展空間。美國是中國第一大投資國，截至2015年底，美國對中國直接投資（FDI）達774.7億美元。證券投資方面，越來越多的美國證券公司，基金公司通過QFII以及滬港通等渠道投資中國證券市場。與此同時，美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也為中國企業實現美元融資提供便利，更多中國公司選擇在美國上市，以提升企業知名度，更深入地打入國際市場。此外，中國是美國國債最大的債權人。截至今年3月，中國持有美國國債高達1.24萬億美元，占美國國債市場的8.1%。與此同時，美國亦是中國的較大債權人，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統計，截至今年第一季度，美國大銀行持有969億美元的中國債權。

中美貿易金融關系之密切，使得兩國匯率政策越來越注重合作。相比於去年在美國舉行的第七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上，淡化了三年的人民幣匯率再次成為焦點，伴隨着去年811人民幣中間價改以後，人民幣大幅貶值加劇資本流出，進而引發全球金融市場動盪，原本應於9月啟動的美聯儲加息罕見的考慮了其貨幣政策的外溢性影響，暫緩加息，中美雙方的匯率政策由以往美方對中方匯率操縱的指責轉向更多的合作。

此外，在今年2月底上海召開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各國央行已經就避免競爭性貶值,就外匯市場進行密切討論溝通達成共識。而在今年5月19-21日筆者參加的杭州舉行的中美金融研討會上，中美雙方圍繞「G20與金融穩定」、「美國加息周期與人民幣匯率」等問題也有廣泛共識。這也就意味着未來一段時間，美聯儲加息路徑的選取，除了本國經濟基本面因素以外，對海外市場的影響，特別是人民幣匯率的影響，也勢必會納入其政策考慮的權衡因素當中。考慮到5月美國非農數據嚴重下滑，預計美聯儲今年加息或許一次。

除了匯率問題的共識，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也有所突破。本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成果中，中方決定給予美方2500億元人民幣合格境外投資者（RQFII）額度，並承諾將來在美國設立人民幣清算行。在筆者看來，這對於近期人民幣兩度貶值，人民幣國際化趨勢受阻後的一個利好。可以看到，自去年811匯改以及歲末年初兩度人民幣貶值，不僅造成了資本流出的態勢，也使得決策層重啟了部分資本管制，以防止態勢惡化。在此背景下，香港、台灣等離岸人民幣存款、跨境人民幣貿易結算等都出現下降態勢，筆者編制的月度人民幣國際化指數也自去年8月的高點震盪下滑，與近五年來，人民幣國際化整體上行的趨勢出現鮮明反差。

而這也說明在當前英國退歐公投與美聯儲加息導致的全球金融動盪加劇，以及今年9月中國即將迎來G20杭州峰會與10月人民幣正是加入SDR籃子的有利背景下，穩定人民幣匯率對於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以及確保國內經濟企穩與供給側改革推進都是當務之急。

當然，主要共識體現在金融領域，中美就產能過剩等問題的分歧仍然突出。美方從以往對中國主導一帶一路戰略的不歡迎上升到對中國向外輸出過剩產能的批評，如美財長雅各布盧(Jack Lew)提出，中國鋼鐵、水泥和其它重工業產品過剩產能，已經形成一股廉價出口洪流，造成海外市場工廠關閉和工人失業；而中國財政部長樓繼偉則認為美方言過其實，並尖銳地指出，當初中國在金融危機最嚴重時期提振世界需求的時候，華盛頓方面沒有發現有任何抱怨的理由。

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去產能任務面臨來自國內外的雙重壓力。正如筆者在文章《去產能不應止於國企解困》中所提，當前去產能任務不易，決策層「既要保證過剩產能退出」，「又要讓大量職工飯碗不丟，還要保證他們拿到新飯碗」。「既要產能退出，又要盡可能重組，少破產」，這其中其實體現了對待去產能工作的矛盾心態和難度。後續如何推進，還需看供給側改革如何落實，特別是在國有企業改革思路出現轉變之際，不確定性有所增強。

此外，廣受期待的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談判並未獲得實質突破，考慮到今年是奧巴馬任期的最後一年，一兩年內BIT談判恐怕有擱置的可能。實際上在筆者看來，BIT談判對中國金融市場的作用堪比十五年前中國入世；但從目前情況判斷，BIT談判最終修成正果，困難重重，仍有較長的路要走。原因在於：

首先，BIT談判涉及到全面的對外開放，且實行「負面清單」管理，短期內會損害到兩國部分行業的利益，特別是關系到關鍵基礎設施和重要技術的界定、國家安全、國企競爭中立等問題的談判，耗時耗力。目前中國正在探索准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模式等等，上海自貿區的進展似乎有限，為了滿足BIT談判的要求，國內還不得不進行克服一些結構性、制度性方面的問題。而美方也不斷對中國負面清單過長表示出不滿。

其次，中國呼吁美國安全審查機制改進，但十分困難。受美國國家安全審查影響，中國國有企業對美國的投資無法獲得通過，中國希望美國在這方面有所改善，並提高審查的透明度，簡化程序，以減少中國企業到美國投資的障礙。但美方表示可能性很小，因為這個問題需要提交美國國會討論，並非由政府決定。

再有，美國對中國設置的准入門檻越來越高。門檻之一是美國在BIT談判中不僅針對國有企業，還將國家支持的企業諸如華為、小米等大型企業也納入限制范圍。即便其性質是私有企業，但只要國家對這些企業給予補貼，美國都認定為違反身份認證。門檻之二是仲裁，中美兩國企業發生的沖突交由國外第三方機構仲裁，中國可能無法承受成本。

綜上，在中美兩國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日益緊密的當下，中美大國金融領域的合作雖然越加廣泛，但分歧和博弈也無處不在。從促進合作到管控分歧是本輪中美戰略與經濟論壇的新思路，可能也是今後一段時期中美關系的主要內容。這是更加務實的選擇，但也帶來了不少挑戰。未來中方若要在雙邊關系中占據更多主動，穩定國內經濟、加速推進改革、避免金融動盪或許能提供最有力的支持。（文章來源：FT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