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黎巴嫩的遜尼派支持伊斯蘭國

文 | 王自勵

近日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在黎巴嫩的成年遜尼派民眾中僅有1%的人支援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然而，人們所聲稱的往往與實際做法相去甚遠。任教於貝魯特美國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的hilal khashan教授在《中東季刊》（the middle east quarterly）上撰文指出，由於黎巴嫩的遜尼派樂意支援任何能助其打敗對手（什葉派）並重獲榮光的組織，有多種原因可以解釋他們為何會被伊斯蘭國所吸引。

對什葉派的憎惡

1984年2月，什葉派政治、軍事組織“阿邁勒運動”（the amal movement）將黎巴嫩軍隊從貝魯特南部郊區驅逐出境，標志著黎巴嫩什葉派力量的迅速崛起。一年后，同樣以什葉派為基地的黎巴嫩真主黨（hezbollah）正式成立，並建立起自己的武裝力量對抗以色列國防軍及其在黎巴嫩南部的代理人。至此，黎巴嫩遜尼派徹底喪失了自1943年以來獲得的政治特權，他們很快發現自己讓位於一個享有強大地區支援的新競爭者——什葉派。

“阿邁勒運動”

1992年，rafiq harir的現身政壇曾一度讓黎巴嫩的遜尼派看到了希望，然而這種期待又隨著前者於2005年的遇刺而跌入谷底。雪上加霜的是， 2008年5月黎巴嫩真主黨對貝魯特西部的遜尼派發起猛攻，在短短幾個小時里就肅清了由rafiq harir的兒子saad harir領導的武裝力量“未來陣線”（the future trend movement），黎巴嫩國內遜尼派與什葉派的積怨也進一步加深。

因此不難理解，在經歷了漫長的什葉派主導的時期后，黎巴嫩的遜尼派為何會對伊斯蘭國在伊拉克的軍事勝利表示歡呼。在許多人看來，伊拉克見證的恰恰是遜尼派反抗什葉派壓迫的一次勝利。盡管伊斯蘭國殘酷的殺戮手段終將招致反感，對伊朗和真主黨的憎惡還是讓黎巴嫩的遜尼派選擇了支援伊斯蘭國。

與國家和政權的疏遠

真主黨的強勢造成了黎巴嫩遜尼派領導階層在政治和宗教事務上的失權，這不僅引發了遜尼派內部關係的疏離，還使其轉而支援激進的伊斯蘭領袖。其中，薩拉菲酋長ahmad al-asir所領導的運動就得到了西頓市（sidon）數百個家庭的忠誠與擁護。

“勝利陣線”

2013年6月，在遭受了來自黎巴嫩軍隊和真主黨的驅逐后，asir將運動轉入地下，並由對“勝利陣線”（an-nusra）的abu muhammad julani轉向對伊斯蘭國的巴格達迪（abu bakr baghdad）表示效忠。asir的變節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遜尼派神職機構dar al-fatwa聲譽的喪失，這一機構近年來一直處於財政丑聞和政治軟弱的指責中，似乎已逐漸丟失了其維持遜尼派凝聚力的傳統角色。

盡管官方矢口否認，多項證據表明伊斯蘭國勢力已滲透進許多黎巴嫩的遜尼派聚集地，這包括貝魯特、西頓（前總理saad hariri的故鄉）以及的黎波里（黎巴嫩最重要的遜尼派中心）。

在的黎波里，伊斯蘭國的支援者每周五禱告后聚集在清真寺外已是常事；當局對此一清二楚，卻選擇了視而不見。而黎巴嫩軍隊則一方面頻繁地實施大規模的安全措施，另一方面仍對外宣稱這些城市並無助長伊斯蘭國的激進環境存在。

不過，黎巴嫩軍方雖然持反遜尼派態度，他們仍小心翼翼的避免卷入這場政治紛爭。因為軍方心知肚明，黎巴嫩遜尼派對伊斯蘭國的支援是其對包括軍隊在內的國家機器不信任的一種表現；只要真主黨持續主導黎巴嫩政治，黎巴嫩的遜尼派在將自身境遇與伊拉克、敘利亞的同胞相比較的同時，對伊斯蘭國的擁護也會不斷增加。

對哈里發的渴望

13個世紀以來，伊斯蘭教遜尼派一直將哈里發（caliph）視為其合法的統治者。即使在1924年土耳其凱末爾政府廢除哈里發制度后，遜尼派對重建哈里發帝國（caliphate）的政治想象也從未停止。出於對哈里發的渴望，黎巴嫩的遜尼派支援土耳其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justice and developmentparty）的新奧斯曼（neo-ottoman）政策，並對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抱有特別的好感。

古代哈里發

但是，這種對哈里發的執迷也使得遜尼派民眾容易被迷惑和欺騙。2014年6月，伊斯蘭國（isis）的首領巴格達迪宣布建立“伊斯蘭國”（the islamic state），並自稱為哈里發。

盡管這一宣告並未贏得廣泛的認可，此后的黎巴嫩街頭上卻出現了巡游的車隊沿街鳴笛的景象，這一黎巴嫩傳統的歡慶方式可被視為支援巴格達迪的一種暗示。此外，伊斯蘭國頒發的護照上還刻著這樣的字眼：“若持此護照者遭受傷害，我們將遣軍護之”（“we will deploy armies forthe holder of this passport, if harmed”），這種承諾對長期渴望哈里發領導的遜尼派民眾產生了極大的吸引力。

對伊斯蘭國權力的崇拜

“伊斯蘭”（islam）在字面上意味著順從合法的宗教權威，這也鼓勵了其信徒崇敬權力而排斥異見。由於哈里發被視為在實施伊斯蘭教法和傳播伊斯蘭信仰等一系列事務中居於中心地位，遜尼派一直崇尚的都是諸如能干的政治家、征服者或得勝者這樣強大的形象。而對自身的世界觀，遜尼派也總是抱著毫不妥協的態度。

與之呼應，伊斯蘭國正是通過強制性的手段和強勢的領導階層對外投射影響力。伊斯蘭國的基本信條在於，只有極端的恐怖才能助其在墮落的世俗政權的余燼中建立起統一的伊斯蘭國家。因此，運用令人畏懼的力量是征服敵人的先決條件。伊拉克和敘利亞的戰況表明，伊斯蘭國竭盡殘忍手段，為奪勝利全然不計代價。對伊斯蘭國而言，彰顯自身萬夫莫敵的力量才是最重要的。

如眾多穆斯林一般，黎巴嫩的遜尼派也自視為幾個世紀以來落后、邊緣化和戰敗的遭難者。他們易於追逐任何可能扭轉遜尼派弱勢地位的跡象，不管這個跡象多么的飄渺不定。在這個意義上，伊斯蘭國的節節勝利似乎正代表著憤怒的遜尼派民眾所一直向往的偉大成功。盡管黎巴嫩的法律禁止對伊斯蘭國提供支援，許多遜尼派民眾還是表現出了對伊斯蘭國權力的崇拜。

生活目標的缺失

除了宗教目的，加入伊斯蘭國也可能出自一種精神上的空虛和對生活意義的追尋。那些不適應西方生活的移民，或是與主流社會隔絕、被剝奪感嚴重的人，往往希望通過加入戰斗來尋求逃避和庇護，並獲得情感上的釋放。

事實上，伊斯蘭國吸引的人群有著各種各樣的社會經濟背景。一位名叫abu asma al-australi的黎巴嫩行刑者放棄了自己的摔跤事業和在澳大利亞的舒適生活來加入伊斯蘭國的“聖戰”，他甚至指導自己7歲的孩子學習斬首的技術。伊斯蘭國還成功地從的黎波里招募了至少兩名黎巴嫩基督徒加入其隊伍。而除了移民和邊緣人群，那些掙扎於貧困和犯罪問題的人也容易成為伊斯蘭國的招募對象。

總結

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發生的戰爭是整個中東地區教派和族群衝突的縮影，很難想象同為教派繁雜、種族林立的黎巴嫩如何能夠幸免。saad hariri的重返政壇與黎巴嫩遜尼派極端主義的上升和沙特扭轉局勢的決心不無關係；而另一方面，徹底根除伊斯蘭國的勢力又幾乎不可能實現。

此外，黎巴嫩西頓市附近的巴勒斯坦難民營似乎也已成為了伊斯蘭國和其他伊斯蘭激進分子的避難所。中東面對的仍是教派斗爭的老問題，而對黎巴嫩而言，遜尼派與日俱增的憤怒和伊斯蘭國的成功滲透必將嚴重動搖其境內的政治穩定。（原文點擊“檢視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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