箭垛人物：包拯是如何被傳說重塑金身的

包拯

　　文章摘自 《大宋往事》 作者：劉明泉 劉越藩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首先，我們先介紹一下包拯生長的年代。說起來，包拯雖出生在真宗年間，可仕途卻基本在仁宗時代。這時的北宋已進入了朝代中期，早已沒有了開國時蓬勃向上的氣象：雖然國家的經濟和科技文化事業得到了快速發展，但這反而造成官吏隊伍龐大，軍卒冗濫，致使兵變和農民起義此起彼伏。這時的王朝可謂問題成堆，積重難返。

　　在這樣的背景下，范仲淹在歐陽修、韓琦等人支援下，提出了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改革，這就是所謂的“慶歷新政”。“新政”試圖厚農桑、修武備，改變“人人因循，不復奮勵”的冗官濫政，這就大大損害了特權階層的利益，所以推行不到一年就失敗了。

　　不得已，范仲淹只得遠離權利中心，來到抗擊西夏的前線。他的帥府，正是《水滸傳》里魯智深呆過的經略府。不過范仲淹可不如魯提轄自在，可以大腕喝酒大塊吃肉，沒事還來個英雄救美。他的戰友歐陽修就讓人找碴兒，送進了監獄。倒是，包拯為人仗義，新政失敗后許多官員受到處分，他不光為之鳴不平，還主張重新起用變法人士，發揮他們的治世之才。

　　公道地說，無論是治軍守備邊防，還是改革理政，哪怕是玩文學，范仲淹都比包拯水平高得多。后人呂中說：“先儒論宋朝人物，以范仲淹為第一”，可范仲淹在山寨版的評優活動中卻沒能成為第一，更沒像包拯那樣作為清官典型，被民間文學家塑造成為神。

　　說起來，山西運城附近的解鹽池，是歷史上在著名的“顆鹽”產地，也是宋代的重要稅源。慶歷四年，京西路汝州知州范祥提出建議，要把解鹽的官營體制改為商業運銷體制。這無疑會觸動官僚和官商的共同利益，在朝野內外引起了很大爭議。關鍵時刻，朝廷派包拯前去山西處理，經過認真考察后，他堅決支援了范祥的鹽稅改革。范祥的經濟改革取得了成功，大大增加了國家稅收，在這個問題上包拯功不可沒。

　　好！我們回頭再說包拯的履歷。包拯是今天的安徽合肥人，生在公元999年。《鍘包勉》和《包公賠情》等戲里說，包拯生下來時是一怪胎，二哥二嫂怕這個小兄弟跟自己爭家產。就挑唆父母說，這倒霉孩子長大后會給家族帶來災難，所以就把他遺棄了。大哥看著不忍又把他揀了回來，由大嫂撫養成人，所以他管大嫂叫嫂娘。其實人家包拯小時根本不缺父母寵愛，他的同代人歐陽修，說他“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您說這編戲的人夠多缺德，為了他的戲有賣點，非把人家爹娘說死。

　　包拯小時非常聽話，他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終於在二十九歲時，考中了進士甲科。按照宋朝規定，中了進士后就可以成為公務員吃皇糧。首次當官，包拯被派到建昌縣，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修水任職，但包拯為了奉養年事已高的父母，請求調到離家不遠的和州做官。這一點兒似乎不值得提倡，為了孝敬父母只在家門口做官，這樣搞難免會三個老鄉頂一個公章，不利於政府的廉政建設。就這樣包大爺還嫌兒子離自己不夠近，於是包拯便遵從父命辭職回了老家，來了個零距離行孝，直到父母去世。[NT:PAGE=$]

　　父母死后，包拯又守孝三年沒出去做官，封建社會這叫丁憂。可如果國家確有大項目需要你，朝廷非讓你出山也可以提前結束守孝，這也有一個說法叫做奪情。可也有些人把爹娘的死訊當做隱私來個密不上報，這就是不肯“丁憂”。為啥呢？因為宋代官員的隊伍龐大，最不缺的就是官，你要光在家“丁憂”，立馬就有人頂你的坑，你也就失去了享受高觀厚祿的機會。這就好比坐公交車，本來車上就擠得站不住腳兒了，你還想讓人空出個座位，沒門兒！如果跟這些人相比，包拯為父母守孝，不肯出去做官，至少在人格上還是值得提倡的。

　　話說，守孝期結束后，包拯終於離開家鄉，到安徽的天長縣擔任了知縣。經過這么一折騰，包拯已是四十歲的中年人了。康定元年也就是公元1040年，包拯又出任端州，也就是今天的廣東肇慶知縣。喜好書法的人都知道，端州出產一種有名的硯臺，叫端硯，每年都要向朝廷進貢。由於當地官吏和豪紳層層加碼，端硯的產量雖挺高，可老百姓還是完不成上交任務。於是包拯就下令百姓只要完成朝廷規定的數目就可以了，任何人不得層層加碼搞亂收費，更不能私藏貢品設立小金庫。老百姓有感於包大人的清廉和對百姓生活的體諒，曾主動送他一方硯臺，盛情難卻包拯就收下了，可離開端州時，他還是把硯臺留了下來。

　　可能是由於包拯為官清正，有一定業績，慶歷三年也就是公元1043年包拯上調中央被任命為監察御史，這官雖沒多大實權，卻十分重要。因為，從此包拯在朝政上有了自己的話語權，尤其是可以在干部提拔方面提出建議。實際上，包拯在這期間，也確實對北宋的內政外交政策，提出過許多批評和建議，並且還曾出使遼國，不辱使命地完成了外交任務。

　　三年后，包拯又調任為三司戶部判官。三司是中央財政機構，戶部掌管全國戶口、兩稅等，戶部判官相當於部長助理，協助三司使工作。不久，包拯又下放到基層掛職鍛煉，先后擔任京東、陜西、河北轉運使。轉運使負責一路也就是一個省的財政、監察等行政事務。包拯上任后，非常體察民情，多次建議朝廷減輕百姓賦稅，讓農民休養生息。兩年后，包拯被召回開封，提升為戶部副使。在此期間，他曾受朝廷派遣前往河北解決軍糧問題，經過調查后，他奏請把用作養馬的田地，還給農民耕種以解決他們的吃飯問題。前邊，咱們還說過，他還曾在山西支援范祥改革鹽稅法令，解決了運城鹽業問題，較大程度增加了國家稅收。

　　由於政績突出，使包拯在皇祜二年，也就是1050年被提升為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天章閣是存放國家圖書文獻的地方，待制是個官銜，有名無權，可包拯卻從此落下了包待制的稱呼。知諫院兼任諫官之職比較重要，任務就是向皇帝進諫朝政的弊端，它可以涉及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在兼任諫官期間，包拯對時政積弊，提出了很多革新建議。可能是建議提的太多了，皇上他老人家有點煩，兩年后，包拯又被改命為龍圖閣大學士，這也是個虛銜，從此他又賺了個包龍圖的稱號。並且又一次下放基層，到河北、廬州、池州，江寧等地任職。其實，老包在任高陽關路都部署兼安撫使時，管轄過雄縣、霸縣、滄縣、河間、任丘和天津一帶，也就是說，老包還在咱們天津做過官。

　　直到至和三年也就是公元1056年他才又回到京城，任開封府尹。戲曲里的那些故事，如果真有的話，應該就發生在他任開封府尹的任上。三年后，包拯任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這才真正進入高官序列。第二年升任三司使和樞密副使，行政級別相當於副宰相。但這時，包拯已年過六旬，嘉祜七年也就是公元1062年，病死在開封的工作崗位上。為了表彰包拯同志的先進事跡，仁宗皇帝親自到包家向其遺體告別，並追認他為禮部尚書，賜謚號“孝肅”，所以包拯死后又叫包孝肅。[NT:PAGE=$]

　　包拯的長子比他死得還早，到60歲時包拯娶了一個十幾歲的丫鬟，才有了第二個兒子，所以包公的后代都是這支蔓上傳下去的。這些在合肥包拯故鄉的史料和墓葬中都得到了證明。但過去的正史中都替老包同志瞞著，大概認為說出這樣的事兒，不利於樹立包拯為人剛毅，作風清廉的形象，是在抹黑，所以就為名人諱。其實，我認為這大可不必。

　　包拯晚年在家里立了一塊石碑，上刻《戒廉家訓》：“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在家訓中包拯嚴厲要求后代，不要貪贓枉法，不得欺負百姓，如有人不這樣做，就不是包家子孫，死了之后也不得葬在祖墳里。這一著名的家訓，體現了包拯不謀家族私利，關愛天下蒼生的情操，相比之下剛才說的私生活問題，其實根本算不上啥。要說夫妻之間的年齡差距，包拯包大人恐怕還比不上楊振寧教授。這種事發生在名人身上，那叫人格魅力，人家楊教授根本就不避諱，就是院士大會也敢帶著小婦人去，別人也用不著為名人避諱，“諱”了人家也不領情！咱沒事兒歇會不好嗎？

　　話說回來包公的確是個清官，他常掛在嘴邊兒的一句話就是“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認為“貪污受賄，此弊不去，為患浸深”，所以他當了官后經常“諫言改革，興利除弊”“關心民眾，為民請命”、“嚴懲貪污，廉潔清正”，這也成為史學家們公認的包拯三大政績。當然，他雖是個大清官，可正史上的包公似乎還沒到了能打龍袍，鍘駙馬的地步。這樣的事兒中紀委也辦不到呀！

　　說起戲曲小說中的包青天，恐怕連婦女兒童都知道，過去還有“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的說法。意思是說，如果老百姓蒙冤了，有打不通的關節，甭著急，自有包龍圖包老替你做主。《宋史？包拯傳》中也說：“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

　　說起來包拯所以有這么多粉絲，完全是民間文藝宣傳的結果。胡適先生曾說：“包龍圖包拯也是個箭垛式的人物。古來有許多精巧的折獄故事，或載在史書，或流傳民間，一般人不知道他們的來歷，這些故事容易堆在一兩個人的身上，在這些偵探式的清官之中，民間的傳說不知怎樣選出了宋朝的包拯來做一箭垛，把許多折獄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

　　所謂“箭垛式的人物”，就是諸葛亮“草船借箭”中草人式人物。因為歷史上有許多來歷不明的判案故事找不著主，於是老百姓就來個亂箭齊發，將某種精神寄托和或某種憤激情緒，全都發射到包拯這個清官箭垛子上了。其實這樣的箭垛子同原型有很大距離，就像眼下有關部門，總愛把一百個人的事跡都加在一個典型身上，往往連他自己聽了“箭垛人的事跡”都感動的大哭，最後自己反倒鬧不清報告會上號召學習的榜樣是誰了。

　　顯然，人們崇敬包公，並不是因為欣賞包龍圖斷案的智慧，而是贊頌他對貪官污吏疾惡如仇，敢於碰硬的精神。大約從南宋開始，包拯的名聲便開始在老百姓中廣泛傳誦。宋元話本中已有《合同文字》、《三現身包龍圖斷冤》兩個故事。前者斷的是大伯欺占侄子財產案；后一篇斷的是謀害親夫案，都有點推理小說意味，但包公只作為審判官出場，性格還不夠突出，形象也不夠高大。

　　大約從宋元雜劇開始，熱情的民間文學寫手們賦予了包拯同志寶劍、金牌、鋼鍘等多種殺傷性武器，並且賦予了他可以先斬后奏的特權，而且他還可以出入陰陽兩界斷案，不用辦護照。老百姓看完戲這個美呀，這個解恨呀，可回去該挨打還得挨打，該交罰款還得交罰款。[NT:PAGE=$]

　　具體地說，大力提升包拯同志歷史和精神品位的是元雜劇。如果說宋元話本中包公還只是一位精干的裁判官，那么在元雜劇中，包公就被塑造成了鐵面無私，專跟高官豪強較勁的超級斗士。在元代，有關包公的戲大量出現，現存的一百幾十種元雜劇中，光包公戲就有十多種。比如無名氏的“包待制陳州糶米”、關漢卿的 “包待制三勘蝴蝶夢”、鄭廷玉的“包待制智勘后庭花”、李行道的“包待制智賺灰闌記”、武漢臣的“包待制智賺生金閣”及“包待制智斬魯齋郎”等等。有的戲主角雖不是包公，可他的形象在戲中也很高大。

　　值得注意的，1967年在古墓中出土了明代成化年間刊出的九種說唱包公案故事，如《仁宗認母傳》、《斷國舅公案傳》等，說明到了明代已有連臺講唱的大書，其中斬皇親系列突出了包拯鐵面無私的大無畏精神。

　　明代萬歷二十二年刊出的《百家公案》也叫《包公演義》，可以說是歷史上第一部長篇包公案小說。描寫的重點在“判斷百家公案事跡”，為了湊足一百個案例，不可能有一個中心事件來貫穿全書，因此，書中每一回都是個獨立故事，其中秦香蓮的故事首次在書中出現。這些故事題材取自前代法家公案集、文言筆記、元曲等書籍，然后全都附會在包公身上，達到提高了包拯同志崇高形象的目的。

　　明末清初的話本小說《龍圖公案》，以《百家公案》為基礎，刪去了其中的詩詞評語，仍然是各自獨立的故事。清嘉慶年間出版的《萬花樓》，將史傳英雄演義與公案故事相結合，以反權奸為主題，開創了包公案小說的新形式。但對后世戲曲小說影響最深遠的還是石玉昆說唱的《三俠五義》。這本書是無名氏據石玉昆的說唱“聽而錄之”的，因為是以高大全的包大人為偶像人物，所以又叫《龍圖公案》或《包公案》。在這本書中的包拯已演變成了成熟政治家，既要扶正祛邪，平反冤獄；又要反對朝野豪強攪亂朝綱；還要將離經叛道的俠客們納入封建秩序軌道，為朝廷去效力，簡直把公檢法紀檢監察，甚至牧師的活全包了。因此破案只是小說的框架和引子，重點已轉向俠客們無時不在的懲惡行動，而俠客們既到處張揚自己的個性，又強調遵守朝廷的法紀，成了供大家瞻仰的高大全。

　　到了清末民初，不光武俠小說很興盛，戲曲中也有十幾種劇目移植於《三俠五義》，如《五鼠鬧東京》、《斷后》等等都是。特別需要一提的是，在清代嘉慶年間還出現了大家熟悉的《鍘美案》，經過民間文學的加工，包公的形象越來越高大，故事越來越離譜兒，連人間至高無上的皇帝，陰間無所不能的閻羅都懼他三分。

　　說起來包拯在開封府尹的任上不過三年，他真的有過打龍袍、鍘駙馬，斬包勉的反潮流事跡嗎？這其實是老百姓和民間戲劇家 “添油加醋”的結果。

　　先說斬包勉。我們前面說過，包拯根本不是由大嫂帶大的，也根本沒有管大嫂叫嫂娘這檔子事兒。包拯小時候父母硬朗著那，再說正史里也根本沒有包拯斬親侄子的記載。所以說，斬包勉連同上面說過的包拯被當做棄嬰扔掉的故事，純屬民間文人挑動別人家庭矛盾，制造不和諧因素所為。

　　至於鍘駙馬，我們在前一講也說過，宋代的公主中沒有一個下嫁當朝駙馬的，陳世美是晚好幾百年的清初人，所以，包拯就是把鍘刀掄的虎虎生風，也鍘不下老陳的腦袋。據史料記載，唐宋兩朝“駙馬都尉從五品，皆尚主者為之”。看來，古代的“駙馬”也沒有多大實權，從某種程度上說，不過是一種“宮廷擺設”罷了。犯不上讓老包同志打開殺戒。[NT:PAGE=$]

　　另外，京劇《鍘美案》中還有一個力挺包拯的老相爺王延齡，按照包拯在北宋活動年代，丞相中並無王延齡其人。只有一個叫王旦的人，可能是王延齡的原形。王旦在真宗朝為相時間最長，老成持重，待人接物也較平和，但王旦和包拯並無師生之誼。包拯為開封府尹是宋仁宗時的事，那時王旦已經去世，多年，可見包公上演的“鍘美案”完全是一出關公戰秦瓊式的鬧劇。

　　只有京劇《貍貓換太子》、《打龍袍》好像還能在正史中找到點痕跡。它說的是：宋仁宗皇帝的生母李宸妃生完小皇子后，被劉皇后用剝了皮的貍貓換走了。皇上因此怪罪下來，在好心宮女和太監的幫助下李宸妃逃出皇宮，后來流落到了陳州。仁宗繼位后，包拯到陳州放糧救濟災民，李宸妃在義子的幫助下攔轎告狀。明朝秋毫的包拯，立刻就審清了案由，並從陳州捎回了李宸妃，終於使仁宗母子相認，實現了皇家大團圓。仁宗想到老娘在民間流落多年，受了很大的罪，雖然不能讓包拯對自己血絲呼喇地論鍘刀，怎么也得象征性地打自己幾下，樹立樹立自己的孝子形象呀！包拯多聰明，龍頭和龍體當然不能打，那就打打龍袍吧，這就是京劇《打龍袍》的來歷。

　　宮女們心說，其實每天曬衣服時，甭管龍袍、鳳袍都得打一打，因為這樣省得招塵土，生蟲子。不過這可是個力氣活，就她們那小嫩胳膊、小細腿的怎么打，也打不干凈。這回包大人既然要承包打龍袍的活兒，當當小時工，咱也不能攔著呀。要不是趕上事兒，誰敢用包相爺這樣的小時工呀！那得多高的薪酬呀！這回包相爺自愿打龍袍，省的大家受累，宮女們能不高興嗎？

　　我這雖然是開玩笑，可上面說的那些，也全是民間小說家、戲劇家在逗你玩兒。這也算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了。

　　據宋史記載，真宗皇后劉氏確是一位很有政治才干的人物。可劉后垂簾聽政，歷史上卻非議很多，可事實上她臨朝實行的善政很多。最值得稱道的就是調整政府機構和消減公務員，大大減少了行政支出，並且在興辦學校和科舉考試等方面也進行了不少改革。史稱：“初，仁宗即位尚少，(章獻)太后稱制，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這恐怕跟劉氏出身貧苦，了解民間疾苦有關。

　　《涑水記聞》中說“劉后本蜀人，善播鼗。蜀人龔美攜之入京。”這句話準確介紹了劉后的出身籍貫，等於是為她填寫了一張履歷表。

　　具體地說，劉后原籍益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成都，名字叫劉娥。如歷史所記載的那樣，劉娥卻有一個絕技，就是打撥浪鼓。她打小就沒了爹，由外祖父做主嫁給了窮銀匠龔美。撥浪鼓原本是小販用來招引顧客的東西，還有一個作用就是用來哄孩子。可這玩意兒到了人家劉娥手里，卻打得非常有節奏感，也很動聽，實現了經濟、政治效益的最大化逗樂了皇帝當皇后。

　　話說，龔美因為在成都日子過得不如意，於是就想到東京汴梁來做“京漂”。一開始龔美還以為帶著劉娥是個累贅，沒想到一路上人家打撥浪鼓的絕技卻發揮了重要作用。雖然打撥浪鼓賣唱的名聲不大好聽，可劉娥發揚“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吧”的精神，有力地回擊了來自社會的流言蜚語，勝利地挺進了京城。[NT:PAGE=$]

　　到了京城，龔美的生活過得依然很艱苦，只好讓劉娥繼續在街上賣藝打撥浪鼓。沒想到，劉娥在京城文藝圈兒一炮打響，原來圍觀者見她長得面若桃花，歌喉婉轉，撥浪鼓又打得非常動聽，所以都很捧場，一時積攢了不少粉絲。隨著時間的推移，劉娥在京城雜耍界的人氣越來越旺，連宮里的襄王趙恒都聽說了此人此事。一天他帶著幾個隨從，特意來觀賞劉娥的演出。劉娥一見當朝王子光臨，便使出渾身解數展示絕技，她還不時地挑眉飛眼，暗中傳情。當時只有14歲的趙恒，抵抗精神污染的能力很差，一見這民間野狐纏，魂兒立刻就被人家勾走了。回宮后趙恒立刻派人跟龔美談判，很快談妥了劉美女的轉讓價格，將她引進宮里來。

　　宋太宗聽說兒子趙恒小小年紀便沉溺女色，而且還弄了個二婚頭，感到非常憤怒，立刻下令把劉娥遣送四川原籍勞動教養。趙恒沒法，只好當面答應把劉娥送回老家，暗地里卻將她安排到了幕僚張蓍的家中。張蓍立即讓老婆以娘娘的規格伺候好劉娥，自己卻大張旗鼓地搬到了襄王府值班。張蓍這樣做完全是為了避嫌，他明白劉娥躲到自己家，完全是在搞政治儲蓄。自己要是經受不了引誘，動用了這個人體資源，就離倒霉不遠了。因為，一待時機成熟了，自己就得連本帶利還給趙官家，千萬不能私立美人“小金庫”。

　　后來趙恒果當上了皇帝，他就是宋真宗。他的第一個老婆就是前邊咱們說過的潘美的第八個女兒，還沒等趙恒當上皇帝就死了；第二個老婆郭氏雖然熬地當上了皇后，可不久也死了；就這樣劉娥這個潛力股，終於變成了一個炙手可熱的漲停板。

　　經過這么多年的磨折，雖然天遂人愿，可劉娥也到了生育困難的中年，所以她做夢都想有個皇子，以便確保自己在后宮的地位，並最終成為皇后。后來她發現侍候自己的宮人李順容有了身孕，於是就打起了李代桃僵的主意，所以李順容生子之后，劉娥馬上就派人把他抱了過去，收為己子。李順容見兒子還沒睜開眼就被人抱走了，雖然心如刀絞，但她卻不敢流露絲毫的不滿，否則不但自己性命難保，還會給兒子帶來災難。但也有人說，這是李順容在進行的特殊人力投資，因為她明白把兒子送給劉后代養，就等於搭上了時速500公里的命運“高鐵”很快就能當上皇帝。

　　后來宋真宗死了，仁宗趙禎即位了，那時他只有13歲。由於宋真宗臨死前曾有：“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的遺詔，所以劉娥得以垂簾聽政多年。仁宗即位，李順容也在這一年病死了，不過劉皇后並沒有迫害李宸妃，更沒干“貍貓換太子”的怪事，因為沒這個必要，抱來兒子代養，完全是真宗默許的。

　　不過，已垂簾執政多年的劉太后，確實想按一般宮人規格，對李妃來個喪事從簡。這時，宰相呂夷簡找到太監羅崇勛說，你要倒霉了你信嗎，你要倒霉了你信嗎？不知道當今皇上是李宸妃的親生兒子嗎？如果你們對她喪事從簡，等他兒子親政后肯定收拾你們。羅崇勛忙問，那怎么辦？老呂說，得用皇后的服飾給她下葬呀，千萬別在這事兒上省錢，老話不是說，省著省著，窟窿等著嗎！你們不按我說的辦，有你跳冰窟窿的那天。羅崇勛一聽很害怕，馬上轉告了劉太后，呂夷簡還是不放心，又直接找到了劉后說：“您對李宸妃絕對不能搞喪事從簡，難道您日后不想保全劉氏宗族嗎？”劉后一聽也驚出了一身冷汗，立馬下旨厚葬李宸妃。

　　明道二年，劉太后死了，宋仁宗親自執政。他的叔叔，曾經的“八千歲”趙元儼，別有用心地告訴了趙禎一個20年前的出生秘密：你的生母是李宸妃，她被迫害致死並草草埋葬。宋仁宗一聽，非常氣憤，立即下令開棺檢查。可開棺后，卻發現母親被殮以水銀，穿的也是皇后冠服，於是就感嘆道：“人言豈可信哉！”。事情既然如此，他也就沒有實施報復，並厚待了劉太后族人。[NT:PAGE=$]

　　說起來，宋代垂簾聽政的並不止這位劉皇后。其實，兩宋曾有九位后妃因形勢需要主持過大政。比如英宗朝的仁宗曹皇后；徽宗朝的神宗向皇后；恭宗朝理宗謝皇后；端宗朝的度宗楊淑妃等等。其中苦大仇深的劉娥劉皇后聽政最長，有11年之久，最短的吳皇后則只有4天。

　　后妃參與政治是中國歷史上一個不可避免的現象， 由此導致外戚干政的在歷史上屢見不鮮，然而只有宋代沒有造成后妃篡位，外戚篡權的大動亂。相反，宋代后妃們主政，往往有效發揮了穩定政局、延續政權統治的作用，而且她們還具有居功不傲，功成身退的高風亮節。這在中國歷史上實屬少見。說起來，根本原因就在於，宋代開國之初就確立的“皇帝士與大夫共治天下”的基本國策。在這個基本國策框架內，朝臣對后妃與政的“進”與“退”掌握著相當程度的主動權。當需要穩定政局、 輔佐幼帝時，士大夫就會積極支援后妃參政；一旦幼主長大，具有了執政能力，朝臣又會堅決要求后妃歸還權利。這樣的制度制約機制，出現在一千多年前的宋代，高，實在是高！

　　剛才咱們說到，趙宋皇室之所以避免了一場血腥的宮廷仇殺，既有朝臣呂夷簡、范仲淹善意調解的結果，又跟劉后受制度約束，不敢肆意妄為有關。這一宮廷事件的解決跟包拯沒有任何關係，因為那時他還在家鄉做七品芝麻官那，就是想制約后妃專權，管皇上家閑事兒，也靠不了前兒。

　　話說回包拯。他在開封府的時間其實很短。就是他積極辦案，別人也全力配合，也辦不完諸如打龍袍、殺趙王、鍘駙馬，斬包勉等通天大案。查《宋史。包拯傳》只有一起審理割牛舌的案例，還是包拯任安徽天長縣知縣時干的。就是這樣一個小小案例，《宋史》還記在了倆人名下，就是發勞務費也得對半分，包拯想獨吞都不可能。

　　皇上家的閑事關不了，破案的事兒不內行，但包拯在打擊權貴，減輕農民負擔方面還是做了一些工作。包拯任監察御史時，轉運使王逵向皇帝告狀，說陳州地方官任中師盤剝農民多收錢糧。人們都知道任中師廉潔，王逵是個貪官，這是否是惡人先告狀呢？於是朝廷就派人去調查，許多人都畏懼王逵的權勢不敢去，包拯為了弄清真相，為民除害，毅然來到陳州。經過調查掌握了證據，回到東京向皇帝報告；對農民任意搜刮，引起民怨沸騰的正是那個王逵。在包拯的要求下王逵被撤職，並將多收的錢糧還給了農民。元雜劇“包待制陳州糶米”及后來的戲劇《陳州放糧》都是根據這件事兒，加以呈現虛構而成的。

　　元雜劇其實很有現實性，它和描寫現實的元曲，如張養浩的《山坡羊》一樣，巧妙地用歷史題材，表現了“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的社會現實。這時因為，元代不同於別的皇朝，它的全部統治就是游牧民族的軍事占領。蒙古酋長以軍人為地方官，根本不懂得啥叫吏治，因此要說元代吏治腐敗，倒是抬舉人家了。因為酋長們根本不懂什么行政管理什么吏治，也根本沒有讀過MBA或 EMBA工商管理，有的連漢語都不懂，只得把刑事案子交給漢族小吏，讓他們直奔主題。自己的工作就是準備好錢袋子裝錢。在鐵木爾大德七年，一次就查出了一萬八千四百多貪官污吏，四萬五千八百多錠贓鈔，五千一百多個冤獄，有勢力的贓官還不包括在內。元雜劇對他們罪惡的暴露，很多是通過包公戲來曲折反映的，包公傳奇的出現並不斷被神化，新故事不斷地被演繹出來，說明宋以后的吏治，真的是黃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了。這也說明輿情力量的強大改變不了現實，我就在戲劇中表達自己的好惡與愛憎。

　　包公戲之所以越演越熱鬧 還因為包拯不像其他清官，如范仲淹、蘇軾那樣多災多難。他總是穩坐高位，危難之時總能逢兇化吉，很適合中國人好人有好報的心理。老百姓想得也對呀，你連自己都保護不了，我們怎么拿您當保護神呢？在是非不分的封建社會里，作為民間正直之神的包公，會給人們帶來希望，有助於人們在苦難的生活中堅持下去。包公成了他們受欺負時無奈的心里安慰，有時再吼兩嗓子有關的戲文就更痛快了。其實包拯活著的時候，大概也不會想到自己會成為清官的形象代言人。

　　說起來，老百姓對“清官包公”的塑造，對於整個封建官僚體系來說，是一個絕妙的諷刺，它像一面鏡子照出了貪腐者的貪婪和卑鄙，按說為官者應該極力打壓才對。可相反官府卻采取了相反的態度，宋代以后，各朝各代為他修廟、修故居、修家譜，從官方的角度為包公重塑金身。想想，這一點也不奇怪，完全是統治的需要，其形成過程與基督教的形成過程非常相似起初被官方所打壓，后來又極力被推崇。

　　其實在正史里，包公也並不都是正面形象。據史書記載：奸臣張堯佐因侄女張貴妃被仁宗所寵愛，所以張貴妃就向仁宗大力推薦自己的堂伯父張堯佐做宣徽使，包拯起初跟張擇行、唐介等人“共論之，語甚切”， 《曲洧舊聞》里甚至說，仁宗的人事提議剛一出口，立即遭到包拯的反對。當時老包情緒激動，“反復數百言”，唾沫星兒都濺到了仁宗臉上！

　　回到后宮，貴妃馬上前來慰問謝罪。仁宗一面用袖子擦臉，一面抱怨：“包拯向前說話，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豈不知包拯為御史乎？”可后來看到皇上固執地力挺張堯佐，包拯又釜底抽薪，來了個360度大轉彎，跟老張達成了政治妥協，害的唐介被撤職流放，自己卻連連高升。這倒很像小說《萬花樓》中，包拯審判的那個徇情枉法的案例。小說中包拯有一個不能善始善終的同窗好友，行為方式倒是跟當時的包拯很相像。所以封建政治生態中的包公，不可能事事干的磊落，也不可能是個高大全，因為人們誰都明白戲里的包公，在現實中其實是沒法活下去。如果事事鐵面無私，專跟皇親國戚、高官顯貴作對，上上下下得罪個夠，連自己都保護不好，還能保護誰呢？可能包拯也理解，仁宗再廉潔自律，給老岳父的堂哥安排個官做，也算是人之常情。皇家的官不給皇上的親戚做，給誰做呀？肥水不流外人田嗎？老百姓都懂，老包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