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股評論：后全球化的中國

導讀：財經撰稿人達斯(Satyajit Das)在MarketWatch撰文指出，對於中國而言，全球化發展方向的逆轉反而有助於解決一系列的問題，因為眼下的發展模式已經讓中國吃了不少或明或暗的虧，關鍵在於，中國必須能夠真正調動起國內需求。

以下即達斯的評論文章全文：

中國的重商主義模式問題愈來愈大，經濟增長速度日益減緩，而各種弱點卻逐漸暴露出來。或許，中國會發現，因應全球環境的變化，將視線聚焦國內才是個更加合適，收效也會更大的選擇。

事實上，如果經濟方面的各種壓力導致自給自足模式在全球大行其是，美國、歐洲和中國都將發現，對於他們而言，封閉的經濟其實是一個很現實的選擇，只是大家的原因各自不同。本文當中，我將剖析中國的情況。

中國的政策處境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主要貿易伙伴的經濟問題所決定的。由於歐洲和美國本身的經濟增長出現了問題，針對那些市場的出口已經很難繼續推動中國的增長了，至少很難提供不久前那樣強勁的動力。中國不得不依賴國內的發展，只有這樣他們才能獲得經濟的強勁增長，才能確保社會的穩定和共黨的統治地位。

專注於國內的做法可以幫助中國重新恢復經濟的平衡，將驅動力量從出口和國家主導的債務融資投資逐漸轉化為更高的消費。

在金融危機之前，美國從中國進口各種商品和服務，以低利率的美元債務來應對這種開銷。中國的3萬4000億美元外匯儲備主要是投入了美元、歐元和日元的政府債券及其他高品質證券。

這些投資的價值正在遭受損失，這一方面是伴隨發行者的信用等級調降，債券的違約風險增加的緣故，而另外一方面則是因為貨幣所屬國通過金融工程學手段在進行相對於人民幣貶值的操作。中國如果試圖清理這些儲備資，則必然會導致這些證券價格的大跌，同時使得人民幣對這些儲備貨幣匯率急升，結果只能帶來更大的虧損。

對於自己儲備價值的縮水，中國的憤怒與日俱增。2012年6月《金融時報》的一篇文章當中，中國主權財富基金中國投資公司監事長金立群和倫敦經濟學院助理教授金刻羽對歐洲債務危機進行了批評。

“從危機的一開始，中國就對歐洲請求支援的呼聲做出了積極和堅定的回應。可是，中國不應只是被視為歐元區排位較低的，只是在緊急情況下應急的債權人，而應被視為歐洲重要的和負責任的股東。在任何債務重組當中，中國都應該得到和歐洲央行同等的地位。”[NT:PAGE=$]

減少對外貿易可以允許中國在長期內逐漸減記其投資。這樣也可以讓進一步投入資金以支撐現有投資的需求最小化，釋放出資源來滿足內部需求。

事實上，中國和他們主要的貿易伙伴，雙方都愈來愈清楚地意識到，要延續既定的安排，其實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2012年7月在墨西哥舉行的二十國集團會議上，中國明確表示，他們不會再像過去那樣，在危機最初階段進行大規模銀行放款來支持中國和全球經濟增長。中國不再願意採取步驟，承擔起終極消費者的責任，也不再願意向外國企業開放他們的市場，引來發達國家對中國的政策做出愈來愈多的批評。

中國已經意識到，如果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對外貿易能夠帶來的好處正在日益減少。

經濟政策、貨幣匯率、貿易實踐、政治系統和外交政策等方面所遭受的外部壓力讓他們愈來愈感到不滿。在中國看來，發達國家在對待自己這樣一個大國時所表現出的虛實在令他們厭惡。

一定程度上說來，經貿往來的脫其實正是中國與自己貿易伙伴之間關係日益土崩瓦解的物。

為了維持自己的發展，中國已經讓食品和能源安全獲得了最優先的地位。通過對外國供應商的針對性投資——比如在非洲，中國正在獨立採購食品和能源。有些情況下，這些投資同樣有助於保證中國食品和服務的外國市場。

對中國而言，政策的轉向意味回歸傳統的自力更生模式，而減少對外貿的依賴。正如十九世紀的英國駐華商務特派官員赫德(Robert Hart)所寫：“中國擁有世界上最美妙的食物，最美妙的飲料——茶，以及最美妙的服裝——棉、絲綢和毛皮。擁有了這些和其他數不勝數的本土品，他們並不需要到其他地方去買哪怕一個便士的商品。”

事實上，在中國的歷史上，對外貿易與其說是常態，還不如說是例外。(子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