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對打車軟件設立行政門檻值得商榷

觀察家

打車軟件是市場行為，既可以通過充分競爭，實現優勝劣汰，也可以通過政府監管，達到間接管理的目的，而不必實施前置性備案許可。

從7月1日起，《北京市出租汽車手機電召服務管理實施細則》開始正式實施，該細則首次以行政法規的方式，將手機電召出租車服務納入到全市統一的電召平台，以備案的形式確立了電召服務準入門檻，並以“統一收費標準”的形式叫停了電召“小費”收取。

通過該細則的相關規定可以看出，主管部門對打車軟件的態度，既不像深圳那樣的排斥，也沒有像國外打車軟件市場那樣的給予自由，而是選擇了用行政法規規範發展的道路。這一細則推出了信用評價體系，這無疑是建設征信社會的重要標誌，同時，細則引入了顧客對司機服務態度的在評價功能，強調了消費者的批評權和監督權。這些都是亮點。

不過，這個細則畢竟是一部行政法規，不應該過多干涉本屬於市場化運作的打車軟件，更不應變相設立行政許可，人為造成壟斷，破壞正常的市場競爭。

比如，規定所有打車軟件，都必須接入“行業統一的電召服務平台”，這無疑是對打車軟件的“釜底抽薪”，客觀上造成手機電召“淪落”成為傳統平台的輔助性工具。在叫車服務中，用戶通過打車軟件，直接對口出租汽車，遠比通過平台周轉一圈的方式，更為有效率和低成本。這樣的立法是不科學的，既沒有從消費者的角度考慮，也沒有從鼓勵打車軟件發展角度來考慮。

與此同時，細則還取消了打車軟件的加價叫車功能，並要求未經許可不得擅自採取任何方式嵌入廣告等內容。這進一步堵住了市場化打車軟件公司的盈利空間。本就商業模式不明朗的打車軟件，未來何去何從，令人擔憂。

而且，以備案的形式要求打車軟件運營商，事先要獲得主管部門的許可，這在性質上，屬於變相的設立行政許可，這與《行政許可法》相關規定不相符合。《行政許可法》第6條，規定了設立行政許可的原則是便民原則和提高效率。對打車軟件實施前置性備案許可，無論如何也看不出來對便民和高效有什麼幫助。

雖然《行政許可法》第12條，列舉了可以實施行政許可的幾種類型，但是，該法第13條也明確規定可以不設立行政許可的範圍，作為第12條的補充：“對公民、法人能夠自主決定的；市場競爭機制可以調節的；行業組織和中介機構可以自律的；行政機關可以採取事后監督的”。

打車軟件是典型的市場行為，既可以通過充分的市場競爭，達到優勝劣汰的效果，行政機關也可以通過事后監管，達到間接管理的目的。所以，細則對打車軟件設立的備案許可制度的立法，有行政壟斷之嫌，確實值得商榷。

朱巍(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