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茉楠：中國創新的強度整體偏低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處長  張茉楠

    和訊股票訊息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主辦，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協辦的“新時代，新格局，新智慧——‘十三五’規劃思路及2049戰略研討會暨民新指數發布會”12月21日於北京萬達索菲特大飯店隆重召開。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處長張茉楠認為，中國經濟創新競爭力還是處於整體全球的競爭水平的中下游，中國創新指數排到全球19位，雖然比去年上升了一位，但是跟中國經濟的整體實力和體量來講還是嚴重不匹配。

全球創新指數表明中國新興經濟體雖然是領頭羊，但是全球水平處於19位。創新的強度整體偏低，特別是戰略新興產業和一些高技術產業的創新強度還比較低。中國我們產業的附加價值雖然高於一些新興經濟體，但是還處於全球的中下端或者中末端的發展水平，特別是金融危機以來，很多國家，比如像美國、歐盟、日本這些發達國家紛紛制定了創新的增長戰略，一些新興經濟體，巴西、俄羅斯，韓國這些國家也不斷的展開創新的競賽，這實際上從戰略層面對中國的創新的態勢形成了非常大的戰略性的擠壓。另一方面，從中國自身的技術整體水平來看，也跟很多國家存在技術差距和技術鴻溝。要改變現在我們在國際分工當中末端的位置，中國改革和創新還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

以下為張茉楠演講實錄：

張茉楠：各位嘉賓，大家上午好，我作為一個最後的發言嘉賓確實特別有感觸，尤其剛才聽到姚司長的課題確實振聾發聵，我們今天談的很多問題已經不是局限於中國經濟本身的問題，很多問題是上升到人類未來發展的這樣一個命運相關的問題。能夠站在這里共同探討未來十年，甚至二十年，甚至到2049年人類發展的趨勢，對我們今天來講是特別有意義的。

人類社會，特別經濟是一個社會系統，往往又是一個自然系統，自然系統本身是不可避免的要走向衰老，或者面臨種種能源、資源各種約束，對於人類社會來講，它如何突破物理上的，甚至自然的瓶頸，要回到人類主觀能動性上來，通過創新不斷的打破我們原有的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束縛，需要一種新的動力和新的增長機制。

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的戰略轉型，我們一直以來談中國經濟要創新驅動，但是在現在這樣一個歷史節點上，特別面臨內部、外部的重重壓力下，創新已經不僅僅是驅動的問題，更應該上升到以創新為本去重新塑造中國的國家優勢。我們提出中國未來要創新立國。中國如何在新的新常態和新的格局下來推動國家創新能力的提升。最後從人口結構看中國如何促進創新發展。

新常態不僅僅是拋開中國經濟增長的發展階段，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特別是中國經濟的理念、思維也面臨一個新常態，我們都知道改革開放以來，頭35年中國的經濟一直都是利用比較優勢的趕超式的發展戰略，今天重要已經成為大的經濟體，中國作為一個全球性的大國我們如何從大國走向強國，更應該從新的理念，新的發展思路和新的動力機制上重塑國家的競爭優勢，那就是我們要樹立全面超越的戰略性思維。從經濟內在的發展要素來看，我們頭35年一直是高投入，高消耗和低效率的發展趨勢，從現在來看，中國經濟增長如何避免過度下滑更應該從要素投入向科技進步和以創新為主的增長方式。我們的研究表明，很多國家它的生產，特別是通過技術創新或者人力資本，充分達到，全球的gdp有可能是今天現在水平的3.5倍。但是很多新型經濟體往往達不到這個程度就是這些國家靠高投入驅動經濟增長，而不是靠經濟增長的內在創新驅動來實現發展。

從產業的角度，我們歸結為四大特點，中國經濟還是以工業化為主導，現在經濟增長動力可能是要由現在的以房地產為主導的發展趨勢向未來依靠服務業、創意產業或者高加工的深度的制造業驅動而轉型。

從產業技術，談到以往的傳統技術，包括王廣宇董事長說的資訊技術、大數據、互聯網、物聯網，我們現在真正驅動產業發展的內在的技術創新優勢。

從市場發展的空間來看，中國現在全球價值鏈地段地位必須要發生改變。從國家的政策引導來看，就像剛才談到，也要從追趕型的產業政策向競爭型的產業政策進行全面超越發展。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創新領域中國高投入低效益狀況同樣出現，中國從投入端的角度來講，中國研發增長一直是處於15%這樣一種高速發展水平，如果按照當前的增速來看，到2022年有可能超過美國的投入增速。

從另一個方向來看，我覺得創新不僅應該看投入端，更應該看產出端，我們把創新系統分化的來看，從創新投入到創新產出，再到經濟產出，中間處於一個黑箱，為什么很多國家，像瑞典、日本，這些都是創新的大國，但是他們在經濟產出方面確實增速整體來講比較低，就是因為實際上他們在整個產業或者創新進入商業化過程中還存在著種者壁壘，阻礙了從創新產出到經濟產出這樣一種轉換過程。中國經濟創新競爭力還是處於整體全球的競爭水平的中下游，中國創新指數排到全球19位，雖然比去年上升了一位，但是跟中國經濟的整體實力和體量來講還是嚴重不匹配。

全球創新指數表明中國新興經濟體雖然是領頭羊，但是全球水平處於19位。創新的強度來看整體偏低，特別是我們戰略新興產業和一些高技術產業的創新強度還比較低。中國我們產業的附加價值雖然高於一些新興經濟體，但是還處於全球的中下端或者中末端的發展水平，特別是金融危機以來，很多國家，比如像美國、歐盟、日本這些發達國家紛紛制定了創新的增長戰略，一些新興經濟體，巴西、俄羅斯，韓國這些國家也不斷的展開創新的競賽，這實際上從戰略層面對中國的創新的態勢形成了非常大的戰略性的擠壓。另一方面，從中國自身的技術整體水平來看，也跟很多國家存在技術差距和技術鴻溝。要改變現在我們在國際分工當中末端的位置，中國改革和創新還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

中國一直以來經濟增長都是靠后發優勢，但是創新領域中國的后發優勢並不突出。后發優勢又是影響一個國家從趕超到全面超越發展階段的最重要的因素。所以，中國如何把這種后發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是中國未來面臨的一個非常大的問題。通過我們的研究發現，其實中國在關鍵領域，或者在關鍵技術方面的技術消化吸收能力嚴重不足。以裝備制造業為例僅是1：0.05，百分之百的產業轉化僅有0.05%是真正轉化為生產力或者自主創新能力，中國未來的發展要想從后發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提高我們消化吸收再利用或者自主創新能力是一個非常大的瓶頸。

創新人才的優勢。從當今社會的發展來看，經濟全球化已經從原來的資本全球化、技術全球化而轉化為人才的全球化。當今國際人才非常激烈競爭的情況下，美國像歐洲、日本紛紛制訂國家高技術人才，特別吸引海外人才，中國的人才培養確實面臨非常大的優勢和競爭。

所以，未來的中國經濟，我覺得特別是從創新系統來講，一定要整合我們的系統創新能力。作為國家層面來講，如何能夠把管理效率提升為激勵效率還是需要在制度供給上做文章。比如很多國家，我們總結出來他在國家創新體系方面有許多普遍性規律和共性規律，人才孵化方面，在創新的投融資體系方面，以及知識產權保護和成果轉化方面都有非常成體系成系統的創新支撐體系。所以，對中國政府來講，在創新方面並不是無所作為，更應該有為，特別提高整體社會創新的激勵效率和活力。

第一，加速科技金融體系建設。我們認為國家樹立創新驅動方面事實上應該更快的把各個體系之間的這種分隔或者阻礙打通。從當前情況看，要加強金融對實體經濟特別對創新的支撐能力。國家在企業的研發產業化投入方面，在整體的科技信貸和資助方面都應該有創新的經營模式。我們建議更應該針對創新本身高風險的角度來成立或者創建比如科技發展銀行或者科技投融資體系來真正的有匹配性的，有針對性的支援創新的發展。

第二，國家要面向市場做應用體系的構建。因為我覺得創新是一個系統的系統。從當前的發展來看，就像剛才六大體系，它不僅僅是一個各司其政的要素，更應該國家在整體上有一個頂層設計的戰略規劃。我們認為現在國家應該做一個創新立國的整體的發展設計。

第三，從剛才的角度來看，如果面向市場的話，其實更應該提升中國科技產業的成果轉化效率。我們剛才談到成果轉化效率是非常低的，在未來中國如何通過創新的體系來支援我們科研成果的轉化，實際上是未來一個重點發展路徑。

第四，從合作主體來看，應該由原來的產學研合作，進而發展產業聯盟，特別是通過這種全球化的創新來提升中國在國際上的創新合作的能力，形成全球的創新網絡，在更大范圍，更大層次上利用全球的創新資源和技術資源。

這是剛才談的國家應該重塑系統創新的組織能力，能在整體的系統構建上有更多的戰略性的舉措。

剛才姚司長也談到中國經濟已經步入超老齡化的社會，人口紅利，特別是人口要素紅利已經不可避免的形成一種不可逆的趨勢，中國如何從數量化紅利轉化為人力資本紅利，這是未來中國在超老齡化社會，甚至在老齡化社會當中必須要面對的問題。比如說我們現在企業研發的問題，資本支出的問題，其實更應該投入到人力資本的投資。比如美國2013年的時候就調整了美國的gdp的統計核算，把它的rnd和人力資本納入到新的國民經濟統計核算中，中國經濟國民統計體系也正在向這個方向發展，今年統計局已經把我們資本支出研發納入進來，未來以人力資本為導向，以創新為導向和科技為導向的新的國民財富體系是未來中國經濟應對經濟增速放緩或者人口要素不可逆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性支柱。這也是今天新供給站在這樣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能夠提供給中國經濟一種新的思考，新的智慧和新的發展模式。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