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基因的風險溝通：我們為什麼選擇信和不信

新浪科技訊 北京時間27日消息，恐怖主義、自然災害、核電站、轉基因技術，當這些名詞出現的時候，人們往往會聯想到“風險”這個詞，生畏懼的心理，並且談之色變。但當把同樣的問題放到科學家面前時，又往往得到這些都不值得擔心的結論。實際上，其中一些的風險遠沒有人們感覺得那麼大，而另一些的風險可能又被人們低估了。事情的風險程度不僅僅與事實有關，還取決於人們對於事實的感受。

David Ropeit是一位風險交流方面的諮詢顧問與演講師，現任哈佛大學進修學院環境管理項目的教員，曾編著《到底有多大風險？為何我們的恐懼並不與事實一致》等書。日前，他接受了記者的採訪，以受人關注的轉基因作物為例，幫助我們來理解，我們為什麼會對一個問題感到過度的害怕，超出了應有的程度。他從心理學上探討了人們針對這一話題爭議不斷的來源，並對溝通策略提出了建議。

在採訪之初，David強調，他雖是應美國大使館要求而來，但並不代表美國大使館或美國政府的立場，甚至也不是以美國人的身份法。另外，對於具體的轉基因技術，David強調他或許有自己個人的觀點，但今天並不摻雜這些，只是談一談人們認識這件事背后的心理學解釋。

人們相信誰？美國公同樣不相信轉基因

有些人本身可能不是太懂轉基因是怎麼回事，但面對專業的轉基因科普的文章或報導，卻並不怎麼相信，而是表達“事情並不是這麼簡單”。Ropeit先生認為，這個現象在每個國家和地區都普遍存在，美國尤其如此。

Ropeit認為，大腦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幫助確保生存。每天早上醒來，大腦就要發揮一系列作用，確保我們能安全地活到晚上睡覺。對於一切外在問題，每個人都沒經歷過足夠的培訓來形成足夠的專業背景，以支持我們能恰當地理解問題；人們也沒有時間查詢、學習。大腦的本能不會去做過度的思考，因為思考本身也是要消耗能量的，所以一個問題是否會對我們造成威脅，這個威脅有多嚴重——比如對於轉基因技術，人們更會依賴於自己的感覺和本能做出判斷。

其一，人們的一個趨向，就是對於人造風險的害怕程度，要高於對自然風險。特別是，當人們已經目睹了人類技術對環境造成了嚴重破壞，目睹了現在空氣、水的污染，人們對於人類自身開發出的技術就更為敏感，擔憂也更為明顯。

其二，最初信賴的是哪些人，會成為人類做出判斷的一個重要依據。技術公司都是要逐利的，比如孟山都、杜邦、先正達這樣的轉基因技術開發商，他們要靠品賺錢，人們就自然而然地不信任這個品。其實這與品本身可能沒什麼關係，而是源於對這家公司的不信任。人們也一般不相信政府，因為政府不尊重人們的感受，只是強制下達各種命令，人們覺得政府不站在自己一邊——美國就是如此，歐洲、巴西、日本，到處都一樣。人們會相信自己的朋友，願意相信環保組織，比如綠色和平，因為他們的宗旨是要拯救所有人。人們願意聽取他們的意見；而對於科學家和科技公司的意見就較少採信。但我們可能沒有意識到，朋友也好，環保組織也好，他們的意見也包含了他們自己的價值觀，同樣無法做到完全的客觀。但是我們就是相信，因為我們覺得他們是站在我們這邊的。另外，一些心理學上的解釋認為，人們對於那些“看不見摸不”的技術，容易生較大的恐懼感，比如化學物品、農藥、核技術、用於食品的生物技術等等。

其三，如果一個風險是強加到我們頭上，而非我們主動去承擔的，我們也會對其生更多的擔憂。如果能夠自主地選擇，比如選擇是否食用轉基因食品，人們對這些品往往就不會有那麼高的恐懼感。如果對有沒有轉基因成分不知情，人們就會覺得這是生物公司把風險強加到我們頭上，從而對轉基因技術更為恐懼。

最后，就是人們會趨向於依從身邊旁人的做法。人類都是社會性動物，通過彼此依賴生安全感。和群體中的其他個體保持意見一致，是增強安全感的一個來源。如果一個科學家展示一個事實，但這一事實和群體的整體感受對立，那麼這種群體感覺會占上風。另外，每個人都為自己的國家感到自然，都希望自己的國家強盛，在這種心理的影響下，如果某種風險來自於其他國家或地區，就容易形成與“整個國人”保持一致的審視問題角度，這會讓我們生安全感。

對於恐懼的恐懼：為何有些人反對強制標識轉基因

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如果標識轉基因食品，會給人一種“之所以標識，是因為它有風險”的暗示，不利於轉基因業的發展，因而持這種觀點的人反對標識。

Ropeit認為標識的意義是給消費者一種選擇；這種選擇也是另一重保障。把成分都標出來是一種姿態，向消費者展示這裏面沒什麼可隱藏的，這不會影響品的銷售。另外，強制標識引起消費者的恐慌情緒，這一看法並沒有得到證據支持。在美國和瑞典，曾在消費者中做過調查——標識信息是否會影響你對商品的選擇，結果表明強制標識並不會造成或加劇消費者對商品的擔憂，也不會影響是否購買。

對於轉基因支持者而言，人們對轉基因技術的恐懼感，才是他們真正懼怕的，而這才是他們反對強制標識的真正心理來源。Ropeit把這種感覺，稱之為“對恐懼本身的恐懼”。的確有些人會害怕強制標識，但也會有人認為，正是因為給了消費者自主選擇的可能，才會讓消費者覺得“敢標識出來就明心裏沒鬼”。在美國，對強制標識問題有完全相同的爭論，其根本還是對恐懼本身的恐懼。

美國政府在轉基因食品標識方面沒有相關的法律有規定。其原因在於，科學實驗認為轉基因食品和普通食品並無安全性上的差異，故而沒有要求強制標識的理由。雖然有些公司會聲明其品100%沒有轉基因成分，但只是一種吸引消費者的手段。

在美國，標識的做法是寫明諸如“本品使用了轉基因技術種植的作物，詳細信息請掃描二維碼”等。標籤很小，只作為給消費者提供一個入口，欲知詳情可上網了解。擔心標注帶來的影響，其實只是問題的一個角度。在標識問題上，歐盟就犯了個錯誤，但當時公司擔心如果一下都所有品都標識，可能都賣不出去。所以他們一個一個地標，結果使得類似綠色和平等反對者把所有火力都集中在了那一個品上，把它踢出市場。現在的結果就是，整個歐洲市場沒有轉基因品了。一個可能的策略，就是生物技術公司在標識時，在同一時刻標識所有品。美國政府現在就是這樣建議公司的。

記者舉例子，現在有些食品，本身根本不涉及轉基因技術。比如花生油，中國現在沒有轉基因花生，但廣告裏還是會抬出“不含轉基因”的旗號。對於這一問題，Ropeit在美國也一樣，法律對此也沒有規定。這其實很好地解釋了世界上每個政府都在面臨的問題——並非科學上的風險性問題，而是人們的一種心態、情緒和價值觀，是這些讓人們得出結論。但是，這種情緒和價值觀同樣是真實的，同樣需要得到政府的和技術公司的充分尊重。只是這種感覺，還是要和嚴謹客觀、開放的科學討論區分對待。正是這種情緒的摻雜，使得現在越來越難以進行一些真正客觀、開放的討論。

轉基因風險溝通：公的情緒必須得到充分尊重

如果實行轉基因食品強制標識，公將擁有知情和選擇的權利，這會在一定程度上減弱恐慌心理。但相關技術的接受度未必有所加強。這是一種可以想見的局面：強制標識以后，能夠接受的人選擇相信，而懷有疑慮的則仍然不信，各自選擇買與不買就好了。這表面上達到了相安無事，但轉基因技術事實上並未被更多地接受，而這種情況顯然是科學家和支持者們不願意看到的。

在Ropeit先生看來，這是個非常完美的假設問題。沒錯，還是會有人感到恐懼。消費者群體會由此分化。接受品的人，會影響他周圍的人，品的接受度也會慢慢上升；而公司和科學家關注的、最擔心的，就是那些依然對品持懷疑或不接受態度的人。就像前面的，他們真正恐懼的，依舊是恐懼感本身。

這其實也關係到具體涉及到哪一種品。比如，如果人們真的是很想吃薯片，他就不太會受到這種標識帶來的潛在風險影響，因為他就是想吃這個薯片(豁出去了)。但如果這個標誌的品是嬰兒用品，情況就不同了。如果涉及的是那些我們離不開的食物，比如大米、牛奶、豬肉，我們的心態又不一樣。所以品本身也是影響我們的一大因素。

但如果政府要求強制標誌，會向公釋放一種信號，即尊重公的知情權和選擇權。這種尊重感，能夠幫助政府更好地就轉基因技術和公進行溝通。只有尊重這種情緒，才能贏得公的信任和接受。Ropeit先生，這個觀點對美國政府也一直在提，但現在還沒什麼積極回應。但他們也再考慮相似的問題。美國政府覺得這技術對健康、環境、經濟等有好處，而且能提高農民收入，但也擔心消費者的情緒和反應。

Ropeit先生介紹到，美國人其實已食用轉基因食品有15年了，但他們不知道，沒標識嘛！大多數湯料和大豆都是轉基因的，沒有標識。美國沒有將新技術先在別國實驗看看是否安全，而是直接就給自己的消費者用了。美國消費者對此沒覺得有什麼問題——因為他們根本沒這種意識，他們甚至沒聽過轉基因這件事兒，也不知道背后有這些爭論。他們要是想買薯片，自然還是會買。

風險和情感是很好的故事 但不是嚴肅的科學討論

美國的媒體和輿論在談及轉基因時，跟對待埃博拉、恐怖主義、飛機失事這類很嚇人的事兒的反應一樣。很多媒體的報導重點，也是在人的恐懼心態上，更注重人的感情，以及關於轉基因的那些意見衝突。但一些科學媒體和記者，會挑戰人的害怕情緒，表示這種害怕只是在忽略那些科學上的證據，這類媒體還是會從科學上進行闡釋。但人們獲取信息並不一定從媒體，還會從朋友那裏，朋友對個人信息的獲取有更大的影響。

Ropeit先生認為，媒體應該區分價值觀、感情，以及真正科學上的證據和討論。這兩方面都是很好的素材，但重要的是不要混為一談。比如有人擔心轉基因食品會致不孕不育，這種擔心是真實存在的，報導時要尊重這種真實的擔心；但另一方面，也要指出這種擔心沒有得到科學證據的支持。媒體要分別點出這兩方面因素，而政府要將它們放在一起考慮。

轉基因食品是一個好的例子，明世界上所有國家都面臨的一個問題——我們應該怎樣認識新出現的技術？鑒於如今人類已經對環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壞，所以當一個新技術出現時，人們的第一反應都非常反感。但新技術也有好的一面，中國能發展的現在，也是依賴很多新興的技術。新技術會帶來效益，也會帶來代價，二者的博弈其實是審視這一問題的一個更大視角。轉基因正好能讓大家看到，整個世界現在都權衡它帶來的效益和代價。

Ropeit先生建議，中國的媒體應該更關注中國自己在生物技術上的進展和成果。中國也有這方面的科學家，農民也有相應的需要。不要一直只關注國外如何如何，他們又比我們怎樣了，而是多關注一下自身有哪些新技術能用到農業生上。

沒人能擺脫情緒對判斷的影響 要調動積極情緒

情緒對判斷的控制是客觀存在的，所有人都沒有可能徹底擺脫。對於政府而言，如果想要推進新技術，考慮的並不是如何讓公變得更客觀，而是去迎合他們的情緒，盡量調動他們，讓他們能從更積極的角度去看待這項新技術。人們更多的還是會讓情緒主導自己，所以解決問題還是要以情緒為切入口，而非理性。

還以轉基因技術為例，政府要告訴公，這項技術有很多潛在效益；和專家或公司合作開發這一技術，目的是為了加快研發，更快地拿出成果，就如過去我們在高鐵、核能等技術上做的一樣，為了盡快造福於百姓。這種做法或者可以照顧人們對於民族的情感，同時也能夠呼應人們對於改善生活的願望；不要只是用冷冰冰的科學來話。對美國政府，Ropeit先生也提出了這項建議。在美國的切入點，是老百姓希望減少在農業生中對化肥和殺蟲劑的使用量，這也是照顧公的情緒。

不過Ropeit吐槽自己也只是個小角色。不管美國政府還是中國政府，都面臨巨大的壓力，包括國際上的競爭，大數額的貿易。他的意見只是個很小的聲音，但他認為還是提供了一種看待問題的方法。(李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