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dp評價政府太過片面 因為它不像漱口水一樣有市場價格

用gdp評價政府太過片面 因為它不像漱口水一樣有市場價格

我們衡量政府在經濟中扮演的角色時，方法有局限性、不準確也不切實際。如果我們想要了解政府與整體經濟是如何互動的，僅僅知道政府的規模，而沒有衡量政府活動長期以來對經濟做出了怎樣的貢獻，其實並不能說明什么。公共政策研究機構demos政策和研究主任盧•戴利認為，問題在於政府提供的商品和服務大多是免費供應的，所以它不像漱口水或理財規劃一樣，有市場價格。常規的國民經濟計量方法，如gdp和相關的經濟指標，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是，假定政府的價值與政府的開支完全相等，不考慮政府實際上產出了什么，也不考慮公共部門的這些產出有多大價值。這一觀點值得理論界參考。

今天對於政府角色的辯論分歧嚴重，這場辯論常常會歸結為這樣一個問題：以國內生產總值(gdp)計算，政府的規模與整體經濟的規模相對比是怎樣的？

辯論雙方都是如此。《華爾街日報(博客,微博)》(the wall street journal)最近刊登的一個提議認為，政府規模在gdp中所占的比例，應當遵循比例一直縮小的“黃金財政法則”；而自由派則指出，許多歐洲國家政府開支占gdp的比例要更高。

然而這種比較並沒有什么意義：我們衡量政府在經濟中扮演的角色時，方法有局限性、不準確也不切實際。如果我們想要了解政府與整體經濟是如何互動的，僅僅知道政府的規模，而沒有衡量政府活動長期以來對經濟做出了怎樣的貢獻，其實並不能說明什么。

問題在於政府提供的商品和服務大多是免費供應的，所以它不像漱口水或理財規劃一樣，有市場價格。常規的國民經濟計量方法，如gdp和相關的經濟指標，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是，假定政府的價值與政府的開支完全相等，不考慮政府實際上產出了什么，也不考慮公共部門的這些產出有多大價值。

在我的機構德莫斯(demos)本周發布的一份報告中，我們提出，在四個至關重要的方面，這種gdp衡量框架忽視或遮蓋了我們經濟中的公共價值，所以我們沒有充分的依據來指定政策，推動國家在21世紀取得成功。

第一個問題是，gdp中被計算為個人和私營部門開支的部分，占整體經濟的三分之二到70%，但這部分開支里很大部分是高度社會化的消費。這些消費的資金並非直接來自家庭的私人收入，而是來自公共財政資金，或是受到公共資金補貼的私營部門渠道。

政府福利以社會保險（放心保）和社會安全福利的形式，構成個人消費的一大部分，2012年時約有2.3萬億美元。非營利服務和雇主提供的福利也是如此，這些資金也被直接計入了個人消費中。這樣計算是一個重大疏漏：2011年經濟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的一項研究顯示，這些“間接”來源（主要是公共資金或社會資金）的消費所占的比例，在2009年占30%，在過去五十年里提高到了最初的四倍。

公共投資的回報，也是一種未經統計的公共價值，比如基礎設施。經濟學家羅伯特•j•夏皮羅(robert j. shapiro)和凱文•a•哈西特(kevin a. hassett)使用極為保守的模型估算道，私營部門每年能從地面交通基礎設施中得益8000億美元，相比之下，年成本約為1850億美元。這筆巨大的收益，被計入了gdp的“下游”，主要是作為個人消費。然而這一部分經濟活動，不應如此統計，它們是公共資金的投資回報，而不是私人的。

第三種形式的錯誤估計是監管的收益，或許也可以稱作監管的節約。在頒布后最初的20年里，《清潔空氣法》(clean air act)節約的醫療費用及其產生的其他收益約有22萬億美元，相比較而言，合規成本約為5000億元。可以說，這種規模的凈監管收益，應當理解成為國民儲蓄，但人們並沒有這么認為。的確，在許多監管領域，我們的儲蓄率達到（有時候甚至超過了）按照當下計算方式得來的國民儲蓄率。

最後，還有規模不斷擴大的非市場資本，包括人力、社會、智力和自然資本。非市場資本極度依賴政府活動，如教育開支、公共安全、研究投資和環境保護；非市場資本的規模遠遠超過了以私人投資衡量的市場資本規模，而且前者對長期繁榮而言也更加重要。然而在全國的賬簿里，它卻受到了忽視，這會危急我國未來的繁榮。

人力資本與政府的活動聯系最緊密，它主要是公共教育投資，再加上學生和家長投資的產出。我們為教師發薪水時所投入的公共資金，幫助產出了中學畢業生，而其中有很多又會變成大學畢業生（而其中許多人又成了公立大學畢業生）；這些畢業生是我國20世紀中葉以來，推動經濟增長的最重要資產。

按照一種流行模型的計算，教育投資的收益在2009年為國民財富貢獻了3.7萬億美元，超過當年gdp中的公共教育價值的四倍。教育投資的回報顯然是巨大的，然而在以gdp講述的增長故事里，卻無處可尋。

在觀察政府的價值時，以gdp作為衡量標準，會讓我們在面對艱難抉擇時無所適從——比如一面是財政和監管緊縮，一面是我們作為社會的需求。如果我們無視經濟中的公共價值，就不能制定有效的政策，構建未來更好的經濟前景。如果我們忽視監管的經濟貢獻，我們期望更多監管的可能性就會更低，於是我們的孩子就需要承擔更大的社會風險和成本。

要發展一條可持續的增長路徑，我們應當考慮一則商業格言：你計量什么，就會得到什么。解決圍繞政府活動的計量問題，就是一個很好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