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并非發生顏色革命 背后有西方國家的陽謀

香港出租車抗議占中 影響司機生計十分不爽

還有認為香港目前的游行示威是所謂“顏色革命”，就很有些概念混亂。按照“一國兩制”的方針，香港社會一直在維持和實行既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如果目前出現“顏色革命”，則準備把香港又變到別的什么顏色呢？對於有如此之多香港民眾上街示威當然要高度重視，但也沒必要信口開河到“談游行色變”的敵對程度。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自9月28日起，香港地方團體及民眾與中央政府關於香港政改前途的爭議，已經上升演變成所謂“占中”危機。但無論是爭議還是危機，畢竟還屬於中國內部的問題。本著中國最高領導層所推崇的“有事好商量”的原則，對於自己內部的問題，爭取先“化”后“解”，追求雙贏，乃最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

“化解”一詞本身就蘊涵著智慧的啟迪，即在遇到問題甚至危機時，最忌諱著急上火，生拉硬扯，那樣反倒會把事情弄得更糟。必須善於審時度勢，沉著冷靜，有的放矢，爭取先化開關鍵節點，再逐步解決整個問題。

首先，香港問題從結構上講，乃是地方與中央之間的某些爭議所致，於是更多的主導和主動權，毫無疑問地是在中央這邊。如果錯誤地將北京與香港放在平級的地位上看問題，譬如有說法稱在香港“海選”特首，就是試圖與北京爭奪香港的領導權，就是不懂或忽視《香港基本法》作用，詆毀中央權威地位的表現。北京對香港的領導權是全方位多層面的，堅實而不可撼動，而特首只是一介地方官員，根本無法與中央平起平坐，或發起爭奪權力的挑戰。

還有認為香港目前的游行示威是所謂“顏色革命”，就很有些概念混亂。按照“一國兩制”的方針，香港社會一直在維持和實行既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如果目前出現“顏色革命”，則準備把香港又變到別的什么顏色呢？對於有如此之多香港民眾上街示威當然要高度重視，但也沒必要信口開河到“談游行色變”的敵對程度。

某些辯解稱香港“占中”是試圖搞影響大陸的“顏色革命”，也屬牽強附會。“一國兩制”意味著香港做什么並無須大陸仿效，因為雙方本來就施行不同的社會體制。當年鄧小平在大陸尚相當落后的時候，都敢於提出“一國兩制”，今天走向發達的中國大陸，為什么反而要擔心受香港影響了呢?

還有指責香港問題是美國及西方國家的“陰謀”，但準確地講，應該是美國和西方國家的“陽謀”，譬如美國白宮發言人就公開表示：“我們一直向中國表示支援香港人民的普選和訴求，而且還要繼續這樣做”。但美國和西方作用畢竟屬於外因，尤其在目前中國崛起和世界多極化走向的宏觀大背景下，遇問題還是習慣過度夸大美國和西方作用，而不著重反思檢討自己的內在原因，就很有逃避責任之嫌。

於是要有效應對目前的香港危機，應該堅持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原則，杜絕生拉硬扯，節外生枝。既然問題和爭議，主要圍繞在2017年特首候選人的產生辦法與提名程式上，就應該就事論事加以分析和化解。

所謂普選，當然不止一人一票那樣簡單。要做到公平、公開、公正的普選，其中學問不小，原則很多，努力巨大。譬如中東國家敘利亞，早就號稱有全民普選，但其選舉結果卻不被國際社會所承認接受，因為其候選人產生辦法及有效選區劃分等關鍵程式，都是漏洞百出，明顯不公。而2017年的香港特首候選人產生辦法，並非完全開放，於是引起香港公眾的某些爭議，質疑甚至不滿，也並非意外之事。

當然中國中央政府對此也有自己的考慮，其對主權安全及西方滲透等問題的擔憂，也不是空穴來風。但不妨改進特首候選人的產生程式以減小爭議，同時通過采取其它手段措施加強香港安全。譬如依照《基本法》，加強對未來特首的工作監督，立法會制衡與彈劾，及中央政府對特首表現的審核、評議及罷免措施，提升在香港的駐軍規模、實力與布防等等。

總之，化解香港問題需要勇氣加智慧。要善於把握住“振興中華”這個最大公約數，化解或擱置某些爭議節點，不給激進勢力和外國干涉有機可趁。

作者是在美國的國際文化戰略研究和咨詢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