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第一位現代記者：死于暗殺 兇手成謎

舊金山的槍聲

1915年12月27日。林志均先生聽到一個訊息，他的好友，被尊為“中國第一個真正現代意義上的記者”的黃遠生在美國被暗殺……

訊息傳來，國內新聞界、政界與文化界的同道者與愛國人士大為震驚，深感痛失了一位才華橫溢、剛直不阿的“報界之奇才”。黃遠生的好友、一度擔任過《民國報》記者的梁漱溟，聽此噩耗后大受刺激，陷入了痛苦的矛盾之中，於是開始寫作《究元決疑論》一書，試圖從佛教出世思想中尋求“人生之苦”與人生真義，思想情感由此發生了極大轉變。遠生之死的影響之大由此可見一斑。

1916年初，遠生的遺骸由當時我國駐美公使顧維鈞運回上海，並在上海開了頗為隆重的追悼會。據參加追悼會的遠生長子黃席群回憶，遺骸安放在一具小型棺材內，外面是一層藍色絲絨，后來在上海加了一個木質的槨。事后，親屬將其骨灰運回九江，安葬於廬山區蓮花鄉桂家垅之殷家坳山。墓丘背山面垅，環繞青松，墓碑中豎刻“故顯考黃公遠庸府君之墓”，右豎黃遠生簡略生平，左豎刻“男席棠，群、椿奉記”。墓前有拜臺，呈半月形。

為使遠生的精神發揚光大，激勵后人，其生前好友林志鈞費盡心血搜集、整理、編輯了《遠生遺著》一書，從1920至1927年先后由商務印書館印行四版，后又多次增補重印，這部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報刊通訊整合為民初政界斗爭與歷史的精彩記錄。

遠生其人

黃遠生，原名為基，字遠庸，遠生系筆名。1885年出生於江西九江一個“文彩秀發”的書香世家。曾祖黃鳳樓系道光年間的進士，做過安徽歙縣、銅陵、當涂等縣知縣、太平府同知等職。三個叔伯父均為舉人。父親黃儒藻也系秀才出身，在寧波辦過洋務。黃遠生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發蒙時期不但廣涉經史子集，而且家里還特地請了一位外籍女教師教他學習英語，再加上遠生天資聰慧，過目成誦，被家人視若掌上明珠。他在浙江吳興南潯公學讀書時，就積極參加學潮運動，表現出心系國事族業，“為人當獨立自尊”的高遠志向。光緒二十九年(1903)，黃遠生考取秀才，同年秋季又考中江西省第7名舉人，次年赴京會試中進士。這是清王朝最後一次會試，同榜進士中有沈鈞儒、譚延、葉恭綽等知名人士。這是中國最後一批進士，而黃是其中最年輕的，周歲不滿20。

黃遠生中進士后心懷遠大抱負，不愿按清廷慣例接受官職，而決定赴日本留學，入中央大學學習法律。6年后歸國，任郵傳部員外郎、派參議廳行走兼編譯局纂修等職。這時李盛鐸以北洋五大臣之一赴西歐考察憲政歸國，對黃遠生說:“西洋方面那些熟悉近代史和國際情況的，大都是報館撰述人員，你如果干這一行，將來一定是位名記者。”(見李傳梓《反袁之勇士報界之奇才——記辛亥革命時期的烈士黃遠生》)遠生深感清廷腐敗，仕途不彰，作官之意頓消，並接受建議，投身於新聞界。

民國元年，黃遠生與藍公武、張君勱共同創辦了《少年中國周刊》，因其抨擊時政立場鮮明，見解獨到，聲名大震，遂有“新中國三少年”之說。后又與劉少少、丁佛言被時人稱譽為“新聞界三杰”。黃遠生以“能想”、“能奔走”、“能聽”、“能寫”的“四能”功夫馳名海內外，不但文章流利暢達、幽默敏銳，深受讀者歡迎，而且其工作量之大、創造力之盛也十分驚人。他先后主編過梁啟超創辦的《庸言》月刊，擔任過上海《時報》、《申報》、《東方日報》和北京《亞細亞報》特約記者，同時為《東方雜志》、《論衡》、《國民公報》等報刊撰稿。據李傳梓《反袁之勇士報界之奇才》一文統計，從他留下的《遠生遺著》所收239篇文章看，他的通訊幾乎對每一個時期民眾矚目的重大問題都進行了及時而深入的報導。重要人物涉及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凱、黎元洪、唐紹儀、陸征祥、趙秉鈞、熊希齡、段祺瑞等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被刺、袁內閣兩次倒臺、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唐紹儀被迫下野、陸征祥不再理政等，他都能抓住全國各階層廣大讀者的心，將真相告白於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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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生的貢獻

遠生之死之所以引起很大的震動，這與其不凡的貢獻與極大的社會影響是分不開的。他被稱為“中國第一個真正現代意義上的記者”，其“遠生通訊”更是被視為當年中國新聞界的一大品牌。但這並不是他所有的歷史貢獻之所在。從更深層的價值與更為深遠的意義來說，他又是作為一位新文化先驅者的形象而存在的。

他的文化活動只有辛亥革命前后短短的幾年時間，正是中國文化覺醒前最黑暗的時刻。這時比其年長一代的維新派知識分子幾乎都將目光轉向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從19世紀末活躍在時代潮頭的思想先驅變為“不進則退”的文化保守主義者；而“五四”一代徹底反傳統的文化激進主義者在此時大都尚處於困惑、迷茫、探索或沉寂之中，既未找到中國文化覺醒的突破口，也還未形成新文化運動的龐大陣勢。舊的已去未去，新的將生未生，黃遠生在這古與今、舊與新、中與西轉折的焦點時刻，以其奔放的激情與深沉的憂患意識填補了時代的一個空白。這表現在他首倡現代意義上的文藝啟蒙運動。在《懺悔錄》一文中他指出，“今日無論何等方面，自以改革為第一要義”，要改革國家，則必須改造社會，而欲改造社會，最終必須“改造個人”。這無疑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民主與科學的先聲。

錢基博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上專門提到:“遠庸文章典重深厚，胎息漢魏，洞朗軒辟，辭兼莊諧，尤工通訊，幽隱畢達，都下傳觀，有紙貴之譽。”評價甚確甚高。筆者在翻閱周恩來1918年的日記時見到這樣的記載:“……晚間李石翹來習攝影術。既去，觀黃遠生遺稿。”(5月20日)“我昨天從任白濤那里取來黃遠生從前的通信看了一遍，覺得他所說的元、二年的光景，於我的將來政治生涯很有大關係。”(5月21日)實際上，五四時期的新文化先驅者幾乎莫不受到遠生思想的啟發與影響。

誰是兇手？

遠生之死引起了各界人士紛紛譴責這起謀殺案的制造者，然而兇手到底是誰？背后的主使者又是誰？卻不得而知。由於當時國內政界極度混亂，案發地點又遠隔重洋，所以根本沒有足夠的人力與足夠的精力去調查，這起殘忍的兇殺事件於是成為一件眾說紛紜的疑案。

兇手是誰？過去主要有兩種說法。一種猜測是袁世凱派人跟蹤到舊金山暗殺的。另一種說法，是國民黨(中華革命黨)美洲總支部誤認黃為袁的死黨而誤殺的。在一些細節問題上，說法更不一致。如有的認為他是“被愛國華僑當作帝制余孽炸死”的；有的則記載他“被革命黨人以袁黨人罪名槍殺於住宅內”；有的言其“被袁派遣殺手狙擊身亡”；還有文章說他是被槍殺於舊金山街頭等等。甚至連黃遠生被殺的日期也說法不一，不少材料記載其被殺害於12月27日，其根據大概來自於林志鈞為《遠生遺著》作的序言中的一段話:“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上，我聽見我至好的朋友黃遠庸在舊金山被人暗殺的訊息(系外交部接顧少川來電報告)。”而據李盛鐸先生寫的《墓志銘》，記載被害日為陰歷11月19(即公歷12月25日)。前說似不可靠，序中只說是聽到被暗殺的訊息，並未說是這一天被殺害的。當時資訊傳遞不像現在這樣迅速，訊息遲至兩天是很正常的；如果當天晚上就能得到訊息，反而可能性不大。

1984年，黃席群寫作《追憶先父黃遠生》一文時也未能真相大白。他這樣寫道:“我父親究竟是誰殺害的，至今是個疑案，我個人的看法是，無論他是死於袁世凱派遣跟蹤的刺客之手，還是遭到在美洲的國民黨人殺害，總之，他不幸遇害的根本原因，離不開袁賊妄圖稱帝這個關鍵問題。如果是死於袁黨之手，正因為我父親不但不接受袁賊的籠絡收買，反而於游美之前公開在報上表示反對變更國體，卒致罹禍；如果是死於國民黨人之手，那就該怪這幫人沒有弄清事實，竟誤認為他是袁世凱的吹鼓手，糊里糊涂地殺害一個平白無辜、真正有良心的青年人，的確是冤哉枉也。”而筆者想到的是，如果將這個疑案在21世紀仍然“存疑”，無論如何也難以告慰這位超前的新文化先驅者孤獨的在天之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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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袁恩仇

到底誰是真正的兇手？上述第一種猜測似乎更為合情合理。遠生在國內時就已有袁的爪牙監視跟蹤，何況以袁世凱一代梟雄，他是什么壞事都干得出來的。

說來話長，黃袁之間曾有一番復雜的恩仇糾葛。袁世凱為堂而皇之地登上皇帝的寶座，需要調動一切有利於這一陰謀的力量，其中就包括政治輿論的導向與支援。輿論就是社會力量，統治階級必然要借助輿論力量來實現對社會的控制。袁世凱在鎮壓了二次革命后，就實行報業管制政策。據統計，僅從1912年4月到1916年6月，封閉的報館達71家，傳訊49家，搗毀9家，24位報人被殺害，60余位報人被捕。1915年秋，袁世凱看中了黃遠生這位名滿海內的名記者，要設法將他羅列門下。首先，袁氏強邀黃遠生擔任他御用的上海《亞細亞報》總撰述，黃雖不愿，也不敢顯拒。接著，袁派人向黃表示，如果能為袁撰寫贊成帝制的文章，將酬謝10萬元和一個部長的席位。遠生開始想延宕不作，但經不起袁再三催逼，只得以一篇“似是而非”搪塞。但袁氏極不滿意，派人逼他重寫。

黃遠生萬難從命，也深知再也難以周旋下去，便毅然於1915年9月3日離開北京奔走上海。抵達上海前，上海《申報》就在頭版刊登了他反對帝制的啟事，明確表示“此次籌安會之變更國體論，……實難贊同一日”。抵上海后，遠生隨即於9月6日至14日連續在《申報》和《時事新報》上刊登啟事，宣布自己與曾擔任之《申報》駐京通訊員及上海《亞細亞報》之撰述，一概脫離關係。但陰險的《亞細亞報》在出版廣告中仍列其名為總撰述，遠生只得於9月14日至20日，繼續在《申報》廣告欄聲明與《亞細亞報》劃清界限。1915年10月24日，黃遠生為躲避袁黨的追逼，干脆乘日輪離滬赴美。

疑案真相

此事令“竊國大盜”惱羞成怒，結下仇怨，自然不會放過他。遠生死於袁黨之手似乎也是順理成章的。然而當命運捉弄一個人時，又總是會將並不合情合理的邏輯罩到他身上。遠生恰恰更可能死於反對帝制的同胞之手。這也是在1985年9月舉行的全國黃遠生學術討論會上學者們比較一致的看法，認定是當年國民黨美洲總支部負責人林森(后曾任民國政府主席)指派他的警衛劉北海開槍的。

筆者將此視為“真相”還有以下理由:遠生的確一度與袁黨有過來往，不過絕不是因為他立場游移，而是出於記者表面上的“中立”姿態，盡量為通訊報導事業贏得較大的活動空間。正如林志鈞先生所指出的，遠生論事論人“不存成見”，即使“論起共和黨，也並不因為熟人較多，氣味較近，帶著有色眼鏡，就說那顏色好，……沒有絲毫偏袒哪一黨的意思。……這種不存成見，公平評論的氣度，亦是很可佩服的”。其實在袁世凱登基的野心暴露之前，許多進步人士、知名活動家都一度對袁氏心存幻想(如梁啟超等)。遠生在政治立場、思想立場上與袁世凱是絕對劃清界限的，尤其是在關鍵的時刻，他拒絕為袁張目，力斥袁氏倒行逆施的罪惡，保住了自己的人格。盡管如此，遠生仍在其著名的《懺悔錄》中對自己的靈魂進行了嚴厲的拷問。但那段在矛盾中與袁氏周旋的經歷和那篇“似是而非”的文章，卻依然為他的悲劇埋下了隱患。據說《亞細亞報》的上海分社在出報的第二天就遭愛國人士投擲炸彈，嚇得職員們不敢去上班，報紙不久也壽終正寢。愛國人士對帝制派深惡痛絕，義憤填膺，有時行動偏激甚至不分青紅皂白也是可以理解的。

據陳叔通先生回憶，遠生一到舊金山，當地的報紙便報導中國的名記者Yuan-Yung Huang抵美的訊息。Yuan-Yung Huang本來就是“黃遠庸”的音譯，按英美的用法將名字置前而成了“遠庸黃”。而Yu an又與袁世凱的Yuan剛巧同音。華僑中反袁的人便奔走相告，說是袁世凱的本家來了。而當地國民黨人又惡意宣傳，真像遠生是袁世凱派到美洲去的鼓吹帝制的親信一般。

不過還有一重要原因似亦不可忽視，當時資訊傳遞較慢，再加上資訊繁雜，遠隔重洋的華僑並不能都及時聞悉袁、黃決裂的訊息，以為遠生贊成袁世凱，反對孫中山。在這種絕大的政治誤會與客觀限制之下，遠生自然插翅也難逃毒手了。

死后沉浮

遠生的貢獻與影響是時人共睹的，在他死后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其影響所及仍然遍布整個思想文化領域。僅就當時思想界影響最大的《新青年》及《新潮》而言，單是提到他的名字或涉及他言論的文章就不下30篇。黃遠生的老友藍公武致信胡適，指出《新青年》所提出的文學革命、思想革命正是黃遠生的未竟事業，胡適將此信發表於《新青年》；羅家倫第一次把黃遠生寫進帶有史評性的長篇論文《近代中國文學思想的變遷》；胡適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以近千字的篇幅把黃遠生推為新文學發“先聲”的人物。此種評價為后來的新文學史家所認同，所撰新文學史無不視黃遠生為新文學先驅人物。其他且不論，就連周揚在延安魯藝的講義《新文學運動史講義提綱》也沒有例外。可見，新文學史上本來就已有黃遠生的大名，只是后來被抹去了。但是，“一部沒有黃遠生的名字的中國新文學史，似乎像一部無頭的文學史，其來龍去脈總不免令人有渺茫難尋之感。”(見沈永寶:《新文學史應該有黃遠生的名字》)可據筆者視野所及，在各種有關黃遠生的正式發表的論文中，單單是他的出生年代就常常以訛傳訛，被誤為1883或1884年，這無論如何是不正常的。

黃遠生的名字為什么在新文學史上突然消失？對此，遠生的孫女高上達(她們姐妹隨母姓)在給筆者的信中這樣寫道:“我對黃遠生研究不深，但我知道他是因不肯違背自己的人格去屈從於權勢而喪命的，這就是我們后輩應繼承與發揚的。我想50年代后黃遠生的突然消失與解放后一直奉行的極左路線有關，實事求是消失了，加上有些在位的人士對未定性的人與事不敢涉及(黃遠生的死究竟是哪一方所為就討論了幾十年)，而這正是與黃遠生的偉大人格相悖的。我們研究黃遠生正是要還歷史的本來面目，不要讓中國近代史因人為的因素而丟掉了一個與歷史不可分割的重要的奇才。”

這番話應該說是有事實根據的。黃席群(黃遠生長子)曾指出，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方漢奇教授著《中國近代報刊史》中對黃遠生的某些評價就“不夠持平”，二人在一次會晤中，方教授很坦率、客觀地向黃先生表示，他在編寫過程中多少受了一些“左”的影響。后來方教授給黃先生的信中寫道:“我以為對歷史人物的分析評價，應有辯證觀點，即發展的觀點。人物的思想認識是在變化的，應該允許這一變化，承認這一變化。當時對於袁世凱的認識就是這樣。李大釗早年對袁世凱是曾經寄以希望的，后來才反袁。李大釗尚且如此，對原來思想認識上就有局限如遠生先生這樣的人，就更不宜苛求了。”(見黃席群:《追憶先父黃遠生》)黃先生表示自己十分佩服他這種“勇於自我批評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