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青年儲蓄率為何高？

獨生子女政策是其重要影響因素之一。

當今中國家庭高儲蓄率眾所周知。無論和發達國家還是和低收入國家相比皆是如此。但是，中國年輕人相對中年人的高儲蓄卻很少被研究。

2010年，Chamon 和Prasad根據1986年-2005年中國十個省份的數據得出結論：與標準的生命周期儲蓄模型不同，中國25-40歲男性青年與中年人的儲蓄率一樣甚至更高。（生命周期標準儲蓄模型認為，收入應隨著生命周期增長，所以年輕人的儲蓄率應該低。）

2002年，涵蓋72個城市的中國家庭收入項目再次證實了這一結論。這與美國和歐洲國家的儲蓄率模式形成對比，在這些地區，儲蓄率隨生命周期變化呈現傳統的U型。

下圖為中國25-65歲城市男性戶主儲蓄率和傳統U型對比圖，可看出在25歲、30歲-35歲有明顯凸出值：

多項對中國家庭高儲蓄的研究顯示，獨生子女政策是其重要影響因素之一。中國有家庭養老傳統，加上獨生子女導致家庭規模更小，年輕人更傾向於儲蓄。獨生子女政策主要從兩個方面發揮重要影響：

因子女較少，年輕父母希望年齡大時不要成為家庭的負擔。

年輕人進入中年后，對老人的贍養負擔更高。

不過，獨生子女政策並非年輕人相對高儲蓄的關鍵原因。中國家庭儲蓄行為研究存在的三個主要難題影響著年輕人的高儲蓄率。

首先，所有研究者使用的數據都不能代表個體或夫妻生命周期儲蓄模式。這是因為在中國有一個普遍且重要的現象——年輕人普遍和父母合住。

上述2002年家庭收入項目研究的數據，描述了城市里男性隨年齡變化的代際居住模式（如圖）。30歲的城市男性中，仍有一半人至少和一位長輩一起居住。

下圖：城市男性隨年齡變化和父母合住的分布圖

中國生命周期儲蓄研究的數據是以家庭為單位的，並不提供個人或夫妻單獨的數據。

報告中不同年齡的儲蓄率，通常是以戶主的年齡區分的。而和男性家長一起居住的年輕青年不大可能成為戶主。實際上，2005年，中國小型普查顯示，25歲至45歲的男性中，只有7%是戶主。代際居住產生的困擾是，個人或夫妻特定年齡儲蓄數據缺失，可能使報告中所謂中國城市年齡儲蓄模型失真。

第二個問題是，在當下的中國城市地區，年輕人贍養老人已不是激勵儲蓄的重要因素。

2005年中國小型普查顯示，65歲及以上的老人中主要生活支出依賴家庭其他成員的只占到不足10%。

數據顯示，在當前中國年輕人和中年人的收入中，代際收入轉移（贍養費用）只占到很小的比。在城市里，老年人缺乏持續的養老來源不足為奇。實際上，很多老年人都因以前的房改而擁有自己的住房。

不過，面臨補助和高住房成本的年輕人，仍需要很多年才能繼承父母的住房。一般來講父母之間年齡差約是25歲。許多中國城市老人有較為可觀的養老金，補充率高達80%。

第三個問題是，通過分析聚焦獨生子女政策發現，年輕人相對高的儲蓄率在中國並不是獨有現象。

20世紀70年代，年輕人相對高儲蓄的模式也在日本出現過。日本當時並沒有人為降低生育率的政策。彼時日本和此時中國的共同點是，都有高代際居住率和高住房成本。

為了研究生命周期儲蓄模型和代際共同居住的關係，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Mark R. Rosenzweig和香港中文大學偉倫經濟學講座教授張俊森2014年做了最新的研究。他們的調查數據包括，5個城市里雙胞胎或非雙胞胎家庭個人或夫婦的儲蓄，同時收集了未共同居住的兄弟姐妹或父母的數據。

研究結論還指出：

有更多兄弟姐妹的男性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明顯較低。

富裕的父母更傾向於和成年子女共同居住。

從雙胞胎的研究中可以得出，收入更高的子女更有可能選擇不和父母住在一起。收入更低的則相反。

通過雙胞胎研究可以得出，和父母合住的年輕人儲蓄率更高。

因此，有更多兄弟姐妹的男青年收入更低，儲蓄相應較少，但更有可能和父母合住，這有助於其積累儲蓄。因此，兩相因素產生抵消作用，可以看出，在中國城市家庭里一個人出生的家庭規模大小對其儲蓄的影響並不大。

獨生子女政策並非年輕人相對高儲蓄率的決定因素。中國高住房成本，以及因此導致的普遍代際共同居住，是中國城市青年相對高儲蓄的關鍵原因。研究還顯示，如果中國計劃生育政策放松，家庭規模擴大，人口增加導致住房成本繼續攀升，中國將出現更多的代際居住現象，這可能會進一步提高城市年輕人的相對高儲蓄率。

而對於最近一項“中國儲蓄率世界第一”的數據再次引發社會關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日前表示，中國最近幾年儲蓄率在50%左右，居世界第一，但居民儲蓄率只是20%左右。儲蓄高主要表現在政府和企業，而非居民。造成這個局面的根本原因在於市場體制存在缺陷。

另有專家指出，企業儲蓄率高暴露出在一次收入分配中，企業回報多，勞動者回報少的痼疾，致使消費不振，加劇了經濟結構失衡。將更多政府和企業收入轉化為普通居民的“收入”成為當務之急。

本文來自BWCHINESE中文網，綜合華爾街見聞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