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反華暴露經濟一體化“騙局” 中越經濟只有中轉功能

編者按：新加坡《聯合早報》刊文指出，亞洲國家之間的經濟依存主要體現在生產網絡上的一體化，而不在於終端市場，服務領域之間的高度相互依存，做一個通俗的比方，就是各國之間的經濟關係更多體現在共同生產的工作關係，而沒有真正的長期客戶廠商之間的溝通與對話。以中國和越南為例，很多的跨國企業、中國公司把中國生產的零部件運往越南進行組裝后向歐美日市場出口。和訊網特摘編如下，以供學術界和理論界參考。

越南的反華游行轉變為反華暴動，暴徒們大規模攻擊中國在越南的工廠，並且造成了嚴重的人員傷亡，這可能是中越關係20多年前恢復正常化以來最為嚴峻的局面。中國政府對此已經向越南方面提出強烈抗議，並且派出包機和包船大規模撤僑，中國還發出了旅行警告，暫勿前往越南。

當我們為越南暴徒們的行徑感到憤慨和震驚時，也需要冷靜地考慮更大背景下的一個疑問：為什么亞洲地區的經濟一體化程度越來越高，而對抗性民族主義卻越來越強？

冷戰結束以后，亞洲經濟一體化的話題就不斷升溫，各種統計數據也提醒人們這個地區的經濟依存率是多么的高，根據一些數據區內貿易比重已經超過了歐盟內部的貿易依存度。從制度建設層面來說，在亞細安主導下各種地區框架在過去20多年里也有了長足發展，亞細安加3、亞細安加1、東亞峰會、亞歐會議、中國與亞細安自由貿易區等等不勝枚舉。

本地區國家也一直致力於加強同區內國家的經濟貿易合作，把雙邊貿易額的提升為關係發展的重要指標。由於本地區國家很多都是發展中國家，加上歷史上關係復雜，又有領土等敏感爭端，某種意義上來說強調經濟一體化本身也是必然的選擇。

然而回避分歧和過度偏重經濟一體化的思維方式，造成了本地區在社會層面上的一體化高度赤字，地區國家民眾之間相互了解程度仍然很低，大多數國家民眾的相互認知仍然停留在歷史記憶當中。去年，中國總理李克強訪問了越南，也達成了很多的經濟合作，為什么還不到一年竟然會出現如此大的關係惡化？

這就出現了一個非常矛盾的悖論，一方面是雙方精英層主導的經濟一體化計劃的推進，另一方面則是雙方民眾之間社會一體化滯后之間的巨大落差。這樣就造成了地區國家之間經濟關係緊密，而社會關係基礎相當脆弱的局面，每當那些敏感問題和分歧浮出水面，脆弱的社會基礎就像決堤一般看不到可以阻止關係進一步惡化的韌性，相反起著更加糟糕的反作用。

經濟一體化的假象

誠然各種數據表明，本地區國家的雙邊貿易額增長幅度驚人，以中越為例，2013年中越之間貿易額為500億美元（627億新元），歷史上最高，同時中國對於越南投資為前一年的七倍。但是需要清醒認識到這些數據掩蓋了真正意義上的經濟一體化，換句話說，亞洲地區一體化並沒有像人們想象的那樣有深度。

亞洲國家之間的經濟依存主要體現在生產網絡上的一體化，而不在於終端市場，服務領域之間的高度相互依存，做一個通俗的比方，就是各國之間的經濟關係更多體現在共同生產的工作關係，而沒有真正的長期客戶廠商之間的溝通與對話。以中國和越南為例，很多的跨國企業、中國公司把中國生產的零部件運往越南進行組裝后向歐美日市場出口。

在這個過程中，中越之間的經濟關係也就是一個中轉功能，500億美元的兩國貿易額中很大部分是中間產品，對於兩國民眾來說，很可能感受不到上述雙邊貿易額增長的恩惠。例如韓國三星電子每年在越南生產3億臺智慧手機，相當於全部產量的一半，而主要零部件如液晶顯示螢幕來自中國廣東東莞市的廠家，通過陸上交通運往越南，這些貿易都被算作中越雙邊貿易額，然而最終消費者並不都是越南和中國，利潤的主要部分也不在這兩個國家。換言之，中越之間也已經形成了生產網絡的一體化，但消費網絡並不那么一體化，國民之間即使在經濟領域上的交往程度也不高。

據《金融時報》報導，越南南部一個省份的工業園區中950家工廠有超過300家的公司受到了攻擊，除了中國廠商外，韓國、台灣、香港的工廠同樣受到了襲擊。此次暴動后，國際社會普遍關心的是國際生產鏈條會不會中斷，而不是消費市場會不會受到沖擊的問題。

地區社會一體化是建立互信的基礎

越南反華游行發生后，越南認為這是因為中國在本地區奉行“霸權主義”的結果，中國認為這是越南方面敵視中國的體現，但無論如何，發生人員死亡的暴力活動必須堅決譴責和抵制。這件事也讓我們反思如何在本地區建立社會之間的互信，而不僅僅是國家之間的互信問題，沒有社會間的互信，類似事情可能還會發生。

出現問題本身並不可怕，問題在於如何找到化解的辦法。1974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印度尼西亞和泰國時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反日游行，並且部分出現了暴動傾向。當時日本正是經濟高度發展期，對東南亞的投資剛剛起步，投資者沒有經驗加上文化語言障礙，基本上沒有同當地社會有什么接點。

反日事件迫使日本全面審視其東南亞政策，包括提出了“福田主義”，企業也有意識地加強社會責任的工作，包括如何同當地民眾相互交流，設立獎學金，公共事業貢獻等。當然中國的情況與當年日本有很大的不同，然而日本的經驗和教訓對於“經濟走出去”的中國，並不是沒有參考價值的。

互信是國際關係中最為稀缺的資源，也是大部分國際爭端和問題的根源。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建立互信不應當只停留在國家之間的互信，建立互信的主要行為體也不應當局限於精英，如何建立社會層面的互信，向地區社會一體化的目標邁進可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這可能是越南反華暴動事件給我們帶來的更寬領域和更深層次的思考。（作者是日本國立新潟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