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經濟搞得那麼差 普京的支持率為何還那麼高？

在蘇夢夏為FT中文網撰稿中指出，同中國有着許多相似歷史經歷的俄羅斯，一直是中國考察自身的一面鏡子，但這種觀察也往往會陷入臉譜化、簡單化的窠臼，尤其是，對於蘇聯解體之後的俄羅斯獨特的政治與社會發展歷程，中國缺乏深刻體認和洞見，而這恰恰是可能對中國很有啟發的一個領域。本文以獨特視角梳理了幾十年來俄國歷屆政府的得失與政治關系變遷的歷史，揭示了普京高支持率的原因和他面臨的挑戰。這對理解普京時代的俄羅斯現狀可能有所裨益，所提及的一些轉型困境或許也能引起中國人的共鳴。這觀點值得探討。

「他能把個人榮譽與政治信念區分開來，認定寬恕高於革命性的報復。」

——羅恩·徹諾《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傳》

2015年11月，《福布斯》雜志連續第三年把弗拉基米爾·普京評為全球最有權勢的人。該雜志的評論是：「普京不斷證明，他是世界上少有的強大到可以為所欲為、不顧後果的人之一。」接着，俄羅斯媒體和國際媒體不斷以困惑的心理，打出這樣的標題：「為什麼俄國人的日子變差了卻越來越支持普京了？」而普京本人的評論頗為機智：「如果你花太多時間考慮你的支持率問題，你將沒有時間好好工作。」

但是，對政治而言，支持率的確是一個重要問題。雖然支持率常被認為是不可預測的，但其可測性並不像看起來那麼低。歸根到底，政治的核心是決策過程。根據決策程序規則的不同，人們可以形成各種政治聯盟，達成各種妥協，以確保某項決策獲得足夠到的支持。用純粹的算術來看，在俄羅斯議會，大多數普通法案要通過為法律，需要50%以上的票數，一些特別重要的法律則需要75%的票數（兩個法案如何區分由俄羅斯憲法規定）。因此，要讓一項普通法案通過為法律，需要爭取至少50%投票的支持，要讓特別重要的法案通過，需要75%。不過，在這兩種情況下，只要擁有足夠多的支持票，我們實際上就並不需要每個人都贊同，所以，不同的立場有存在的空間。只是假設某些法律的通過需要100%的票數，就沒有任何異見存在的空間了。

政治的另一個核心問題是權衡：保持剛剛好，太少或太多都會適得其反。我說得更明確一點：決策程序與民主無關。民主與專制的區別在於參與決策的人數，而不在於決策本身的算術法則。不過，人們發明了「參與式民主」，以確保盡可能多的利益相關者參與決策，並最終為所達成的共識承擔集體責任。將一些人排除出決策過程會造成挫敗感。他們會覺得，他們未曾參與的決策所造成的問題，可以歸罪於決策的參與者。這部分人占的比例越大，政治形勢就越不穩定。這恰好就是俄羅斯自由派的情況。2003年以來，他們被排除於議會之外，原因我將在下文中敘述。被排斥的結果是，2011-2012年，他們發起了一場質疑普京政策的公開抗議運動（見蘇夢夏《俄羅斯反對運動一年記》）。

現在我來解釋一下普京恢復穩定的過程。他的做法是，讓多種政治力量參與到決策之中，從而擴大他的支持基礎，讓他的支持率不斷攀升。在這之後，普京要回答如下問題：如何最佳地利用極高的支持率，通過創新式的發展來決定俄羅斯的未來。

主要政治力量：從蘇聯到俄羅斯

當前俄羅斯的政治光譜直接源於蘇聯時代的政黨政治。蘇聯時期，在一黨制內部，存在三股主要政治力量：改革派官僚、保守派官僚、體制外的異議分子。

我自己對蘇聯解體原因的看法，是基於兒時的記憶，以及長大後與一些曾參與解體進程的重要人士的談話。1980年代蘇聯人的生活在物質上是可以接受的。造成挫敗感和最終的社會爆炸的原因可能是：統治精英日益自我隔離，他們只關心如何保持自己對權力的控制，減少了社會上升階梯，由一小群人壟斷了決策，並通過意識形態灌輸來實行嚴厲的「思想控制」。這是蘇聯解體最重要的原因。其他因素，如黨內權力斗爭和民族主義，只起了輔助作用。

我已故的老師葉夫根尼·普里馬科夫（Yevgeny Primakov）是俄羅斯最著名的學者兼政治家，寬容與常識的倡導者。他的《在十字路口相逢》（Meeting at Crossroads）一書在他去世後出版。在該書中他講述了，1970年代，即使在蘇聯科學的要塞蘇聯科學院，討論也變得極為教條化。任何有個性的觀點的宣講，都會造成無盡的沖突，最終討論只能在少數密友間偷偷進行。在勃列日涅夫時代，以蘇聯標准來看，國家經濟繁榮，官僚階層的力量達到頂峰，他們排斥其他人，甚至體制內的改革派官僚。蘇聯的這種體制本身就在推動改革派與體制外異議分子結成聯盟，雙方結盟的條件是在戈爾巴喬夫時期具備的。然後，蘇聯體制就從內部徹底爆裂了。當時的情況是，即使最強硬的保守派也不堅信他們的觀點是從根本上值得捍衛的。

對蘇聯保守派的最後一擊是1991年8月流產的軍事政變。這場政變沒有提出任何新的意識形態，只是要回到已經被官僚和教條思維侵蝕、大多數人也不想要的蘇聯價值觀。這場政變不僅沒有阻止鮑里斯·葉利欽代表改革派鞏固權力，還進一步孤立了同樣有改革傾向但更為猶豫的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最終這為葉利欽取締蘇聯共產黨奠定了基礎。1991年6月成為民選俄羅斯總統的葉利欽，1991年11月下令宣布蘇共為非法組織，其活動「違反憲法」。

1991年12月蘇聯正式解體後（關於蘇聯解體的技術性細節見蘇夢夏《俄格戰爭四年紀》），以葉利欽為首的前蘇共改革派官僚和公開的異議分子結成聯盟，成為新的執政力量，他們被重新命名為「俄羅斯民主派」或「俄羅斯自由派」。前蘇聯的保守派曾一度處境艱難，但不久後，他們又能利用新政府糟糕的經濟管理能力大做文章了。他們重新組織為俄羅斯聯邦共產黨。該黨自成立以來一直以根納季·久加諾夫為黨首。1990年代初以來，該黨一直是俄羅斯主要反對黨，直到它最近在愛國主義基礎上，與普京的執政力量結盟。

盡管在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各股政治力量的樣貌一直基本保持穩定，但根據它們之間的結盟結構的不同，可以分為三個時期：1991-1996年是兩極政治，1996-2000年是多極政治，2000年後是單極政治，但異議聲音仍有其空間。最後一個時期從2000年開始，但在2011-2012年抗議運動和烏克蘭危機後發生了重大轉變。

俄羅斯自由派政府：贊譽與批評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執政精英最初的共識是，俄羅斯要開始向美式的兩黨政治轉型。但事實證明，這種兩黨制願景不符合現實。為了說明原因，我們需要理解美國政治和俄羅斯政治的一些重大區別。

現代美國賴以奠基的沖突主要涉及兩個矛盾：首先，英國對殖民地的統治與美國獨立之間的矛盾；其次，南方各州以奴隸制為基礎的農業經濟模式與北方各州以自由勞工為基礎的產業經濟模式之間的矛盾。美國的這場危機持續了近100年，導致了1775-1783年獨立戰爭和1865年奴隸制被廢除。結果有兩個：首先，美國和英國的精英達成共識，美國應該獨立；其次，美國精英達成共識，以奴隸制為基礎的經濟不可能再恢復了——這在今天似乎顯而易見，在當時卻是艱難達成的共識。

由此形成的美國政治制度的基礎，是精英內部的默契。第一項默契是，英國不再施加外部壓力來改變或推翻美國政府。第二項是，代表美國兩股主要政治力量、靠不同經濟基礎支持的美國兩黨，將通過合作來克服分歧，並就有可能實現的最好制度達成妥協，而不試圖以暴力來推翻彼此，雙方承認此為基本底線。

俄羅斯的情況不同。首先，俄羅斯所有政治力量在經濟上都是同質的（所有俄羅斯人的生存都主要依賴本國自然資源）。他們只是在政治方面意見不同，如教條還是新思維，官僚制還是重視個人創見，精英壟斷資源還是與更多的人分享資源。所以，事實上俄羅斯改革的焦點從來都不是真正經濟性的。私人企業利益集團或許有一些影響力，但只局限於游說方面，而俄羅斯各股政治力量吸引社會支持基礎的真正着眼點，在本質上始終是政治性的。

其次，正如2011-2012年的抗議運動證明的：第一，迄今為止俄羅斯和西方從未達成這樣的妥協——西方不通過政治施壓來推動俄羅斯政權更迭；第二，俄羅斯精英階層內部從未達成這樣的一致——他們會建立危機管控機制來優先考慮合作，而不是以暴力推翻政權，以此作為共同遵守的底線。當然，需要注意的是，只有不切實際的人才會以為妥協總是容易達成的。例如，即使美國政府也有危機管控機制，如「政府關門」，即在國會不能就某項重大的預算法案做出決定時，暫時性地中斷政府辦公（最近一次政府關門是2013年10月巴拉克·奧巴馬總統任內發生的）。

1990年代執政的俄羅斯民主派事實上成功解決了導致蘇聯解體的核心問題。他們打破了意識形態教條，允許大量來自西方的新思想、新做法流入本國，重新打開了社會上升階梯，允許新鮮力量參與決策過程。但是，他們缺乏經濟管理能力，對世界經濟的運行情況所知太少，行動卻過於倉促。他們這麼做的部分原因是，事實上，經濟似乎並不是對他們的政治前途影響最大的因素。然而，也正是對經濟的忽視，最終讓他們付出了重大代價。

1996年總統選舉結束後，民主派聯盟分裂了。在這次選舉前夕，時任總統葉利欽的支持率降到歷史低點，僅為8%-9%，因為他實行的私有化和突然的價格放開導致民怨沸騰，同時車臣又爆發了分離主義沖突。根據一切可信的預測，葉利欽都會在選舉中輸給保守派陣營的領袖久加諾夫。在這種情況下，葉利欽的競選團隊決定利用蘇聯時代的沉痛記憶，如斯大林時代的壓迫（蘇夢夏《斯大林：60年的陰影》），來破壞蘇聯式價值觀的信譽，以確保選民將葉利欽連任視為「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選擇，從而予以支持。

在1996年選舉的第二輪中，葉利欽以不到54%的選票艱難贏得勝利。但是，俄羅斯民眾通過這次選舉發現了民主的陰暗面。「政治技巧」（political technology）是形容它的最好詞匯，其大意是，民眾的偏好是可以通過大規模的媒體宣傳來影響甚至操縱的。雖然「政治技巧」現象在西方民主制中很常見，但它與俄羅斯人對民主的理想化信念相沖突。這體現在兩方面：首先，選民的自由選擇開始受到質疑；其次，政府明顯在利用其對媒體的優先控制來為自身利益服務，於是言論表達自由開始受到質疑。

在這種情況下，執政聯盟分裂為兩派。一派是務實派，他們覺得，他們雖然已就民主在現實中的不完美性得到了教訓，但是，與葉利欽政府共進退依然是必要的。另一派是理想主義者，他們質疑葉利欽連任的合法性，並教導人們回歸「民主理想」。在統治聯盟分裂後，俄羅斯議會里的政治力量分裂為許多彼此沖突的小派別，令人想起法蘭西第四共和國的場景。結果是，立法程序基本上停滯了。具體而言，在1996年-1999年第二屆杜馬組成中，23個黨派取得國家杜馬代表資格，其中11個黨派只有一名議員，最後23個黨派集中到7個派別。此外，還有77名獨立議員，占議員總數的大約16%，他們的投票基本是不可預測的（杜馬議員總數為450人，但因為辭職、死亡等原因擔任過第二屆杜馬議員總數為491人）。想象一下，在這樣的情況下，在任何事情上獲取多數票支持都極為困難。

葉利欽的一名親密顧問在私下場合告訴我，當時健康狀況不斷惡化的葉利欽決定盡可能地維持社會和平，用美國作家羅恩·徹諾（Ron Chernow）形容亞歷山大·哈密爾頓的話說就是，把個人榮譽與政治信念區分開來，認定寬恕高於報復。

俄羅斯的決策癱瘓狀態在1998年8月金融危機期間登峰造極。當時俄羅斯政府以國家已破產為由，拒絕向國際金融機構等償還債務。對像俄羅斯這樣的資源富饒的大國而言，這是個相當恥辱的理由。

最終，當1999年保守派發起對葉利欽的彈劾程序時，部分民主理想主義者與他們結盟。而最糟糕的是，西方決策者當時決定維持與俄羅斯異議民主理想派的聯盟，對葉利欽連任的合法性持批判立場。在當時極為艱難的形勢下，這讓未來的「顏色革命」的場景浮現到了地平線上。

普京的國民再團結策略

理解了弗拉基米爾·普京上台前夕的背景，即過度的政治派別分化導致的決策癱瘓，我們就更容易理解他在執政後做出的抉擇。普京的策略是，一方面推進法治和制度建設，另一方面推動國民團結，兩方面的最終目的都是讓國家可以重新得到有效治理。

就所屬的政治派別而言，普京曾是一個改革派官僚。在1990年代的民主派統治聯盟里，他作為阿納托利·索布恰克的助手一路平步青雲。索布恰克當時是聖彼得堡市長，本人是個異議分子。1996年後，普京決定投向務實派，而索布恰克依然是一個理想派。（他的女兒克塞尼亞·索布恰克最終在2011-2012年的反對派抗議運動中成為一名好斗的領袖人物。）

在俄羅斯，官僚與知識分子之間沒有清晰界線（如普里馬科夫既是總理又是科學院院士）。在這樣的環境中，普京也在努力成為一名自學成才的愛國知識分子。由於外語一直是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必備知識，所以普京掌握了德語，並公開了自己學英語的努力，成為斯大林之後第一個能說外語的俄羅斯領導人。合法政府官員和特工之間存在客觀區別，致力於本國進步的愛國者與不寬容他人的民族主義者之間也存在客觀區別，就此意義而言，普京不像一些人試圖描繪的那樣，是一個特工或民族主義者。

通過調整決策程序，普京實現了讓國家治理變得更有效的想法。議會立法程序的調整是極為重要的一方面。普京推動通過了幾項立法，縮小了小黨派和個人進入國家杜馬的機會。其結果是，2007-2011年和2011-2016年兩段議會任期里，議會里的派別減少到了四個。以統一俄羅斯黨為首的執政聯盟，成功地掌握了足夠多的議會票數，得以讓任何重要的法律獲得通過。這個執政聯盟的綱領是中間路線、國民和解，其前身是在葉利欽時代從改革派官僚轉型為務實派的人。

政治講求合理、不過度，過度就會打破平衡。普京從來沒有真正質疑過在俄羅斯實行民主的原則。但是，他的執政班子設計的程序規則，最終將自由派排除在了議會決策之外，而自由派當時還未走出信譽下跌的陰影。

2005年實施的一項重要法律規定，政黨必須首先在普選中贏得7%以上的選票，才有資格派代表進入國家杜馬。當時，在俄羅斯人看來，最自由主義的候選人，以及曾是1990年代執政聯盟成員的好斗的理想主義者，要為葉利欽的失敗承擔主要責任。這部分人缺乏社會支持基礎，無法逾越這個門檻。他們覺得，俄羅斯的政治光譜變得令人回想起蘇聯時代。他們的挫敗感激發了2011-2012年的反對派抗議運動。

關於「顏色革命」等大眾運動的技巧，迄今已有很多論述。簡而言之，部分有挫折感的精英以各種理由領導了大眾運動，但其中一點是利用大眾的民族主義情緒。雖然大眾運動通常是在友愛情感中開始的，但一旦街頭抗議持續足夠長的時間，由於某些難以捉摸的、也許可以歸咎於人類本性的原因，暴力就會壓倒理性。

毫不奇怪的是，在2011-2012年的抗議運動中，追求自由民主的理想主義者（如普京前上司之女克塞尼亞·索布恰克）的聲音，逐漸被民族主義者取代。2012年5月，運動者與警方之間發生暴力沖突。其後，政府采取行動來降低未來抗議的規模，既對示威者的要求做出讓步，也對其一些領導者進行有限壓制。

最重要的因素是普京願意做出讓步。進入國家杜馬的門檻又被下調到了普選票數的5%（2016年9月18日的下屆國家杜馬選舉將實行該規則）。與此類似，德國聯邦議會也有5%門檻的規定。可以設想，假如局勢足夠穩定，就像迪米特里·梅德韋傑夫提過的，門檻還可能進一步下調，如歐洲委員會建議的3%。

關於接下來發生的烏克蘭危機和克里米亞事件，迄今也已有很多論述。盡管聚訟紛紜，有一件事是確定的：這些事件正中普京下懷，有利於他推行自己的國內策略。它們創造了條件，促使執政力量與主要反對黨俄羅斯共產黨在愛國主義基礎上結盟。這個聯盟使普京的支持率穩定在80%左右的水平上。

俄羅斯的未來最終由什麼決定？

普京從幾位前任那里學到了幾個關鍵教訓。首先，把別人排斥於決策之外，會造成他們的挫敗感，可能導致體系自我崩潰。其次，詆毀前任不是一種建設性的做法，所以他一直對葉利欽及葉利欽時代深表尊敬。最後，基本原則不一定要丟棄，而是可以調整。

因此，普京從來沒有質疑過，民主是俄羅斯的政治發展路徑。他從來沒有質疑過經濟開放，包括盧布匯率的自由浮動和民眾的自由流動。他也從來沒有質疑過俄羅斯在對人權進行法律保護的原則上取得的成績。這方面最重要的成績是，1993年俄羅斯憲法實現了法律統一，立法程序得到改進，法律的上下層級得到確立，此前由各種行政和政黨規章組成的龐雜的法外規則被取消。雖然新體系明顯是不完美的，需要進一步改善，包括在認識和實踐方面，但目前俄羅斯已有的共識是，不能因為現實中的一些不完美性，就質疑這些經過艱苦斗爭才確立的原則。

目前最主要的風險來自於俄羅斯過度保守的政治光譜。俄羅斯的政治力量再度分為三派，與蘇聯時代類似，這是個不祥征兆。作為執政黨的統一俄羅斯黨扮演着蘇聯時代保守派官僚的角色。俄羅斯共產黨扮演着蘇聯時代體制內改革派官僚的角色（不過和蘇聯改革派不同的是，該黨缺乏一套建設性的綱領來實施改革，也缺乏這方面的專業能力）。這樣的政治光譜讓權力壟斷、官僚化和思維教條化的舊風險重新出現了。

在這樣的環境中，俄羅斯的未來似乎取決於能不能維持創新思維的空間。蘇聯一度在科技方面領先全球。雖然當代俄羅斯的科技發展受到了資金短缺等因素的影響，但潛力仍然很大。最適合創新思維興盛的環境是，既有一個適於自由思考的小環境（即蘇聯科學院扮演的角色），也有外部的系統性規范。一個著名例子是，蘇聯的科技成就超過了1990年代完全自由的俄羅斯。中世紀的歐洲大學也是這樣的情況：在通常被稱為「黑暗時代」的中世紀，大學發揮着自治社群的功能，為啟蒙時代奠定了基礎。

在今天人才自由流動的全球化環境中，俄羅斯的未來取決於它在吸引最佳人才方面的競爭力。因為許多科學家和創新性的思想家往往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所以用紀律、強制、官僚主義和標准化來對待他們通常是不合適、適得其反的。可以說，歷史對普京的評判最終將不會主要基於他在克里米亞和敘利亞采取的行動，而是基於，他能不能充分利用自己的高支持率所確保的政治穩定性，讓不支持他的20%的人以新穎的方式思考，推動國家的進步。

注：本文作者Larisa Smirnova（蘇夢夏）是居住在中國的俄羅斯人，是廈門大學外籍教師，莫斯科大學政治學博士，法國國家行政學院ENA、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雙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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