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為李鴻章做傳 痛批清朝部落政治

無論生前身后，李鴻章都是個極富爭議的人物。上中學的年代，歷史老師口中的“大漢奸、賣國賊李鴻章”，至今言猶在耳。二十多年前讀到梁啟超撰寫的《李鴻章傳》，正值國家改革開放之初，頓覺耳目一新，感到此傳對洋務運動及李鴻章其人，有著不同以往的全新視角。細品之，則非梁任公之視角“不同以往”，乃敝人受哺狼奶多年，有幸恢復了人類的獨立思考而已。

維新派眼中之洋務派

1901年(清光緒二十七年)《辛丑條約》簽訂后兩月，心力交瘁的李鴻章溘然辭世；近兩個月后，流亡海外三年的梁啟超完成了這篇傳記。是年二十九歲的梁氏，以通緝在案的維新派流亡領袖身份，為七十八歲的在朝洋務派領袖作傳，其間大有深意焉。維新運動是洋務運動的繼續，兩者有著血脈上的傳承關係，如果將洋務運動視為經濟改革，則維新運動當然是政治改革。兩者的失敗皆有其歷史之必然性。作者自稱:“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惺惺相惜之情與流亡臣子的孤憤，溢於言表，既悲逝者，亦是自悲。

這一年，梁啟超先后創辦了《清議報》和《新民叢報》，除撰寫李鴻章的傳記外，他還為老師康有為寫了《南海康先生傳》，並開始自號“飲冰子”。以“飲冰”自勵，為洋務派和維新派的兩位先進作傳，可視為對1860年“自強運動”至庚子之變四十年間歷史的冷靜反思。梁氏視李鴻章為“中國近四十年第一流緊要人物”，“故吾今此書，雖名之為‘同光以來大事記’可也”。

洋務派冀望利用西方先進的技術維護專制統治，改革以不觸動封建制度為限，這完全是一廂情愿的“技治主義”思維。對此，梁啟超問道:“謂李鴻章真知洋務乎？何以他國以洋務興，而吾國以洋務衰也？”在歷數李鴻章所辦洋務各案后，他提出了自己的答案:

吾敢以一言武斷之曰:李鴻章實不知國務之人也。不知國家之為何物，不知國家與政府有若何之關係、不知政府與人民有若何之權限，不知大臣當盡之責任。其於西國所以富強之原，茫乎未有聞焉，以為吾中國之政教文物風俗。無一不優於他國，所不及者惟槍耳炮耳船耳鐵路耳機器耳，吾但學此，而洋務之能事畢矣。此近日舉國談時務者所異口同聲，而李鴻章實此一派中三十年前之先輩也。是所謂無鹽效西子之顰，邯鄲學武陵之步，其適形其丑，終無所得也，固宜。

盡管如此，梁啟超仍認為:“李鴻章之識，固有遠過於尋常人者矣”，他列舉李氏奏折中對國家前途的種種深憂切慮，肯定“李鴻章固知今日為三千年來一大變局，固知狃於目前之不可以茍安，固嘗有意於求后千百年安內制外之方，固知古方不以醫新症，固知非變法維新，則戰守皆不足恃，固知畛域不化，故習不除，則事無一可成，甚乃知日后乏才，且有甚於今日，以中國之大，而永無自強自立之時”；同時，作者也指出了李氏的歷史局限性:“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競爭，不在國家而在國民，殊不知泰西諸國所以能化畛域除故習布新憲致富強者，其機恒發自下而非發自上”。他批評李鴻章“不學無術”，未能利用其地位及影響力，推動歷史潮流，嘆息李氏“為時勢所造之英雄，非造時勢之英雄也”。

梁啟超在戊戌變法失敗后，倡導“作育新民”，以改造中國人的“國民性”為己任，這一任務歷時百年仍未完成。歷史常有輪回，當此“大國崛起”雄心萬丈之際，民族主義甚囂塵上，那種“以為吾中國之政教文物風俗，無一不優於他國”的封建沉渣，也重新泛起。“不知國家之為何物，不知國家與政府有若何之關係、不知政府與人民有若何之權限，不知大臣(時髦的說法已變成了“公仆”)當盡之責任”者，仍大有人在。不學必然無術，身處晚清變局百年后的“學習型社會”，社會轉型仍未完成，學習的方向和方法依然不明。

弱國外交之辨

李鴻章謗滿天下，始因甲午之役北洋水師覆滅，繼之以外交連連失敗，以“賣國賊”之罪名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為時已逾百年。而梁啟超記述李氏之軼聞中，談及“李鴻章與外國人交涉。尤輕侮之，其意殆視之如一市儈，謂彼輩皆以利來，我亦持籌握算，惟利是視耳。崇拜西人之劣根洼，鴻章所無也”。這倒很像阿Q的“精神勝利法”，可為中國人的“國民性”做一注腳。

對李氏之外交風格，西人反倒有“大手段之外交家”的贊譽，但梁啟超持相反評價，稱之為“小狡獪之外交家”:

夫手段狡獪，非外交家之惡德。各國並立；生存競爭，惟利是視。故西哲常言個人有道德，而國家無道德。試觀列國之所稱大外交家者，孰不以手段狡獪得名哉。雖然，李鴻章之外交術，在中國誠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則瞠乎其后也。李鴻章之手段，專以聯某國制某國為主，而所謂聯者，又非平時而結之，不過臨時而嗾之，蓋有一種戰國策之思想，橫於胸中焉……

上述判斷可謂切中要害，李鴻章式的中國外交，無非承襲兩千年前的縱橫家故智，既昧於世界大勢，又無長遠堅定之立場，惟偏重於技巧末事，一味借力使力，徒以縱橫捭闔為能事。作者分析李氏外交失敗的教訓說:

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泰西外交家，亦嘗汲汲焉與他國聯盟，然必我有可以自立之道，然后，可以致人而不致於人。若今日之中國，而言聯某國聯某國，無論人未必聯我，即使聯我，亦不啻為其國之奴隸而已矣，魚肉而已矣。李鴻章豈其未知此耶？吾意其亦知之而無他道以易之也。要之，內治不修，則外交實無可辦之理。以中國今日之國勢，雖才十倍於李鴻章者，其對外之策，固不不得隱忍遷就於一時也。此吾所以深為李鴻章憐也。雖然，李鴻章於他役，吾未見其能用手段焉。獨中俄密約，則其對日本用手段之結果也。以此手段，而造出后此種種之困難，自作之而自受之，吾又何憐哉？

在漢語詞匯中，“賣國賊”與“漢奸”似乎略有不同:前者的行為有一定的被動性，主要對其后果負責；而后者則有較強的主動性，意味著徹底的賣身投靠。中國士大夫飽讀聖賢之書，無不知曉春秋大義；縱觀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等晚清名臣，個個算得上一時人杰。但形勢更比人強，列強環伺，兵臨城下，不簽字畫押割地賠款，僅僅靠玩弄“戰國策”式外交伎倆，是過不了關的，李鴻章逝世前一小時，俄國使節還來催逼在密約上簽押。

弱國確無外交，強時未必有之。梁氏云“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內治不修，則外交實無可辦之理”，確為灼見。清代出賣的國家權益，國民政府時代已開始收回，但被強鄰陸續侵占的國土，如今已是徹底交割，永無回歸之日了。

專制體制之弊

李鴻章以一介詞臣入幕，平發捻、辦洋務、創海軍、主外交，位極人臣，其見識才具，遠超同僚之上。但觀其一生功業，論武功，內戰內行外戰外行；論洋務，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論外交，則喪權辱國莫此為甚。一言以蔽之，輸在其背后的專制政治體制。作者試圖從李鴻章在中國歷史中的位置人手，分析其致敗的根本原因:

凡一國今日之現象，必與其國前此之歷史相應，故前史者現象之原因，而現象者前史之結果也。夫以李鴻章與今日之中國，其關係既如此其深厚，則欲論李鴻章之人物，勢不可不以如炬之目，觀察夫中國數千年來政權變遷之大勢，民族消長之暗潮，與夫現時中外交涉之隱情，而求得李鴻章一身在中國之位置。

他指出:“李鴻章所居者，乃數千年君權專制之國，而又當專制政體進化完滿，達於極點之時代也”；“李鴻章所居者，乃滿洲人人主中夏之國，而又當混一已久，漢人權利漸初恢復之時代也。”上述視角，切中中國封建社會超穩定結構之弊，也提示了晚清滿漢民族矛盾最終演變為排滿革命之根由。

關於“中國數千年來政權變遷之大勢”，梁啟超從春秋戰國說起，下至兩漢魏晉唐宋元明，歷數中國封建社會由貴族政體演變為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政體之流程，指出:“中國為專制政體之國，天下所聞知也。雖然，其專制政體，亦循進化之公理，以漸發達，至今代而始完滿，故權臣之權，迄今而剝蝕幾盡。”他將歷代權臣分為貴族、豪杰、布衣、佞臣四類，“要而論之，愈古代則權臣愈多，愈近代則權臣愈少，此其故何也？蓋權臣之消長，與專制政體之進化成比例，而中國專制政治之發達，其大原力有二端:一由於教義之浸淫，二由於雄主之布劃。”

所謂“教義之浸淫”，作者指出，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專弘此術以化天下”，“爾后二千年來，以此義為國民教育之中心點”，“義理既人於人心，自能消其梟雄跋扈之氣，束縛於名教以就圍范”。至於“雄主之布劃”，作者舉漢光武、宋太祖以厚秩解功臣兵柄，以及漢高祖、明太祖屠戮功臣為例:“雖用法寬忍不同，而削權自固之道則一也。洎乎近世，天下一於郡縣，采地斷於世襲，內外彼此，互相牽制，而天子執長鞭以笞畜之”，導致群臣“雖有國家大事，明知其利當以身任者，亦不敢排群議逆上旨以當其沖。諺所謂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者，滿廷人士，皆守此主義焉，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漸矣。”

梁啟超認為:“貴族柄權之跡，至漢末而殆絕”。有關中國封建社會之定義及分期，學界歷來眾說不一。中國秦代以后形成的封建主義，與馬克思看到的西歐封建主義是不同的，西歐的封建制度是建立在分散的貴族領主制基礎上的，而中國的封建制度則是高度集權的、大一統的帝制，形成了超穩定的社會結構。西歐有地方自治的歷史傳統，像英國《大憲章》就是貴族聯合起來限制王權、改革法律和司法的范例，由此也在一定范圍內確立了平民享有的政治權利與自由，保障了教會不受國王的控制。而中國則沒有這樣的歷史傳統，中央集權的帝王專制形成之后，皇帝口含天憲，權力不受制約，專制壟斷的意識形態根深蒂固。時至今日，反封建的歷史任務依然任重道遠。

部族政權之私心

李鴻章是當時內外公認的中國權臣，他的權力到底有多大？作者舉李氏與俾斯麥的對話為例，詮釋晚清中國的權力結構及李在其中的位置:

李之歷聘歐洲也，至德見前宰相俾斯麥，叩之曰:“為大臣者，欲為國家有所盡力。而滿廷意見，與已不合，群掣其肘，於此而欲行厥志，其道何由？”俾斯麥應之曰:“首在得君。得君既專，何事不可為？”李鴻章曰:“譬有人於此，其君無論何人之言皆聽之，居樞要侍近習者，常假威福，挾持大局。若處此者當如之何？”俾斯麥良久曰:“茍為大臣，以至誠憂國，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與婦人孺子共事，則無如何矣。”

說到權力結構，又不得不詳析清朝開國以來的滿漢之別。梁啟超說:

本朝以東北一部落，崛起龍飛，入主中夏，以數十萬之客族，而馭數萬萬之主民，其不能無彼我之見，勢使然也。自滇閩粵三藩，以降將開府，成尾大不掉之形，竭全力以克之，而后威權始統於一，故二百年來，惟滿員有權臣，而漢員無權臣。……故自成豐以前，將相要職，漢人從無居之者(將帥間有一二則漢軍旗人也)。

有清一代，朝廷對於滿漢大臣的任用，一向是內外有別。清廷擢用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等漢員，實因洪楊難起，政權有傾覆之危，時勢使然，不得已而為之。梁氏指出:“當時朝廷雖不得不倚重漢人，然豈能遽推心於漢人哉？”“試一讀曾文正集，自金陵克捷以后，戰戰兢兢，若芒在背。以曾之學養深到，猶且如是，況李鴻章之自信力猶不及曾者乎？”

滿族作為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以來，雖然接受了漢族的文化並沿襲其政治制度，但政治權力的內圈仍為親貴覺羅，世代靠錢米俸祿吃飯的八旗子弟則是其外圍，形成了一個靠族群血緣維系的特殊利益集團。二百余年歲月的消磨，令這個“弓馬得天下”的民族活力盡失，同光以來漢臣的崛起及由其主導的改革，不斷觸發他們對統治特權及既得利益的疑慮和危機感。

錢穆先生認為清代“可以說是全沒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據著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們許多的私心。這種私心，可以說是一種‘部族政權’的私心。一切由滿族政權的私心出發，所以全只有法術，更不見制度”；“蒙古人滿洲人跑進中國，也不是元清兩代每一個皇帝能掌握整個政權的。在此兩代，其政權之后面，有蒙古滿洲全體部族在擁護此政權。於是蒙古人滿洲人便是此一政權中之特殊階級或特殊分子了。此種政權，我們則稱之為部族政權。不論蒙古也好，滿洲也好，他們都想拿一個部族來控制政府，掌握政權。這種政權，當然是私心的，所以在這一政權下之一切措施，便不好算是政治制度，而只好算是一種法術，一種控制此政權之手段。”(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141、143頁)

余英時先生指出:清王朝為“少數民族的一族專政”(或曰“族天下”)，並有著八旗制度這種嚴密的組織系統。他認為戊戌變法失敗最根本的原因是“國家利益和王朝利益之間的衝突”，“圍繞著戊戌變法的激烈政爭決不可單純地理解為改革與守舊之爭。最重要是當時滿族統治集團本能地感覺到，決不能為了變法讓政權流散於被統治的漢人之手。開國會、立憲法則必然導致滿人不再能控制政權，他們享受了兩百多年的特權和既得利益便將從此一去不復返了”；他征引據梁啟超的記述，指出“當時最有力的反對口號便是御史文悌所上長折中‘保國會之宗旨在保中國不保大清’這句話”。(余英時:《戊戌政變今讀》，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998年2月號)

由是觀察，滿清王朝不僅承襲了漢族歷代王朝之制度積淀，更兼有狹隘自私的部族政權特性，前期雖經歷過康乾盛世的輝煌，但一旦與挾堅船利炮而來的西方文明碰撞，其格局器量頓時捉襟見肘。對外既無力保中國，對內豈能保大清？這種部族政權的私心，越到危殆時刻越患得患失，越發認定只有自己的子弟靠得住。辛亥革命前夕組成以滿清貴胄為主的“皇族內閣”，即是私心與法術的回光返照，令立憲派乃至北洋將士率與朝廷離心離德。武漢首義槍聲一響，滿朝親貴束手無策，拱手讓漢族權臣袁世凱坐收漁人之 利。

多年來，影視傳媒一直致力於制造大清專制王朝的盛世神話，已屬咄咄怪事；近年更有學者罔顧歷史，將清王朝吹捧成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政權，更是不知所云。

余論

梁啟超在此書“序例”中開宗明義，自承“全仿西人傳記之體”，他批評中國舊傳記體裁“類皆記事，不下論贊，其有之則附於篇末矣”。而司馬遷開創的夾敘夾議式列傳體裁，“后人短於史識，不敢學之耳”，他愿意繼承這一傳統。縱觀全傳體例，分為“李鴻章之位置”、“李鴻章未達以前及其時中國之形勢”、“兵家之李鴻章”、“洋務時代之李鴻章”、“中日戰爭時代之李鴻章”、“外交家之李鴻章”、“投閑時代之李鴻章”、“李鴻章之末路”八大主題，議論風發，既提綱挈領，又順應了歷史時序；末章結論中，列舉古今中外十五位政治人物霍光、諸葛亮、郭子儀、王安石、秦檜、曾國藩、左宗棠、李秀成、張之洞、袁世凱、梅特涅、格蘭斯頓、爹亞士(梯也爾)、井伊直弼、伊藤博文，逐一與傳主比較點評，妙語連珠，極具特色；而將傳主放到世界歷史的大視野中研判，上下五千年，環視八萬里，更是自司馬遷以降史家所未企及的時空。這種傳記體裁開一代之風氣，直到民國時代仍不斷被人襲用。

全傳以文言文撰寫，僅六萬余字，要言不煩，如行云流水一氣呵成；反觀今日習見之白話傳記，冗長拖沓，動輒數十萬字，難免有碼字賺錢之嫌。時人稱道梁氏文風“筆端常帶感情”，其感染力與煽動性超過“十萬毛瑟”；而譏評者則貶之為“新聞記者手筆”。當時白話文的時代尚未到來，但新聞紙的出現，漸趨白熱化的保皇與革命之爭，使爭取受眾、擴大傳播成為報刊的生命線，也勢將影響到文風的演變。拋開政治觀點不論，對照一下革命派章炳麟詰屈聱牙的古奧文字，不能不承認梁氏文筆是近代文壇上最生動的文言文。

這篇傳記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著作，或可歸入新聞性評傳一類。作者自謂與李鴻章“於政治上為公敵，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非有心為之作冤詞也”。為一位剛剛逝世的大人物作傳，能做到不存私見、評價公允、褒貶分明，殊非易事。百年后讀此傳記，仍能栩栩如生地感受傳主其人、其時代，非有高屋建瓴的史識、客觀公正的史德及縱橫馳騁的史筆不能為之，足令后世沉溺於“遵命史學”泥坑中人無地自容。

梁啟超的文字，一向帶有鮮明的個人文字風格，極具張力。在一些總結性論斷中，經常用“吾敢言”、“一言以蔽之”一類詞句，透露出一股咄咄逼人的自信，殆非有真知灼見者所不敢為也。他總結李鴻章洋務、軍事及外交失敗，在於“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當此十九世紀競爭進化之世，而惟彌縫補苴，偷一時之安，不務擴養國民實力，置其國於威德完盛之域，而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挾小智小術，欲與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讓其大者，而爭其小者，非不盡瘁，庸有濟乎？”在批評了李鴻章的失誤之后，他筆鋒一轉，又擴展到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

彼李鴻章固非能造時勢者也，凡人生於一社會之中，每為其社會數千年之思想習俗義理所困，而不能自拔。李鴻章不生於歐洲而生於中國，不生於今日而生於數十年以前，先彼而生並彼而生者，曾無一能造時勢之英雄以導之翼之，然則其時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於如是，固不能為李鴻章一人咎也。

關於個人品格才具，梁氏斷言李鴻章乃“有才氣而無學識之人也，有閱歷而無血性之人也。彼非無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之心，然彼彌縫偷安以待死者也。彼於未死之前，當責任而不辭，然未嘗有立百年大計以遺后人之志”。他直指“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為中國官僚政治的通病，“中國朝野上下之人心，莫不皆然，而李亦其代表人也”。盡管如此，“舉朝二品以上之大員，五十歲以上之達官，無一人能及彼者”。他預見到“后此內憂外患之風潮，將有甚於李鴻章時代數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鴻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復睹焉。念中國之前途，不禁毛髮栗起，而未知其所終極也”。十年后，清王朝最終難逃覆滅的命運。鑒往知今，學習洋務皮毛、改良經濟而不改良政治的結局，是一面歷史明鏡。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轉型期的中國正面臨著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社會動盪。梁任公“今日世界之競爭，不在國家而在國民”的警告，在大同世界出現之前，永遠不會過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