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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ft中文網刊文,烏克蘭事件本應給歐洲人敲響警鐘,他們已經習以為常的安全和自由又面臨威脅。民調顯示,歐洲人並沒有意識到這點。與俄羅斯不管冷戰還是熱戰都不是良策。認為對話就能解決問題的想法也不可行。在強硬回應普京的同時,還應表明一種態度:如果俄羅斯按規則行事,彼此就能建立真正的伙伴關係。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奧巴馬。和訊網特摘編如下,以供學術界和理論界參考。
對於不順從的對手,小布什(george w bush)的對策是轟炸他們;如果他們不聽話,就繼續轟炸他們。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則認為,美國應當與敵人對話;如果他們不聽話,就應當繼續與他們對話。
有人會覺得這樣子形容他們不公正。這些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並不全對。如果說小布什印證了“打來打去”並不能讓世界更美好,那么奧巴馬也應該認識到,“談來談去”也有其局限性。在兩位領導人的主政下,美國的實力都顯著減弱,雖然兩人的做法截然不同。
奧巴馬相信外交手段是比較容易得到人們支援的。在小布什的副手們迪克·切尼(dick cheney)和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等人制造了巨大破壞之后,美國亟需一位充分認識世界多極化現實、愿意嘗試外交手段的總統。
“可打可不打的戰爭”可能造成嚴重損失,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便是慘痛教訓。代價高昂的失敗促使美國人將目光移向國內,放棄維護國際秩序的責任—這種秩序建立在規則的基礎之上。就像20世紀二三十年代那樣,美國可能置世界於不顧。
大西洋(600558,股吧)彼岸,小布什發起的戰爭鞏固了歐洲人的天真想法:調解和讓步總好於引起衝突。這種心態令人想起兩次世界大戰間隔期間的綏靖政策。
先是敘利亞內戰,后是俄羅斯兼並克里米亞,並試圖將烏克蘭其余部分變成失敗的國家。這些事情表明,當美國政府過於重視忍讓克制、拿不出行動決心時,會發生什么。
我一直覺得,認為美國衰落不可阻擋的論調太過夸張。但有一點是真的:奧巴馬的外交政策使得全球對美國衰落程度的認識,要遠甚於美國經濟和軍事力量的實際衰落。
這些認識事關重大,會影響其他國家的行為。我近日參加了韓國首爾峨山研究院(asan institute)的年度論壇。與會的外交政策專家熱烈爭論的一個問題是:誰該為當前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以及東中國海、南中國海緊張局勢加劇負責?
與會者均同意一點:正進行亞洲四國之行的奧巴馬將難以重振美國在其盟國心中的地位。
普京(vladimir putin)出兵烏克蘭,基於兩點理由。第一點植根於19世紀的理念:俄羅斯的安全取決於對近鄰的控制。出兵是俄政府未能將烏克蘭強制納入歐亞聯盟的結果。第二,普京估計,歐洲的不團結和奧巴馬回避對抗的態度將弱化國際反應。
白宮派國務卿約翰·克里(john kerry)與俄羅斯外長謝爾蓋·拉夫羅夫(sergei lavrov)連續舉行數輪談判,這點無可厚非。不過,外交不可能憑空起作用。美國需要發出強有力的信號,表明它準備讓俄羅斯政府付出巨大代價—這是美國一直所缺乏的。
我並不是主張美國及其歐洲盟友應該拿起槍。但美國政府本可以(現在仍然應該這么做)推動一系列更為強有力的經濟舉措,包括金融制裁,以展示其維護國際行為基本準則的決心。
當然,一些歐洲人會抱怨。但我猜,很多人會為美國拿出這樣一項計劃而暗自慶幸:這項計劃迫使歐洲國家嚴肅看待它們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並向那些把公司利益置於國際法之上的歐洲企業施壓。畢竟,對於歐洲而言,另一種選擇是放棄所有關於國際合作精神的主張,回到依靠力量強弱決定國境分界線的日子。
在北約撤出阿富汗后,奧巴馬和北約(nato)其他領導人將在今年夏季制定一條新的路線。一些人認為,普京幫他們做好了這件事情。他們表示,北約可以重新開始,再次擔當起作為歐洲防御守衛者的角色。
事實是各國政府肩負著更重大的任務。如果北約沒有重新為共同防御提出政治理由的話,那么向波蘭和巴爾干半島派出更多軍隊將是毫無意義的。北約的使命是通過作為一種可信的威懾力量來避免戰爭爆發。但只有在各國政府恢復北約在選民心目中合法性的情況下,這種威懾才會可信,而選民已開始對國防開支的效果表示嚴重懷疑。
烏克蘭事件本應給歐洲人敲響警鐘,他們已經習以為常的安全和自由又面臨威脅。民調顯示,歐洲人並沒有意識到這點。
與俄羅斯不管冷戰還是熱戰都不是良策。認為對話就能解決問題的想法也不可行。在強硬回應普京的同時,還應表明一種態度:如果俄羅斯按規則行事,彼此就能建立真正的伙伴關係。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奧巴馬。
在首爾,我聽到很多有關東亞需要一個強大美國的說法。歐洲也需要,不過歐洲不愿承認這點。
(文章來源:ft中文網;譯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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