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西慶：賠錢是最好的投資者教育 企業出去要謙卑

高西慶

和訊網訊息 近日，由長江商學院投資研究中心主辦的“2014年長江青年投資人論壇”在北京舉行。來自不同投資領域的近20位嘉賓將圍繞海外證券投資、新型能源和可持續發展等熱門話題進行討論。前中投公司副董事長兼總經理高西慶表示，經驗挑戰是很大問題。他指出，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投資者教育問題，投資者教育要多宣傳，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他賠錢。

高西慶還表示，很多國家和地區現在喜歡中國的錢，而不是中國的人，面對這樣的局面我們要抱著一個開放的心態，要努力遵守這樣的遊戲規則，逐步適應發展，只有先進去發展壯大了才能夠改變遊戲規則。中國海外投資的機會與挑戰作出深入解讀。

目前，國家規定中投公司只許到中國境外投資，不能在中國境內投資。而中國現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要找一家和中國沒有千絲萬縷關係又適合投資的公司是件非常困難的事，這使得中投公司在投資標的的選擇范圍上相當地糾結。

高西慶認為，中國企業“走出去”要抱著謙卑、學習和敬畏的心態。畢竟企業的使命不是去打破規則，而是在面對發展歷史悠久的海外資本市場時，縱使有很多不合理不公正的規則，仍先嘗試著去融入、去合作。

以下是高西慶發言實錄：

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這幾年面臨的市場挑戰很多，在相當程度上是由於中投公司是一個相對比較特殊的企業。有這么一家企業，只許到中國境外投資，不能在中國境內投資，它就是中投公司。中投公司成立的目的是為了解決國家外匯儲備過多的問題，2007年成立時確定的一個基本的原則是只許在境外投資。

然而，中國現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全世界所有大的經濟體里面，能夠像中國保持這么高發展速度的沒有幾家。在這種情況下，要找一個企業跟中國完全沒有關係還真不容易，再加上中國經濟本身這么大的體量，要找一家和中國沒有千絲萬縷關係又適合投資的公司是件非常困難的事。中投這么大的公司，我們投資的基本原則或底線有兩條，一是每筆投1億美元以上，二是投資額不能超過任何一家企業控股權的10%以上，特殊情況的可以稍微超過一點。如果是10%以下，又是1億美元，這個項目至少在10億美元以上，要找這樣的企業在經營業務上跟中國沒關係是非常不容易的，使得中投公司在投資標的的選擇范圍上不得不面臨很多讓人糾結的挑戰。

挑戰有兩方面

目前，監管方面的挑戰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國內。中投公司不可以在國內投只能出去投，如果投大量的pe私募基金，只能做lp有限合伙人。中投和國外pe簽約時明確，原則上不能投中國。全世界最大的pe，有哪一家在中國沒有業務？尤其最近這五年來，所有最大的外資企業，基本在中國都有業務，而且已經越來越多地轉向中國。在這種情況下，談判是一個很艱苦的過程，原則上不超過15%，最後是20%。過了這個線就不投了。為了這個事情很糾結，爭來爭去，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間接的，在投資領域里沒有那么清楚的黑白分明畫的線。

從一定意義上講，這叫作自縛手腳。像中投公司這樣的機構在全世界不多，全世界主權財富基金，中投在資產規模上排前幾名，而這些公司中沒有一家像有中國這種規定：“只可投國外不能投本國。”像挪威是石油基金，原則上不投石油，投石油已經沒有意義，因為錢就是從石油儲備里拿出來的，這個不投有道理。但並不是只投外面，因為挪威太小了，就幾百萬人。更多的主權財富基金規定至少有多少要投在國內，這些投資必須對國內經濟增長有所幫助。從這一點上說，我們在國內層面的監管挑戰還是很大的，到今天為止，這點仍然是相當糾結的事情。現在中投公司為這事發愁，具體怎么落實，這是一個挑戰，但這只是挑戰的一小部分。

不過，中投公司面臨的挑戰更大一部分在國外，在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全世界有200多個國家，理論上都可以進行投資，目前中投有投資的國家差不多有100個左右，大國小國都有。國外的市場並不是以地理面積計算，有的地理面積可以很大，人很少，能夠投的工業、商業很少。中投公司成立早期分配投資資產，很簡單，就是按照所謂資本市場的比例來算，這些都是完全可以量化的。美國資本市場占全世界資本市場的60%以上，美國市場這么大，產業流通性這么好，不投它，就要冒很大風險，全世界資本市場整體中可能會損失一塊。還有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有二十三四個國家。

盡管主權財富基金在世界上已經有好幾十年的歷史，但是中投公司成立沒幾天，我們就發現很多國家的政治家在說中投的不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面臨的就不僅是一般國際市場的挑戰，比如經驗不足，人才不夠，文化上不夠理解等等。國有企業在國內投資，如果出了問題大家可以一塊兒解決，去爭議，到了外面誰也找不著。大部分的發達國家都說，我們是很公平的，我們是資本主義國家，我們有規則。我的運動場是很平的，對兩方都是一樣的，不會說這邊球場高一點往那邊好踢。這幾年的經驗，我們發現這個球場不怎么平，需要的時候是平的，不需要的時候就不平了，這一點我們體會很深。

一年多前我們碰到的一個案例，讓我們覺得極為生氣，非常郁悶，最後沒有投成，就是因為美國國土安全部的強烈干預。在中國的機制里有一些事情說不清就算了，可是到了國外，很多人感覺，那兒擁有一個透明的機制，是一個可預測的機制，是一個可以講理的地方。我說，真別太天真了，我是學法律的，盡管那邊可預知性比我們高。其他國家方面，比如澳大利亞、加拿大，以及歐洲的法國和英國都有這樣的限制，但通過我們的不斷解釋、不斷做工作后有所改善。

國際上的遊戲規則是大家公認的，這美元不是我們中國人創造的。我們作為新來者，在人家的市場上要按人家的規則辦事，我們只有一個開放心態，按照規則逐漸融入，等你站住腳了，再慢慢商量改變規則，你的力量足夠大了就可以改變規則。而不能進來之前就說，你得改變規則，否則我不進來。你不進來市場一直存在，市場並不會因為沒有你就不存在了。這個心態很重要，這就是投資者心態的挑戰，我們現在開始“走出去”要抱著學習的心態，敬畏的心態，謙虛的心態。國際市場是一個精妙的機器，經過了這么多年發展，各種各樣不同的零部件已經很好地結合了，雖然隨時會出點問題。

因此，我們來了之后先要了解對方的規則，我們按對方的規則辦。至於在辦的過程中發現有的規則對我們不適應，而且可能不公平，可以慢慢來，畢竟現在中國的力量比起二三十年前強了很多倍。

解決人才機制

第三方面的挑戰是經驗挑戰。雖然中國人經商有幾千年的經驗，從商朝就開始了，但至少在過去相當長時間里，經商不是一個令人尊敬的行業，商人在各個行業里都受到歧視，是不可以做官的。因此，不管我們的文明史有多長，但在國際市場投資方面經驗很少，不僅是成功的經驗少，失敗的經驗也少。中國人在外邊吃的虧還不夠，吃虧多了真的疼了，才會意識到這點，逐漸學得聰明起來。

最後就是人才機制的挑戰。現在大量的海歸回來，加上本土培養起來的一代投資人，好像多了很多。但是人才數量本身並不能說明問題，這里有一個機制的問題。中國人不聰明嗎？中國人不勤勞嗎？但是在全世界得到認可的銀行家、企業家、投資家、發明家中，中國人少之又少。這明顯是機制性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需要時間。

鄧小平同志說，“機制問題很重要，機制好了壞人也不能做壞事，機制不好，好人也可能變成壞人。”應該承認，人才機制到今天為止並沒有徹底解決好。從現在整個“走出去”投資的過程看，相當一部分和用人的方式有關，和激勵機制有關。一個人的聰明才智，他的努力程度跟利益機制結合得是否緊密，這是相當有關係的。

很簡單的例子，國寶主任已經退休了，從能力上不比任何一個現有的官員，現有的各種投資、財政計劃領域任何人差，可是這個機制說，我們請你休息，對於個人來說很好，我休息，我們中投公司說我想用他繼續幫我們服務很難，說退休了，不能讓你干了，你回家，我們想了很多辦法，用了很大勁，領導說可以讓他替你們做一家公司的董事，但是不許拿錢。各位聽了都笑了，這個在機制里是很正常的事，這在機制上是很大的問題，對他個人來說可能不覺得，反正夠花就可以了。作為一個機制用這種方式解決不了問題，我在中投內部每次出去開的董事會回來寫的報告非常好，我們受了那么多年專業教育，在國外大學研究生院、emba，各種都學過的人，比那些人一點都不差，一方面是經驗，一方面是負責程度。

這是我們達到的最大挑戰，不解決這個問題的話，使越來越多從別的國家得到好處愿意呆著，尤其是80、90后長大的，理解不了像我們這種人的情節，我們受過那么多年的紅色教育，不給錢就不干，回家，玩一玩是可以的。這樣的問題不解決，會使得好像自己能做一些事的話，投機取巧，拍馬溜須的人往上走，一些沒有時間琢磨那些的人越來越不吃香，這樣下去沒有好處。很多人總在問，我退休了，很不客氣的說話。我跟很多部門也呼吁，不從這個地方解決，長遠機制是沒法持續的，我就說這些，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