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四個深層原因

范必在其撰文中認為，隨著“供給側改革”騰空出世的, 土地，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本以及科技創新這些生產要素從供給層面去分析，就會發現資源設定效率降低，尋租活動猖獗，抑制了生產要素的活力，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這正是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的深層原因所在。具體分析值得思考。

現代市場體系，必須建立在高度發達的生產要素市場基礎上，西方古典經濟學早已認識到生產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現代經濟學中，生產要素已成為一個基本范疇，覆蓋了社會生產經營活動所需的各種資源，一般認為其包括勞動力、土地、資本、企業家才能四種要素。隨著時代的進步，技術、資訊、管理等也被納入了生產要素。

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從根本上否認勞動力、土地、資本等生產要素的商品屬性，並把它們納入嚴格的計劃管理。那時的共識是，生產要素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根本特征之一，生產要素私有制則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根本特征之一。

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國居民消費品基本實現了市場化，生產要素市場化開始提上日程。但是，承認勞動力是商品，是不是否定了勞動者的主人翁地位？承認土地、資本等生產要素是商品，是不是否定了生產資料的公有制？這些爭論，一度成為生產要素市場化的桎梏。1993年召開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在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時，明確肯定了土地、勞動力、資本等生產要素的商品屬性。這一重大決斷成為解放生產力的關鍵步驟。

但時至今日，中國要素市場改革仍然滯后，已影響到經濟發展全域。最近幾年，我國經濟增速出現放緩，大部分研究者習慣性地從需求層面，即從投資、消費、凈出口去分析原因、尋找對策。如果換個角度，從供給層面去分析，就會發現主要生產要素領域計劃與市場並存的“雙軌制”仍十分嚴重，要素價格不但不能靈活反映供求關係和資源稀缺程度，而且出現普遍上漲的趨勢，造成資源設定效率降低，尋租活動猖獗，抑制了生產要素的活力，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這正是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的深層原因所在。

一是土地。1989年全國“兩會”上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將土地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使土地使用權具有商品屬性。2007年通過的《物權法》，又明確了土地用益物權。但是，中國土地並沒有實現完全的市場化。政府仍完全控制土地一級市場，並對房地產開發用地、商業用地、工業用地執行不同的價格。招商引資中低價出讓土地，房地產開發時又競相抬高地價。在建設用地供應上，從2004年至今，國家加大了計劃管理的力度。雖然每年供地計劃數量不小，但由於計劃供地與市場實際需求不匹配，連續多年完不成供地計劃，再次驗證了“計劃管理造成短缺”這一經濟規律。而越是短缺，越會造成部分地價上漲，進而推動房地產價格上漲。土地作為生產要素，其價格已嚴重扭曲。

二是自然資源。我國憲法規定，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資源，都屬國家所有。資源使用者需要從國家手中獲得初始使用權，但這種使用權不是公開競價獲得，而是由政府授權分配使用，事實上沒有形成市場價格。而對自然資源的壟斷經營和國家定價，使其價格不能反映資源稀缺性和供求關係。譬如，油氣區塊是幾大國有企業以申請在先方式獲得。在能源的下游領域，除煤炭市場化程度相對較高外，發電企業的發電量和價格仍由政府制定，電網成為電力收購和銷售的唯一企業；油氣管網運輸、流通、進出口權，僅歸個別國有企業擁有。這種情況下，中國能源價格居高不下在所難免。北美頁岩氣革命后，美國能源價格下降，制造業出現復甦，這對依靠低成本優勢發展制造業的中國而言，無疑形成了巨大壓力。

三是勞動力。中國戶籍制度阻礙了勞動力跨地區、跨行業、跨部門的流動。政府對不同戶籍提供的教育、醫療、社保、價格補貼等公共物品是不平等的。一些城市通過出臺歧視外來務工人員的規定，加強對本地方勞動力市場的保護。同樣的勞動力付出同樣的勞動，在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不同所有制企業有著不同的價格。這些制度安排，都降低了勞動力要素設定的效率。近年來，隨著某些法規的實施，勞動力成本大幅上升。我國的社保費率（“五險一金”）已超過40%。假如一個職工稅前工資是1萬元，企業要為他支出1.4萬元。此外，還有最低工資定期增長等規定。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是必要的，但必須考慮經濟發展階段和企業的實際承受能力。目前的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不是隨著勞動生產率提高而形成的自然上漲。

四是資本。國有企業對國有銀行仍存在剛性依賴，民間借貸成本遠遠高於國家銀行的貸款利率。不同所有制企業獲取信貸資本的難易程度不同，導致了資本價格嚴重扭曲。我國金融體系還存在大量抑制資本市場和金融市場的管制措施，如利率管制、信貸規模控制、存貸比考核、限制民營企業創辦銀行、股票發行行政審批、個股漲跌停板限制等等。對資本市場不恰當的管制，同樣扭曲了資本價格。中國作為外匯儲備和國內儲蓄最高的國家，利率卻是世界上比較高的。

此外，在科技創新方面，尚未形成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有效機制；促進民間投資、非公經濟發展的政策出了很多，但仍然存在“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抑制了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和民營經濟、中小企業的發展勢頭。

由此觀之，幾乎所有能夠帶動經濟增長的生產要素，都存在嚴重的體制問題，並且主要集中在市場化改革不到位這一點上。這些問題的出現，從根本上說還是由於政府在行政管理中，沒有分清與市場活動的界限。國家對微觀經濟活動干預過多，出現了宏觀管理“微觀化”和“以批代管”的現象。加上一些部門職責交叉、機構設置不合理、行政效率不高，極大地抑制了各類生產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要建立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系，必須進一步簡政放權，最大限度減少政府對微觀事務的管理。近年來，我國大幅度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在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實行了負面清單制度，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放松對生產要素市場的管制，降低交易成本。下一步，對凡是市場機制能夠調節的經濟活動，政府都應當一律取消審批。同時，公開現有審批事項的“總清單”，逐步從“精簡”審批事項過渡到“精選”審批事項。（商業見地網）

本文摘自東方出版社出版的《供給側改革》一書，作者范必，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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