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債務危機警示中國：不要沉迷短期的財富杠桿

長江商學院經濟學教授李偉撰文指出，在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今天，結構性矛盾日益凸顯，一方面，勞動力成本和資產價格的迅速上升削弱了中國實體經濟的競爭力，另一方面，高企的地方政府債也給經濟發展帶來了潛在的威脅。希臘債務危機提醒我們，只有深化改革，直面矛盾，及時進行經濟結構調整，才能引領中國經濟邁向中高速發展的新前路。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希臘痛苦的今天對中國有些什么警示？只要是市場，就必然會有波動，而波動就意味著風險，而在波動較大的國際市場中，只有不斷提升本國的核心競爭力，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來改善人民的生活，而不是一味的訴諸於再分配和高福利政策或者沉迷於短暫的財富杠桿效應，才是一個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在過去的一個月，希臘債務危機經歷了戲劇性的轉變，從公投的否決到左派總理的迅速轉向，救援協議牽動全球神經。2008年金融危機至今，希臘實際gdp下滑25%，失業率迅速攀升，財政緊縮，政治動盪。債務危機為何持續數年仍然找不到解決方案，緣於更深層次的希臘經濟結構失衡，而只有經歷艱難的結構調整，希臘才能真正走出困局。

貿易失衡：競爭力下降的邏輯

經常項目赤字反映的是一國進口大於出口導致的貿易失衡，2001到2008年，希臘經常項目赤字迅速上升，尤其是2008年，經常項目貿易赤字占gdp的比例達到了驚人的14.4%。是什么原因導致了希臘持續的貿易失衡？貌似復雜的答案背后有著一個清晰的邏輯，那就是希臘在加入歐元區后不斷下降的國際競爭力。

經濟學中的赫克歇爾-俄林模型認為，一國將出口其要素稟賦相對密集的商品，因為該國生產其要素稟賦相對密集的商品成本更低，從而更具國際競爭力，正如過去中國在生產勞動密集性商品時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一樣。而一國生產要素成本包括其所擁有的勞動力、資本和自然資源，在全球化的今天，資本和大多數自然資源都具有高度的跨境流動性，而勞動力的跨國流動常常受到各種限制，屬於自然資源的土地當然是不可流動的，因此一國的不可貿易生產要素成本包括勞動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也就成了衡量一國競爭力的重要指標。

危機前，希臘勞動力工資成本迅速增長，從2001到2007年，希臘小時工資年均增長達到5.6%，大幅超過同時期德國年均0.9%的增長速度。工資水平上升本身並不會對經濟造成負向影響，如果工資上漲是由勞動生產率的改善而驅動，工資上升就是經濟增長的一個自然結果。但希臘的狀況卻恰恰相反，工資成本的上漲要快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從而導致希臘出口商品和服務的國際競爭力下降。例如，從反映工資水平和勞動生產率關係的指標單位產量勞動成本來看（單位產量勞動成本等於小時勞動工資除以小時產量，該指標上升意味著工資上升快於勞動生產率改善）。2001年，希臘單位產量勞動成本僅為德國單位產量勞動成本的五分之四，而到2007年，希臘單位產量勞動成本超越德國，意味著希臘相對德國的競爭力在這6年間大幅下降。而從衡量國際競爭力的另一指標實際匯率水平（通過單位產量勞動成本調整）來評價，希臘自2001年開始實際匯率（經單位產量勞動成本調整）迅速升值，意味著希臘商品和服務的生產成本相對他國上升，也反映了該國競爭力的下降。

在加入歐元區后的同一時期，希臘房地產價格也經歷了火箭式的上升過程，房地產市場的景氣，給希臘這樣一個小國經濟造成了重大的“荷蘭病”式的后果。土地成本和勞動成本同時上漲抬高了希臘工商部門的成本，大幅降低了希臘實體經濟部門的國際競爭力。從希臘與德國的房價對比來看，為什么希臘房價（經cpi調整）經歷了過山車似的波動而德國房價卻（經cpi調整）保持著穩中有降的態勢？這與德國法律與經濟政策有關。德國憲法明文規定“德國是一個高福利國家”，德國住房建筑法將住房定義為福利和公益，因此歷屆德國政府都將保障居民用房作為其主要目標之一，而炒作房地產價格更是被法律所禁止，法律規定如果地產商制定的價格高於房地產“合理價格”50%則將觸犯刑法。嚴厲的管制使得德國房地產價格相對物價水平呈現穩重有降的態勢，這有力地保證了德國實體經濟的競爭優勢。

勞動力成本和土地成本的同時上升降低了希臘出口的國際競爭力，而工資上漲和房地產價格上漲帶來的居民財富效應又推動了進口的增加，最終體現為希臘快速上升的貿易赤字。根據國際收支原理，一國經常項目的逆差往往伴隨著資本項目的順差，外國資本流入希臘，持有銀行貸款、國債等資產，希臘整體負債率迅速上升。

財政失衡：加入歐元區的“福利”

2010年，當希臘新任政府總理帕潘德里歐赫然發現巨大的財政赤字黑洞時，危機的種子其實早已埋下。2007年，希臘中央政府債務占其gdp的比例達到了120%，巨大的財政赤字在經濟上升期時仍然可以保持穩定，因為預期收入的上升可以讓債權人足夠安心。但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經濟陷入蕭條，希臘優勢產業如航運業和旅遊業也迅速跌入低谷，伴隨著經濟增長的放緩，希臘的財政失衡問題開始浮出水面。

市場的自我調節機制在於，當希臘財政失衡以及競爭力下滑帶來財政赤字規模和貿易赤字不斷上升的時候，反映在經濟基本面上，應體現為融資成本的上升，而融資成本的上升又會反過來約束政府和家庭部門的借貸行為，從而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

然而2001年希臘加入歐元區，扭轉了應該到來的結構調整。強勁的歐元，吸引著國際投資者購買歐元資產。希臘也搭上了歐元的便車，融資成本迅速下降，投資者對於歐元的強勁信心超過了對於希臘經濟基本面的關注，希臘國債收益率迅速向德國靠近。加入歐元區后，希臘融資成本下降了超過50%，低利率加上政府的高福利措施刺激了希臘的融資需求，2007年希臘中央政府債務總額較2001年提升了51%。

加入歐元帶來的融資“福利”推遲了希臘本應到來的結構調整，也掩蓋了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結構性矛盾。正如巴菲特所說：“只有當潮水退去的時候，才知道誰在裸泳。”隨著世界性經濟周期拐點的到來，希臘的貿易失衡和財政失衡問題就集中轉變為希臘的主權債務危機。

債務危機的解決之道：經濟結構調整

一國的主權債務通常用本幣計價，而應對債務危機，最高效的路徑就是貨幣貶值，一方面可以增強該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改善一國經常項目，另一方面根據國際經濟學理論，貶值到位的貨幣，會激起投資者的升值預期，從而使得該國資本項目也將保持穩定。身處歐元區的希臘，不具備貨幣貶值的條件，歐洲央行更不可能為希臘特立獨行。擺在希臘面前的僅剩下艱難的結構調整之路。

下調工資福利，也就是對內貶值，將加強希臘服務與貨物出口的國際競爭力，從而改善希臘的經常項目，同時減輕政府財政負擔。但這個選項也是一劑苦藥，在一個民主制國家中，削減福利津貼的措施總是會遇到巨大的政治挑戰。當前希臘失業率高企，尤其是年輕人失業率達到驚人的61.4%，如何讓國家接受削減福利津貼的法案，讓年輕人回到工作崗位上，是希臘領導人的巨大挑戰。

違約退出歐元區是最後的選擇。但退出對希臘銀行系統也將會造成致命打擊。一戰時，奧匈帝國的分裂導致統一貨幣聯盟的分崩離析，各國紛紛推出本國貨幣以取代聯盟貨幣。這一舉措在聯盟內部引起了巨大的混亂，各國居民都想選擇預期更強勢的貨幣進行轉換，人們用火車將貨幣運出邊界，即使政府迅速關閉國境線，也無法阻止存款的搬家，金融系統的崩潰。前車之鑒，不可不察，同樣，希臘的退出，以及希臘貨幣的大幅貶值預期，也可能導致希臘存款的大搬家和希臘資產的崩盤，而國家能不能浴火重生仍然是一個不確定的未來。面對退出歐元帶來的巨大成本，希臘人民有沒有做好承擔后果的勇氣。

在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今天，結構性矛盾日益凸顯，一方面，勞動力成本和資產價格的迅速上升削弱了中國實體經濟的競爭力，另一方面，高企的地方政府債也給經濟發展帶來了潛在的威脅。希臘債務危機提醒我們，只有深化改革，直面矛盾，及時進行經濟結構調整，才能引領中國經濟邁向中高速發展的新前路。

（作者介紹：李偉教授是長江商學院經濟學教授，案例中心與可持續發展中心主任。他曾在杜克大學和弗吉尼亞大學獲得終身教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