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黎明：伊朗核協議——背景、意義及影響

作者華黎明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本文刊於8月1日共識網。

在歷經一年零九個月的艱苦談判之后，伊朗核問題相關各方於7月14日在維也納達成了解決伊核問題的最終協議--《全面聯合行動計劃》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 (jcpoa)。這場持續了13年之久的重大國際爭端最終得到政治解決。這是全球地緣政治結構大變動的必然結果，其意義和影響也將遠遠超越美國與伊朗的關係和核不擴散體系。

伊朗核問題獲得解決的歷史背景

伊朗核問題發端於2003年。2001年911事件爆發，美國攻打阿富汗得手，新保守主義在布什主導的白宮喧囂塵上。2002年布什總統發表《國情咨文》將伊拉克、伊朗和朝鮮列為“邪惡軸心”。2003年布什政府幾乎在發動伊拉克戰爭的同時，以核問題為切入點，發起了一場旨在壓垮伊朗伊斯蘭政權的外交戰。伊朗改革派總統哈塔米對美國發出的一系列和解信號和英、法、德三國的調停(包括暫停核計劃)均被美國拒之門外。2005年伊朗重啟核計劃，加緊提升核技術，10年內接近核門檻。國際社會遂與伊核問題的解決失之交臂。

小布什第二個任期遭遇了伊拉克戰爭的困境，在伊核問題上，除了制裁不斷加碼以外已無計可施。

2009年奧巴馬入主白宮時，世界形勢已發生了巨變。布什政府發動的兩場戰爭將美國拖得筋疲力盡，加上2008年的金融危機大大降低了美國主導和管控全球事務的能力。與此同時，中國的迅速崛起使世界的政治和經濟中心轉移至亞太地區。於是奧巴馬制訂了“戰略東移”和亞太“再平衡”的戰略，同時為了改善美國在中東的形象和減輕美在中東的負擔，奧巴馬接受了從中東“退場”的計劃：從阿富汗和伊拉克撤軍;解決以巴衝突和伊朗問題;減少對中東石油的依賴。在此背景下，2010年美國主導下的5+1與 伊朗的核談判啟動。

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美國的中東政策已走到十字路口。因為，美國冷戰后維持中東霸權的代價已經變得十分昂貴。2013年敘利亞“化武換和平”事件是一個標志，表明美已無力在中東使用武力來實現自己的意志。在伊核問題上，盡管奧巴馬入主白宮之初仍堅持“一切選擇仍放在桌面上”，但事實上，到那時美只剩下兩種選擇：制裁和談判。

2011年爆發的 “阿拉伯之春”以后的中東戰略格局的變化使美伊雙方發現，他們之間的利益交匯點正在超過矛盾。

阿富汗、伊拉克戰爭后，美既擔心伊朗的崛起，更懼怕遜尼派極端勢力的威脅迅速上升，果然2014年“伊斯蘭國”異軍突起。美之所以對敘發動軍事打擊躊躇不決就是因為美不想為敘遜尼派極端武裝作嫁衣裳，美寧愿讓敘各派相互斗爭，相互抵消，而不愿讓任何一派掌權。美國與沙特的矛盾由此而生。美不能容忍沙特在國內鎮壓基地組織，卻在敘利亞和伊拉克支援瓦哈比派極端組織。隨著美能源自給度增加，美依賴沙特石油供應狀況已經改變，沙特在中東自相矛盾的政策不再符合美利益。在這里，尤其在打擊“伊斯蘭國”的問題上美伊找到了共同點。

“阿拉伯之春”也是美重新考慮對伊關係的重要因素。伊朗革命36年，美國一直在等待伊朗“人民起義”推翻現政權。“阿拉伯之春”發生后，美又一心期待中東會出現一批“自由派政權”，而這未發生。埃及的廣場運動以軍人政變告終，敘利亞變成一場內戰，巴林的街頭抗議被沙特鎮壓，利比亞內戰再起。很明顯，美國期待的“人民起義”短期內在伊朗不會發生，即使發生，其后果未必對美有利。

推翻伊現政權不可行，大規模軍事入侵不可持續，與以色列共同打擊伊核設施，美、以並無把握能全部摧毀，唯一可行的就是制裁。在中東局勢大變的情況下，美不能只依靠沙特和以色列，在中東必須有更多選擇，因為沙特與美利益並不一致，而以色列並沒有單獨軍事解決伊朗問題的能力。這些現實迫使美國重塑對伊朗政策，而此時伊朗也有此需要。

伊拉克戰爭后，伊朗苦心經營建造一個從阿富汗到黎巴嫩的勢力范圍，其關鍵是維護和控制敘利亞巴沙爾政權。但是，敘內戰爆發后巴沙爾政權實際上已失去了對敘的絕對控制，對伊朗最具威脅的是“伊斯蘭國”武裝的崛起。伊朗的勢力范圍在伊拉克也發生了斷裂，“伊斯蘭國”成為挑戰伊朗安全的心腹之患。

伊朗的核能力獲得了迅速發展，但是，由此帶來的經濟制裁的后果已接近其耐受力，收入銳減，國庫空虛，迫使哈梅內伊改變主意，容忍魯哈尼當選。魯哈尼懂得，為了現政權的穩定，伊朗必須重新設計外交政策。

美伊關係緩和的條件日趨成熟。以2013年魯哈尼當選伊朗總統為契機，美國與伊朗關係出現了戲劇性變化。美國總統奧巴馬在聯大發言時破天荒地宣布，美國“不謀求改變伊朗政權，並尊重伊朗人民和平利用核能的權利”。赴紐約出席聯大的伊朗總統魯哈尼也向美國做出了改善關係的姿態。魯哈尼與奧巴馬通了電話，美國與伊朗從對抗走向真正意義的談判。奧巴馬與魯哈尼借助“國際六方”+1的平臺就核問題進行了為時21個月的認真的討價還價，雙方都有所妥協，伊核談判終於修成正果。

伊核協議的歷史意義和影響

一、世界避免了一場災難性的戰爭。2003年伊核問題浮出水面后戰爭的陰影始終籠罩著中東上空。當美軍占領巴格達時，美國的新保守主義集團就盤算著要“將民主和自由的火炬從巴格達傳遞到德黑蘭”。在伊核問題上，美國設置的底線就是伊朗放棄核計劃和核技術，實現“零濃縮”。這無異於要伊朗放棄主權，徹底投降，顯然其終極目標就是要實現伊朗政權的更迭。盡管2005年后布什政府對伊朗政策的主線是制裁，但是從未放棄動武的選擇，所謂“所有選擇都放在桌面上”。美還作了切實的戰爭準備，研制了專門用來摧毀伊朗地下核設施的鉆地炸彈，五角大樓反復做了進攻伊朗的沙盤推演。以色列也不遺余力地推動美國毀滅伊朗的核設施。一旦伊朗的技術跨越核門檻，一場毀滅性的戰爭不可避免。通過此次核談判，已經騎在核門檻上的伊朗被逼回核計劃的初級階段，奧巴馬也正式宣布“美無意改變伊朗現政權”，戰爭的引信被拔除，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中東再無爆發第三次大規模戰爭之憂。

二、創造了通過和平談判維護核不擴散體系的先例。1968年聞世的《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pt遏制了世界上核武器擴散的勢頭。冷戰期間，除了以色列，世界上未出現新增的核國家。冷戰結束后世界局勢失去平衡，一批中小國家開始對核武器趨之若鶩。印度和巴基斯坦首先獲得突破，進行了核試驗。伊拉克、伊朗、利比亞和朝鮮都躍躍欲試加入這個行列。美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和npt遊戲規則的制定者出於一己的私利對上述各國采取了不同的態度和政策，於是國際防擴散出現了三種不同的模式：一是容忍，如印度、巴基斯坦和以色列;二是動用武力，如伊拉克和利比亞，其領導人還遭肉體消滅;三是經濟制裁和外交孤立，如朝鮮和伊朗。事實證明，這三種模式均非防止核擴散之道。容忍對核擴散是一種獎勵，自然不可取;發動戰爭本身就違反《聯合國憲章》，而且造成有關國家和地區的局勢長期動亂;制裁適得其反，朝鮮和伊朗都在制裁中發展了自己的核力量。此次伊朗核談判雖然萬分艱難，耗時耗力，最後還是外交智慧戰勝了暴力，為和平解決防止核擴散提供了一個嶄新的思路，和有效的解決辦法。

三、美伊關係的緩和將改變中東地緣政治地圖。美伊結束對抗是一個歷史性的事件。美國是超級大國，伊朗是地區大國，美伊關係對中東形勢有決定性的影響。1979年革命后，伊朗脫離了美國陣營並與其對抗，中東國家出現了新的排列組合。先前與伊朗一起為美國看家護院的盟國以色列、沙特和埃及轉變為伊朗的敵人。發生在上個世紀80年代的兩伊戰爭是中東國家重新站隊的標志性的轉折，多數阿拉伯國家在美國大力支援下在“遜尼派”的大旗蠱惑下幫助伊拉克擋住伊朗這股“什葉派”禍水。中東長達36年之久的所謂“遜尼派”和“什葉派”之爭實際上是與美伊對抗的衍生物。伊朗的革命政權試圖以一己之力挑戰美國的霸權將美國逐出中東，美國則不能容忍伊朗的伊斯蘭政權。中東各國都被卷入其中。911事件和美國發動的兩場戰爭為伊朗提供了十年的戰略機遇期。伊朗利用這個機會發展了核力量並將自己的勢力擴展到阿拉伯心臟地帶。當美國從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噩夢中醒來向亞太調兵遣將時發現在中東isis洶涌襲來，而伊朗的崛起已不可逆轉。美國奧巴馬政府深知美國無力改變伊朗現政權，而延續與伊朗對抗的政策，不僅isis、敘利亞、也門乃至以巴問題無解，而且使美國在中東進一步受制於以色列和沙特，延誤戰略東移。

伊核協議簽訂后，美國雖然試圖大力安撫以色列和沙特等中東盟國，但是美國緩和與伊朗關係的勢頭已不可阻擋，歐盟將大舉進軍伊朗市場，伊朗將作為一個平衡器被注入中東，以色列和沙特的戰略地位將會下降，伊朗將會配合美國成為這一地區反恐的主力。

四、伊朗伊斯蘭政權在中東站穩了腳跟。2013年美國總統奧巴馬在聯大對伊朗的“雙承諾”歷史性地改變了伊朗36年來被制裁和被孤立的地位，伊朗現政權的生存權得到美國的承認，象征伊朗主權的和平利用核能權利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伊朗的外長與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德國外長同桌談判，並與美國國務卿進行長達數十小時的面對面對話。這是伊朗正在崛起的象征，談判本身不僅徹底改變了伊朗“國際棄兒”的形象，也大大提高了伊朗的國際地位。聯合國安理會已通過決議取消了對伊朗的制裁，一旦核協議在美國會獲得通過，伊朗不僅可獲得一千多億美元的資金，恢復石油的正常出口，而且伊朗將迅速成為世界上投資熱門的市場。擁有特殊戰略地位、世界第三石油資源和人口人才優勢的伊朗一旦融入全球化體系，經濟起飛指日可待。

福兮何所依。核協議達成后，伊朗的大門將不可避免地向西方打開，西方的意識形態和顏色革命的思潮將隨資金技術如潮水般涌入伊朗，占人口75%的伊朗年輕一代對民主和開放的訴求可能激增，這對伊朗現政權將是嚴峻的考驗。

后伊核時期

伊核協議已經簽字，但是協議的命運仍面臨不少不確定因素。在美國，被奧巴馬政府視為外交 “杰作”的伊核協議事實上尚未被美國公眾和國會認同，民調結果55%的美公眾對伊核協議持否定態度，紐約時代廣場萬人集會抗議奧巴馬政府與伊朗簽訂核協議。占據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多數席位的共和黨正在竭力推動60天內否決伊核協議。兩年后美國政府換屆，新當選的總統是否繼承奧巴馬政府的這筆外交遺產尚在未知。協議在伊朗國內也遭到強硬派的反對，他們指責魯哈尼政府簽字的協議“喪權辱國”。伊朗議會決定對協議審議80天。以色列和沙特公開聯手，指責美國放縱伊朗的“核野心”。因此，伊朗核協議的執行出現反復乃至逆轉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然而，世界大勢已變。美國不會放棄中東，但在中東發動戰爭的時代畢竟一去不復返，對美國來說，解決伊朗核問題妥協、談判是唯一的明智選擇，無論美共和黨，還是以色列和沙特都不可能將美國拉回中東的戰場，為核問題與伊朗打一仗。

美伊關係緩和以及伊核協議的簽訂是中東地區具有分水嶺意義的歷史事件，在后伊核時期，美國將以為最低的代價維系它對中東局勢的主導權，減少以色列和沙特對美國中東政策的掣肘，將伊朗推上反恐戰爭的第一線。以、沙退潮，伊朗漲潮是必然的趨勢。

美伊經過艱難的談判達成了核協議，這只解決了美伊長期積累的敵對關係的冰山一角，美伊關係完全正常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正如奧巴馬所言，美伊目前的關係“不是建立在信任，而是核查的基礎上”。核心問題是雙方需讓渡自己部分的最關切的利益，伊朗承認美國的主導權，並承諾不將美國趕出中東。美國確保不損害伊朗政權的安全，承認伊朗的地區大國地位。美伊關係處於非敵非友的后伊核時期為歐盟、俄羅斯和中國在伊朗和中東施展影響和博弈提供了足夠的空間。（歡迎關注人大重陽新浪微博：@人大重陽，微信公眾號：rdcy2013）